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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倭”到“和”:中日关系史的最重要事件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中国新闻网   发布者:全球军事网
热度70票  浏览154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12日 10:18

  如果要以一个汉字来指代日本的话,毫无疑问,稍知日本的人,都会拈出“和”字来。其实以“和”指称日本,就像“日本”这一国名的成立一样,都比较晚起。在汉字汉文传入日本以前,历经绳文、弥生一万余年,日本社会经历了有日语(口头话语)而没有日文(书面言语)的“先语言”文明时代。其“日语”是本土原住民绳文人旧 有的,抑或是“渡来人”(外来移民)携带而来的,还是“渡来人”的语言和土著话语融合而成的,在日本学界分歧很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古坟时代(3世纪中至7世纪末)四百余年间,汉字汉文由“渡来人”、行旅僧民和外交使节传入日本,使得原先的话语(后世称为“大和语”)逐渐开始汉字化和文献化。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长期处于小国林立,传入的汉语很可能主要在大陆系的“渡来人”集团以及与之有交往的部族之间流传。

  在此期间,中国的史籍开始较为详细记载日本国情,如《魏志.倭人传》(成书在先)和《后汉书.倭传》(成书稍后)等,都沿用更早的《汉书.地理志》,称日本为“”国。秦汉以来,史家多以音译给四裔国家命名,他们大多奉“华夷之辨”为圭臬,独尊中原,鄙夷四裔,音译汉字多寓贬义,如“身毒”(印度)、“匈奴”(中亚诸国,古称“鬼方”、“猃狁”)、“狗奴”(日本岛小国)、“狗邪”(朝鲜半岛小国)等。《汉书.地理志》“燕地”条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在朝鲜半岛,汉武帝时所置郡,其海中之国当指日本无疑,这可能是现存文献中以“倭人”指称日本人的最早记录。《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提到“燕南倭北”,称“倭属燕”,而燕地旧时领属部分半岛地区,“倭”当在其中。鉴于《山海经》保存了很多周秦的原始史料,很有可能“倭”的名称起源于秦汉之前,原为半岛南部的地名或部族名。后来有学者落实“倭”原先当指半岛古国“加耶”(即狗邪),后来延及日本,因此以“小倭”称加耶、“大倭”称日本加以区别。

  加耶为朝鲜半岛最南端的一组小国,四世纪初从三国的弁韩脱离出来,直到六世纪中消失。因为和日本岛隔岸相望,为半岛和日本交流的最前线,《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曾在该地建立过政权机构“任那日本府”,为古代朝日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如果“倭人”先指该地区的半岛部族,然后延指日本,也不无可能,只是“倭”名成立,早在加耶成国之前数百年。《魏志.倭人传》未曾提及加耶,其中也确实有“大倭”一名,但细绎其义,似指有地位的“倭人”,并非特指日本岛上居住的一般“倭人”。“倭”很有可能起源于指称“加耶”及其先族,但《倭人传》的传主却是专指日本人无疑。

  至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倭”族起源于何处?近年来很多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都在加以研究。鸟越宪三郎在1992年出版的《古代朝鲜和倭族:神话解读和现地踏查》,提出过倭族起源于七千年前长江下游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其中一支后来北上,通过山东半岛进入朝鲜半岛,征服了岛上原住的濊族和貊族,于纪元前三世纪、二世纪之间,在半岛南部建立其最早的政权“辰国”。辰国是“三韩”辰韩的前身,也有研究者认为其余两韩“弁韩”和“马韩”也起源于辰国。战后不久,江上波夫提出了著名的“骑马民族国家”说,指称日本古代国家起源于东北亚的“骑马民族”,他们在四五世纪之际渡海征服日本,建立了统一国家“大和王朝”。一部分学者进而指称“骑马民族”便是来自起源于“倭”族的辰国,其中一系为日本皇族的祖先。

