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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母到共产主义战士:前往苏联的宋庆龄

热度112票  浏览51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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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庆龄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她于1927年8月22日从上海乘船前往苏联的一段经历,起着非常关键的决定性作用。本文主要依据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上下册集中展示的最新文献资料,对宋庆龄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交往合作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整理。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正式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工作。同年4月,远东局征得共产国际同意,派谴中文名字为"吴庭康"的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在中国翻译杨明斋陪同下来到中国,计划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组建革命组织。11月20日,维经斯基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这是孙中山和他的年轻妻子兼英文秘书宋庆龄,第一次与苏维埃俄国及共产国际进行直接接触。不过,维经斯基连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当时所选择的合作对象,首先是最具实力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维经斯基会见孙中山,主要是想通过他去认识广东方面的实力派军阀陈炯明,在他眼里,孙中山只是一位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共产国际内部最早提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是化名"马林"的亨德立克斯约瑟夫斯内夫利特马里。马林本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名成员,1913年赴荷属爪哇岛从事革命活动,于1914年5月组建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从1916年开始,他指导东印度社会民主工党与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1920年,马林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且当选为执委会委员。1921年6月,他从莫斯科来到上海,直接领导组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

1921年12月10日,马林化名"西蒙博士",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广泛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决议--"在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应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进行反帝运动,以争取更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张太雷、陈友仁(尤金陈)和李禄超的陪同下,辗转来到孙中山设在广西桂林的大本营。由于双方都擅长英语,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主要是用英语进行的。在宋庆龄参加的一次会谈中,马林提出的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接受:第一点是国民党要改组成为一个联盟性质的政党,能够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的进步力量。第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个军阀。

1922年1月10日,马林根据他在桂林与孙中山会谈的内容,起草了《中国的复兴和同俄国的关系》备忘录,希望在此基础上同孙中山达成组建统一战线的协议。马林的建议虽然受到陈独秀等人的抵制,回到莫斯科后却赢得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1922年8月12日,马林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代表的身份,与新任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一同来到北京,越飞在北京主持与中国政府的建交谈判,马林赴上海指导国共合作。

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越飞极力讨好有"爱国将军"之称的实力派军阀吴佩孚,甚至打算以2000万美元担保贷款为代价收买吴佩孚及北京政府。此举遭到1922年12月30日宣告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的一致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为打破僵局,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因遭受陈炯明部队的驱逐而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

1923年1月17日,越飞带着妻儿和秘书抵达上海。第二天,在孙中山、宋庆龄位于上海莫里哀路29号的寓所里,孙中山与越飞进行第一轮会谈。1月26日,会谈双方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其中的第一项条款先由孙中山表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接着是越飞的表态:"中国最要紧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在苏联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由此确立。

 

二、前往苏联的宋庆龄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段祺瑞执政府为他提供的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行馆(今张自忠路23号)去世。作为孙中山的战友与伴侣,宋庆龄自此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决奉行者和维护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起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清党"运动。4月22日,宋庆龄同吴玉章、孙科、何香凝、董必武、林伯渠、徐谦、谭平山、顾孟余、经亨颐、于树德、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等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堕于蒋介石之手,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在这种局面下,从欧洲经苏联回国的前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然而,汪精卫随后所采取的,却是与蒋介石南京政府颇为一致的"分共"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正式宣布"分共"决定。宋庆龄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在前一天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的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7月17日,宋庆龄乘英籍太古轮船公司的航船,秘密离开武汉返回上海。为了争取宋庆龄的支持,正在追求宋美龄的蒋介石,不仅一再发出函电邀请宋庆龄参加南京政府,而且于7月25日派遣全权代表何应钦专程面谒,陈述"欢迎其到宁之意",被宋庆龄坚决拒绝。与此同时,远在莫斯科的苏联最高当局也把宋庆龄圈定为极力争取的重点对象。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

8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大举北伐,......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声明中还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当天凌晨3点30分,宋庆龄假扮成贫穷妇女,与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乘坐苏联总领事馆派来的汽车前往吴淞口,在那里乘坐苏联货船离开上海。同行的有陈友仁、吴之椿以及10名苏联顾问。

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在车站发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须继续给予我们援助。"

然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须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直到1981年1月12日,她才在写给传记作者爱泼斯坦的书信中,披露了自己当年的困境:"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

1927年9月16日,雷娜在写给丈夫的书信中透露了大致相同的信息:离开上海前,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苏联人会资助他们成立一个流亡政府。"他们拜访重要人物,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现在清楚了--再清楚不过--基金问题可不像在上海时所宣传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

此前一天即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叶甫根尼陈、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由叶努基泽同志负责。"

早在汪精卫"分共"之前,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一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邓演达,由于没有得到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充分承认和大力支持,在不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及军队有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好留下一份《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书面声明,化装成检查电线的铁路工人秘密离开。他沿着铁路线从武汉经郑州转陕西潼关,在那里赶上苏联顾问铁罗尼的车队并于8月15日抵达莫斯科。两天后,邓演达作为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客人应邀在欢迎大会上作《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

第二,"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

第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

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我们在过去犯了一个疯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说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命!!!"

