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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外交风云人物 ——虎口夺食的曾纪泽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中国军网   发布者:瓦格良
热度66票  浏览6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9月27日 20:52

曾纪泽(1839一1890)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清史稿》称他“少负隽才”。 1878年(比郭嵩焘晚两年)出使英法,后又兼任使俄大臣,前后共八年。

同魏源、郭嵩焘一样,曾纪泽是中国封闭式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极少数能适应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在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的时代,他广泛学习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并著文推广。他32岁开始学英文,能用英语交谈、写作、核对外交文件。

出使前西太后召见他,他自信他说:“臣略懂英文”(《曾纪泽使西日记》)。西太后对外交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她问曾纪泽“外国可有总理衙门?”“你既能通语言文字,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曾回答:“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一则朝廷体制(国家尊严)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外交官)亦可惜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

曾公使出国之前,对国家日益衰弱十分担心。他借西太后召见他时说:“‘办洋务(外交)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力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

在英国他用英语写了一篇论文《中国:睡与醒》发表在1887年1月《亚洲季刊》上,该文结尾说:“忘却一次战败比忘却由于战败的结果而产生的那些情况要容易得多”,“由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发生的许多事情而使中国可能已经尝受到的任何创痛现在已经痊愈,并且早就被抛在脑后,但是说起那个时候强加在她身上的条约,情形就两样了。”

他指出,中同不应该忘记“强加在她身上的”《北京条约》。面对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并未战败而屈服,他忧心忡忡,期望能够使中国“免受埃及遭遇到的命运”。

曾纪泽在八年出使和在国内从事洋务的工作中,为国家办了不少好事。其中最突出的是同沙俄重开收回伊犁的谈判。1879年,吏部左侍郎崇厚在彼得堡与俄方签订了“里瓦机亚条约”。

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丧权太多的条约,1880年7月,复命曾纪泽为新任驻俄公使,重新就收复伊犁一事与俄方交涉。 曾纪泽使赴俄前,总理衙门训令他,若俄方态度顽固,不改前约,就“大可允缓,能将崇厚原议作罢,便可暂作了局”(《清季外交史料》卷21)。国内意见很不一致。

李鸿章认为“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而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曾纪泽在赴俄前给朝廷上了一篇奏折,表示既不同意李氏的退让的政策,也不赞同左氏强硬的主张。他头脑比较冷静,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内乱外患中,对俄过分强硬而致战,未必是上策;但也不能无条件退让,只能审时度势,“折冲樽俎”分界问题为“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实力,百折不回”,而通商一事,“似宜从权应允”,作些让步,以免“决裂失和”。

他的建议用当代语言评价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外交涉有理有利有节。中方的“理”在于,俄国占领伊犁时已向中国表示这个行动是 “代为克复”;当时中方的“利”在于,左军平定回、疆之乱,士气尚存,俄国与其他列强矛盾很深;而交涉中应当“有节”的原因很明显,中俄实力对比仍是敌强我弱,要价太高,也不现实,何况俄国已造成了占领这一“既成事实”讨回伊犁,无疑等于虎口索食,用曾纪泽自己的话说,就是“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曾惠敏公遗集》卷3)。

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一行到达彼得堡。递交国书后,立即草拟“噜太司特”(抗议照会),对“俄以兵船胁制我华”表示不满。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外交部总办热梅尼对他“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在后来长达六个月的艰难交涉中,他常常一人舌战吉尔斯、热梅尼和后来回到彼得堡的驻华公使布策三人。曾纪泽在谈判中从容对付,不屈淫威。他主动拟就新约的六条“节略”给俄国外交部后,吉尔斯吼道:“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

俄方声称将由海军大臣同中国交涉(意指战争)。曾纪泽在欧洲知道俄国在俄土战争中的不利地位,就让他的英法顾问同他们的使馆联系,一方面同俄国正面交涉。他指出:倘若两国不幸有失和好之事,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

俄方提出要中国赔偿“备边”费用一千二百万卢布。曾纪泽驳斥道:“既未开仗,何来兵费?”对方说:“如不答应,俄正欲一战。”曾公使没有被吓倒,反驳说:“胜负难知,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俄国当时国内动乱不已,国际压力也重,终于同意和平解决。最后在双方都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新约,尽管这个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毕竟收回了伊犁和帕克斯川大平原。

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德费伦爵士评价说,曾纪泽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外交家”。连他的对手,俄国外长吉尔斯也对他的才智赞扬不止,说他“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吉尔斯在1880年9月27日给热梅尼的信上说,曾纪泽“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钟叔河《使西日记序》)。

曾纪泽尽管有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臣仆。腐朽的清王朝没有以实际行动变法图强,弱国外交的主动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腐败的国内政治斗争使他“既为同僚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李鸿章语), 最后断送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中俄新约签订后不久,曾纪泽就回到法国就越南等问题开始交涉。1881年,他向法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不能承认法国胁迫越南所订的条约。嗣后又积极开展外交攻势,争取重新处理中、法、越之间的关系。中法战争,中国虽有马尾之败,却有谅山、临洮之胜。

与此同时,曾纪泽在巴黎议会内外活动,以“倾其执政府”,但清朝当权派畏敌如虎,硬要乘胜即收,不敢乘此机会夺回失去的权益。为了防止曾纪泽破坏和局,他们撤去他驻法公使的职务,只让他专任驻英公使,接着又把他调回国内,使一代外交家“一腔愤血,寝馈难安”(《伦敦禀九叔父》)五年后,这位近代外交史上的功臣因长期忧疾,年仅半百就谢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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