  关于日人称“倭”,早在九世纪初成书的《日本书纪私记》就有过这样的推测:“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余里,日出东方,升于扶余,故云日本。古者谓之倭国,但‘倭’意未详,或曰取‘我’之音,汉人所名之字也。”可能当时旅行中国的日本人称自己的国土为“”(wagakuni意即“我国”),“wa”与“倭”相近,华夏的史官便以“倭”称日本,可以聊备一说。“倭”字不见甲骨文,似为两周时新出之字,《说文》释为形声字,有“顺”之意。“倭”字其实也是“右文”字,其本字当为“委”,《说文》释“委”为“随”,“顺”、“随”同义。《汉书》称日人“岁时来献见”,恪守当时的外交礼仪,不逾分际。《魏志·倭人传》也记载日人主“敬”,描写其“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可见当时阶级差等之间,以“恭敬”相安。

  日本岛上从弥生时代以来,小邦众多,《汉书》和《魏志》都记载有百余国之多,其中较强大的有三十余国联盟体“邪马台”国(约57-247),全盛期由女王卑弥呼统治。“邪马台”的日语古音为“Yamato”,《日本书纪私记》对此亦提出解释:“通云‘山迹’,山谓之‘耶麻’,迹谓之‘止’。……是以栖山往来,故多踪迹,故曰“耶麻止”。又古语谓居住为‘止’,住于山也。”如前所述,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已有话语,后来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记流行,只要同音,即可使用,初不在乎其字本义。所以来自大陆的“邪马台”也好,源于本土的“夜麻登”(《古事记》)、“夜摩苔”(《日本书纪》)、“耶麻止”(《日本书纪私记》)也好,所指为同一物事,只是表记符号不同而已。此外在表意上,除了“山迹”、“山止”之外,尚有“山门”、“山处”等多种表记,其后一字的发音皆为“to”,都表示邪马台国旁山筑城而得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人似乎接受“倭”或者“邪马台”等为其国名,一直到飞鸟时代(592-694),在全面接受汉字、了解字义褒贬之后,国名称呼才有所改动。

  飞鸟时代的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593-628在位)和圣德太子朝廷,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并且比较完整地引进隋唐典章制度,以及儒释道文化,通过完善官制(排定“冠位十二阶”)和构筑官方意识形态(制定“宪法十七条”),组建朝廷集权统一国家。到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645-654在位)推行“大化改新”,改革“国郡制”,进一步强化“律令制”,并完善冠位、礼法、户籍、土地、税收等制度,对外利用朝鲜半岛诸国纷争的局面,出兵干涉,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663年的“白村江战役”,飞鸟朝廷投入42,000兵士和800余艘船舶,在朝鲜半岛洋面和大唐、新罗联军作战。对比当时唐、罗联军的12,000兵士和170余艘船舶,可见倭军兵力强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飞鸟朝廷开始滋生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意识,其最初的标志性事件为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即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节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携带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其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引起外交风波,隋炀帝指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当时隋朝陷于出兵朝鲜半岛的战争,国力大衰,使东亚诸国的势力平衡发生变化。圣德太子精于汉籍,以“日没”喻隋朝,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显示飞鸟朝廷不甘于“属国”地位。炀帝虽然不高兴,但次年还是派遣文林郎裴清出使日本,作为回访。《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于是回了一信,开端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语气虽然恭敬,但以“东天皇”对应“西皇帝”,平起平坐,据说倭皇自称“天皇”始于此信。

  大概基于这种平等意识,飞鸟朝廷开始审视其认为“不雅”而近于蔑称的“倭”之国号。圣德太子一生礼佛,但他最为服膺的是儒学典籍《论语》,他从其中撷出“和为贵”一句,作为其“宪法十七条”的首款。“和”的音读“wa”,和“倭”完全一致,而其释义有“柔软”一项,日人训读为“”(yawaragi),也和“倭”义相同,于是就被拈出替代“倭”字,成为新的国号。“大和”成了“大倭”的新表记汉字,“邪马台”的汉字表记也被“大和”替代,但保持其“Yamato”的训读。从《论语》而来的“和”字,于是成了日本的标志。

  差不多与此同时,从“日出之国”引申而出的“日本”开始成为正式的对外国号,并最迟在《日本书纪》成书的八世纪初开始广泛流行。盛唐张守节在723年撰成的《史记正义》里提到:“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应该有所本。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铭,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称井氏母国为“国号日本”。很显然,新国号“日本”最晚在八世纪初已经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

  从“倭”到“和”,因此成为古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赵坚 本文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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