作为结论,邓演达指出:"中国革命现在诚然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的历史意义是: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已经确实认识他们一直到现在的联盟者的背叛,确实认识到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败;只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关于自己的政治选择,邓演达解释说:"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为整个的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一度要把邓演达扶植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以建立新一轮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邓演达却以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为由予以拒绝,从而失去了斯大林的好感。

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公开发表《对中国及世界民众宣言》:"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本委员会特本此意旨与全党同志之希望,临时组织此行动委员会,......并临时行使革命之机能。"

执笔撰写"宣言"的邓演达,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就变成中共留苏人员的"敌人"。他应中山大学邀请,到该校作《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认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机的政客、病态的教授、大资本阶级、买办官僚......所把持","我们应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为此,他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听由共产国际摆布。

这样一来,邓演达不仅得罪了苏联当局,还引起在场的中共党员的强烈反对,他们用开闭电灯和脚踏地板的方式表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很快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

 

三、共产国际与宋庆龄

 

1927年12月11日,在驻广州苏联领事馆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等人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这次起义以张发奎第四军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叶剑英及特务营营长梁炳枢掌握的正规军,以及苏兆征等人领导的工人赤卫队为主力,很快占领了广州市区。起义军在攻克广州市公安局大院后,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广州公社",主席苏兆征(张太雷代理)、人民外交兼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理)、司法陈郁、经济何来、海陆军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赤卫军总司令叶挺、副司令叶剑英、总参谋徐光英。

12月12日,蒋介石电令张发奎"戴罪立功"镇压"广州公社",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张太雷,在激战中英勇牺牲,5700多名起义者遇难。12月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苏联副领事哈西斯及5名外交官被杀害。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绝交令,限苏联领事一星期内出境。停止苏联国营事业,并将苏联侨民分别遣回及注册,严拿俄籍共产党人士。

12月17日,宋庆龄致电蒋介石:"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为此,宋庆龄要求蒋介石遵守孙中山的"临终遗愿",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12月18日,蒋介石回电说:"对于最近采取和苏俄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步骤(他们的代理人就在最近还在广州进行大屠杀),我们承担全部的责任。......我们这里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你的电报和你继续留在俄国的决定都不可能出自你本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可以不受胁迫地表达你自由的见解,你就能为党作更多的贡献。"

12月23日,宋庆龄再次致电蒋介石:"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发表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来往信件的建议"。苏联《真理报》于第二天全文刊登了《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的来往电报》。

1927年12月,由共产国际牵头并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国际著名人士联合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第一次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并且滞留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于12月10日给大会发去了一份贺电。12月12日,她前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随后又因健康原因推迟了赴德时间。

1928年2月22日,邓演达从德国写信,建议到日本开展政党活动,并且请宋庆龄的母亲倪桂贞到日本养病:"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件事做成两件好事。我最近接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是叫我转致意给你的。彭泽民最近有一封很恳切的信来,我明后天就转给你看。总合起他们的意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因为这个十二分重要的使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但是我现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为我如果现在就去,那党的组织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这种关系的。......我盼望你十二分的留意秘密。"

3月23日,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副主任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帕维尔米夫,根据"中国委员会"的决定致函苏联副外交委员加拉罕,建议"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关于第三党的条款)的态度"。在这份函件中,远东书记处对于"宋庆龄未来政治活动的前景"做出以下安排:

 

(1)关于吸收她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的工作。制定在中国成立反帝同盟的计划,由她主动参加该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

(2)关于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行工作。

(3)关于国务活动方面。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例如,提出在中国成立"苏联之友协会"的主张。

(4)利用宋庆龄来正确地报道苏联的情况,揭露无论来自国民党首脑(在土耳其的孙科、胡汉民、西西伍)方面,还是来自帝国主义报刊方面对苏联的造谣和诽谤。

 

在同一份函件中,米夫还建议吸收宋庆龄参加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且"指定一、二名讲解员对她做思想工作"。等到这些工作取得成效时,"有必要召邓演达来苏联,使他采取与共产党更紧密合作的方针,以便利用他和宋庆龄一起来达到上述目的。"

正是基于上述建议,斯大林很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一个多月后的1928年5月15日,德国国家公安监察委员会主席在给普鲁士内政部的公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孙宋庆龄夫人是国际工人救援组织的中央委员。"

1928年5月4日,宋庆龄移居德国柏林,住进邓演达事先安排的里城堡大街7号,化名林泰,由陈友仁、邓演达的秘书章克负责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并由邓演达帮助她补习小时候没有学好的汉语。

