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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南下做了什么 致“四人帮”失去军权

热度11票  浏览3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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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忆“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同志

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岁月,他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在粟裕同志直接领导下过来的,曾耳闻目睹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保护老干部的情况。这里回忆几件极平凡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的品德。

“对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粟裕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他带病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起来,来势异常迅猛。不过,军事科学院机关内部暂时还相时平静。全会以后,粟裕同志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相互间不够了解;军衔从元帅到士兵,各级都有,悬殊比较大,难免有些隔阂。现在要顺势善诱,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二是文化部系统各院校关于所谓“黑材料”的斗争。不几天,矛头对着两位院领导人的大字报接踵踵而来,调门愈来愈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三反分子”。我当时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办公室”主任,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只好到医院向粟裕同志请示,最好以他的威望来坐镇。

粟裕同志默默地听我的汇报,叹了一口气说:“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怎么能随便给人戴上呢?他们主持日常工作,很难避免会有缺点和差错。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共事很久,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根本谈不上三反的性质!”

过一天,粟裕同志抱病来到机关,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所谓群众代表,场面非常紧张,接见从午后一直延续到晚间八、九点钟。最后,粟裕同志讲话。他说有意见提出来是好的,也欢迎对他个人提出批评,但要经过核实后才能确定问题性质,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结论过早是不适宜的。

当年,我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志没有对我明讲,但在碰到一些难题时,却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他在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当机立断的大将风度和气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摸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当年十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偷快的风波。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说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那位坚持上纲的党委委员却推故不到。粟裕叫秘书再三打电话,还是不到,不得已,亲自打电话,他才勉强来了。会议不免又是一番争论。不过结果还不错,决定文件再加工,暂不上报,要进一步核实。

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护干部的一个事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广东,名为休息,实际上是在考虑许多国家大事。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丰富的战争经验,渊博的军事学识,考虑到未来卫国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具体办法,要我同他的秘书,共同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军委。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满了信心,感到党和国家从此大有希望。

一九七五年春,全国四届人大之后,粟裕同志受邓小平之命,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决定先到华东,这是有用意的。当时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妄图插手部队,上海又是“四人帮”的巢穴。他打算既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又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他四月出来,六月才回北京,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苏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所到县、市地方党、政干部的一些反映。他身体欠佳,仍废寝忘食,接见要求谈话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当有人问及对“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态度时,他说:“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们打招呼,隐约暗示“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在江苏,他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

在一个军分区的一次会上,许多同志对“民兵指挥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我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他听了以后,笑笑说要找这个老干部谈一谈。粟裕与他恳切地谈了话,对这位老同志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钟,对他此后没有在民兵问题上陷得更深,无疑是有好处的。

六月返京,适值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据军队领导要职,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军委写了书面考察报告之外,对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搞了一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次汇报,军委领导同志认为很重要。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在当年军委扩大会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也被采纳和应用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传达调我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特别提醒我要加强部队的党和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军委领导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我同丁盛保持距离。要我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反映。他为我在迷雾中指出了方向。

这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事,发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里,然而,对于我,却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斗,苦旱的雷鸣,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希望。

(来源:中国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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