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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谈判:谈判桌上不让美国人占到任何便宜

热度18票  浏览2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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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到志愿军入朝以前,大体上是从1950年6月到10月。第二个时期是入朝以后,特别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也就是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周总理经常讲: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年,谈了两年。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正好三年。

当美国人和南朝鲜打到三八线时,这情况对我们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外交上有一句话叫“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对外斗争的风格。我们对外常讲: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这也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美国人打到三八线,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带一个信息给美国,警告美国:如果继续往前,往中国边境打,中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记得美军仁川登陆是9月中旬,因此,这句话大概是在9月底或10月间讲的。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长。我们事先向美国发出警告,打招呼,你胡来要惹祸。潘尼迦如实地把这话传到了美国去。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美军总司令是麦克阿瑟,国务卿是艾奇逊。但美国利令智昏,觉得自己军事上很得势,对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以为中国刚解放(西藏还没有解放),百废待举,中国有什么力量?有什么本事?能和美国打?所以根本不理。美军过了三八线后就长驱直入。10月初,我们就发动了抗美援朝。这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中国是打了招呼的,美国闯了这个乱子。周总理这个外交行动,起了很大的瓦解敌人、争取中间的作用,在全世界树立了这种认识:中国人讲话不是耍外交,说了要算的。这个重要的外交行动所起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很深远的。以后,在我们的对外斗争中,一直到70年代与美国重新建立关系时,我们中国说话算数这种威信、这种声望还是很大的。不妨看看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和文章,也都承认这一点。中国新外交的这种风格,就是通过周总理树立起来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给美国打了招呼,另一方面就争取派代表到当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干涉朝鲜、侵占台湾。这工作也是周总理直接具体领导的,大约在1950年11月。因为朝鲜战争6月25日一打响,27日杜鲁门就发声明,一是派兵到朝鲜,一是宣布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逻,实行军事上占领台湾。周总理就决定由伍修权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到安理会去控诉美国。这个决定在当时影响很大,我们到联合国是11月29日。我记得那天到纽约,麦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在眼里,在报上说圣诞节可以结束战争。但到了12月初,我们打了入朝以后第一仗,从新义州打过清川江。就我来说,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感到中国人光荣,真是抬起头来了。你没有本事,人家不会尊重你的。所以,我们讲道理控诉美国,与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两者一配合,就把中国的威望和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举个小例子说:英国人派头是很大的,这次就登门求教了,要求中国朋友可否考虑朝鲜停战?这是缓兵之计,怎么可能?

这些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当然是党中央、毛主席总的决定的,但具体的执行、实施(对外工作不仅应有大的轮廓,每一个战术步骤都要经过很好的考虑),就是周总理。有人说周总理是抗美援朝的总参谋长,这有道理,是这样。那时,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第一线的是总理。大的事跟中央商量。有人说包括部队在哪里,那个山头如何,那个首长的脾气怎样,周总理了如指掌都清楚。周总理在志愿军中威信高极了!从1950年10月直到1951年7月谈判开始,我们打了五大战役,前线指挥是彭老总,在中央直接负责、具体负责的是周总理。

朝鲜战争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冲到釜山这一带,后来美国反攻到鸭绿江,志愿军进去冲了一下,又退到三八线,稳住。这时,已出现了僵持的形势。大家知道,三八线就是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向日本受降的分界线。当入朝时以及后来,党中央也估计到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子手。要把美国完全从南朝鲜赶走,从整个形势讲也不合适。所以到1951年6月,打了一年,苏联出面提出,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在一个广播讲话中提出,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这个讲话后,美国司令李奇微马上写信给金日成、彭德怀两位司令员,表示同意,由双方举行谈判。我们方面也同意了,这就是停战谈判的开始。

大概是1951年7月初,周总理突然找我和李克农去。我个人没有想到形势发展那样快。他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那时毛主席也在。我问主席:准备去多久。他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主席的领导风格很值得回忆。他说:刚请胡乔木写了篇赞成停战谈判的社论,你改一下。今天你别的不干,就把社论改好,明天一早走。他的领导方法是:我们所谓社论无非是政治主张。你翻书先要掌握这些。主席很客气,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晚上我把社论稿写好了,就是《人民日报》7月初社论《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当时估计,这次谈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赞成就地停火。毛主席这话也有根据。周总理对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支持主席。他交待很细。我的感想是主席总的战略部署,具体的实施执行是总理来抓。比如主席说你把社论写好,把中央政策搞清楚,然后作个大的估计,具体的由总理来谈。

第二天我和李克农带着其他几名同志,到了安东,高岗在安东等着,还有些后勤问题要东北接济。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开灯,一有情况车就停下。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这里有一件和以后发展有关系的事。平壤到开城是大路,敌机经常轰炸,事先我们向对方说好了,我们在从平壤到开城去的几部汽车上覆盖白旗,表示是红十字会,请不要轰炸。同时,对方也通知我们:他们从汉城发的几辆车也挂白旗。开城虽说在三八线,实际上为我们控制,从板门店到开城还有十几里,美军来要经过我们盘查。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谈判开始后,7月初,我们提出很简单的几条:一、停火;二、三八线为界,划非军事区;三、释放战俘。我们以为这样一个意见,对方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意。双方不是已经有谅解了吗?马立克提出撤离三八线,李奇微给中朝方面的通知中也肯定这一点。中国提出这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但出乎意料之外,美国马上提出:不行,说:三八线只反映了双方陆军力量的对比,没有反映美方海空的优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报告中央。周总理很快指示: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主张。