同年6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就孙逸仙夫人去中国参加今年7月举行的孙逸仙葬礼问题,给她发电报,说明她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自由进行她认为需要进行的活动,同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她施加压力。" 

由于孙中山的遗体安葬仪式被推迟,宋庆龄并没有于1928年7月返回国内,而是于同年年底,返回莫斯科与苏联朋友一起欢度圣诞节。

1927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将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在12月 2日至12日召开的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上,又决定将加米涅夫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随着托洛茨基派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整个苏联逐渐陷入恐怖之中,共产国际被重组,莫斯科中山大学被解散,大批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被强制流放甚至于秘密处死。与宋庆龄有过密切交往的越飞,也于1927年11月17日自杀身亡。曾经在国共合作时期主导过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的鲍罗廷,注定要成为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不久便失去自由直到死在狱中,再不能履行他离开中国时许下的要与宋庆龄等人共同总结中国革命失败教训的诺言。一心想寻求苏联共产国际的政治支持和道义援助的宋庆龄,因此陷入被动之中。1928年7月28日,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宽,在共产国际六大十五次会议上发言时,还极力攻击了孙中山和宋庆龄:

 

最近一期的《工人画报》(责任编辑是明岑贝尔格同志),由于疏忽大意,我们却替国民党捧了场。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有"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背面有引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语录,而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神,而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发展的。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

 

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错误路线,国际反帝大同盟于1928年12月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时,作为该同盟名誉主席并且居住在柏林的宋庆龄,没有得到参加会议的邀请,而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专门从莫斯科选派黄平、余飞参加会议。黄平在会议发言中,除了谈反帝问题之外,还根据当时的左倾理论,公开表示"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的中国饭店吃饭时,恰好遇到宋庆龄,他视同路人,连上前打个招呼都不肯。

1929年4月,宋庆龄在临时秘书黄琪翔陪同下,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葬礼。回国途中,宋庆龄在苏联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为自己再一次访问苏联埋下伏笔。

同年9月21日,参加过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的宋庆龄,乘法国轮船离开上海。前来送行的孔祥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孙总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国,交某公司制铜像,定价10万元,已付定洋2万,近驻法代表来电,谓该公司所制之像,与原照略有走样,故孙夫人躬往料理,孙夫人或将长住法国。

事实上,宋庆龄此次出国的目的地不是法国,而是德国的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1929年10月,她在法国马赛登岸后不久,就再次来到了柏林。(中略)

 

三、民权保障同盟与共产国际

 

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发表标题为《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新闻报道,全文刊登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以筹备委员会名义联署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宣言》规定,该同盟的目的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由上海新光书店经营的《社会新闻》,是一家专门与左翼人士和左翼团体唱反调的反动刊物。1933年3月24日,它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署名"编者"的《关于民权保障同盟》,披露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

 

复旦大学陈君鉴:所询"民权保障同盟之背景,及其形成之经过",兹特奉复如下:

在××先生回国之初,依旧抱着(三大)主张,而一切取消派第三党人,亦群起向×包围,希望×组织一个新党。但彼时审察环境,尚不可能,且此辈全为革命队伍中的落伍分子,既无组织才能,又乏斗争勇气,于是由杨杏佛献策,先组织一可以吸收群众之搭救政治犯机关,一方抨击政府,一方搜罗分子,此即民权保障同盟之始。现在参加分子,为左翼文艺作家,国家主义青年党,第三党与取消派之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最复杂的组织。

人皆以民权保障同盟之惟一任务为搭救政治犯,尤其是共产党,因此怀疑至少同共产党有关,其实非是。×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目下社民党徒在苏俄虽同样为反革命罪犯,但社民党徒却依旧抱住国际共产党的粗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表现,也是如此。

 

这里的"××先生"即宋庆龄,"三大"主张就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当时的宋庆龄其实已不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民党徒",而是共产国际的秘密成员。这其中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是以知情人自居的《社会新闻》"编者"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

宋庆龄逝世于1981年5月29日,最早公开她的共产国际秘密成员身份的,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儿子、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廖承志。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纪念文章《我的回忆之二》,其中介绍了1933年5月廖承志被保释出狱后,在母亲何香凝家中与宋庆龄的一次秘密对话: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只说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张狭长的纸上。10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一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在列宁亲自领导下成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总部设于莫斯科。与其相配套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农民国际和济难国际等。由于共产国际最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大都是从第二国际即"工人国际"原有支部里面分裂出来的,为了把号召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与提倡改良主义的工人国际更加明确地区分开来,有时便采用第三国际的称呼。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宣告成立。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正式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

与廖承志的上述回忆相印证,苏联解体后得以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明确谈到了宋庆龄的秘密身份。这份档案资料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于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的谈话记录。他在谈话中详细介绍了设在中国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内部矛盾及秘密工作屡遭破坏的情况,最后特别提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正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与引导下,宋庆龄在此后的岁月里,坚定不移地站在由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最前沿,为中共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同时把自己造就成了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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