谈判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7月、8月,原来双方已经同意开城是停战淡判地点,中立区,不来轰炸的。可是谈判碰到了美国阻挠后,美方就经常到开城进行骚扰。一直发展到9月轰炸中国和朝鲜代表团住地,我们当时很气愤,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快指示:你们义愤是对的,但要注意,只要美国不决心破坏谈判,我们不采取主动。关于轰炸,你们找对方联络官将是非搞清。在弄清是非后,采取适当措施恢复谈判。其精神是有理有利有节。事情很清楚,我们的飞机只过安东一点,到不了前方。我们不能炸他们,他们能炸我们。美国人赖不了。我们以为搞清了可以结束了。可是,美国又提出在开城谈判不便,因为开城深入我们地区,他们建议在双方交界处划一地点,双方不进入对方地区。周总理很快就看出:美国为什么要轰炸?因为它是大国,尽管在朝鲜受挫折,也不愿让他们的代表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低头。这一点当时周总理就在电话上讲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后,总理当面又讲: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事,现在它果真翻悔了。所以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弄清了是非,又恢复了谈判。从1951年底起,谈判地点从开城移到板门店。

1951年底到1952年,整个谈判处于僵持状态。一句话:美国人不服气不死心时,战争不会停止。运动战结束了,在僵持局面下志愿军不断给敌人打击,使他们的死伤积累起来越来越严重。这很重要。很多人以为战线没移动,没有什么文章。其实,真正使美国低头的,是停战谈判以后,志愿军和人民军毫不停息地给以杀伤。

接着,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战俘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志愿军战俘中很大一部分给蒋介石拐去台湾了。这构成了双方争吵中很大的问题。但这些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美国还不甘心。如果它没有办法了,甘心了,顷刻之间问题就会解决。1952年冬,美国内部也争论不决。这时美国要竞选了。美国方面提出停止停战谈判。中央的方针相当坚决:我们主张淡,你们停,我们奉陪。这时朝鲜战场上还很紧张。美国有一派主张敌后登陆,在元山、西海岸登陆,对我们还是很大的威胁。谈判也停了。我们作最坏的打算,但还争取谈判解决。周总理讲过多次,要打,跟你打到底;要谈,公平合理,不能比我们高一等,强加于我,那不行。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当权,杜鲁门下台,他们采取了一个方针:当时美国人在朝鲜伤亡很大,准备停战了。这时,周总理跟我们谈: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只要美国不甘心失败,它不会同意你的。1953年2月,美国军方有个传闻:停战谈判可以先谈伤病俘交换问题。周总理问我们意见。我们觉得谈判显然是美国主动停的,也应当由他们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看它如何做?到了3月底,整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也主张朝鲜问题快一点和平解决好。所以出现了两个因素:美国新总统上台,得采取新的方针;斯大林去世,名义上马林科夫是第一书记,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他的意见是作为苏共中央的意见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主张赶快停下来,我们党中央也同意这个意见。到2月下旬,美国方面正式提出:双方先交换病伤俘,同时恢复停战谈判。出现这种转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战场上给了美国以打击。话虽这么说,但到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师,打垮了他几个精锐师,整个局势才急转直下。

为了谈判的指导工作,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个电话直通谈判代表团。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打就不打,紧张时要临时请示就打。这是条专用线,苏联帮助搞的。它就在总理床头上,整个停战谈判中随时可以通话。还有电报,每天一份,包括:谈判情况、美军动向、美方记者的反映、我们的意见等。每天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一次(毛、金、彭)。电报先到周总理那里,日常工作由总理直接处理,重大问题拿到中央请示主席或常委。因为说个提纲,几句话就完了;具体办事,不胜其麻烦,战争停下来,事情之多,多得不得了。我们管停战的就有几个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等。特别是谈判快结束时,除了书面报告外,每天周总理早上睡觉前,一定要给他打电话。文字上写不清楚,就电话上报告,大小事都得请示总理。他需要时再问主席。有的他办了,事后送主席看。那时,从战争一下转向和平,事情多,头绪也多,周总理处理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我们部分同志,彭总不在内,签字时有的犯了大国主义。周总理非常注意,对我们教育。凡是不尊重金日成,不尊重朝鲜同志,独断专行的,他批评非常严厉。1953年7月27日签字。原来打算25、26日签字,因为一签字后就不能动,双方军队都要停战前取得最大成果。原来和总理讲好了:7月26日签字,前方都按这个准备了。忽然有一天,对方提出要推迟一天,我们也有工作没有准备好,双方都有打算。这时天快亮了,总理已经睡了。要拍板。这事授权有限。彭总已经到开城,在这里也不能作主。电话是我打的,杨尚昆接的。我说很重要,不请示总理没有办法。一般我也是不得已才找总理。他一天常只睡几小时,刚睡下又叫起,但这涉及中朝双方几十万军队的事。只能叫起他,请示他。周总理被叫醒了,马上发出一列指示。

确实战场上也好,谈判斗争中也好,跟周总理的心血操劳是分不开的。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们看外表看不出来。我在停战后在朝鲜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才回来。

(乔冠华,时为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1983年逝世。这是他生前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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