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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叶剑英一语定音

热度61票  浏览4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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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为全会做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20周年。经济学家于光远是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他说:“我和耀邦也参加了主题报告的起草,主要观点都是邓小平的。那些日子,小平、耀邦分别同我有四次长谈,我是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

叶剑英讲话的起草准备

叶剑英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体领导。叶剑英是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副主席,是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务委员之一。这五个常委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在常委中名列第二。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决策者之一,在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又亲临现场。对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在叶剑英传记电视纪录片中就有这个情节。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到。在纪念三中全会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事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是个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关于叶剑英的讲话的准备,我当时就从胡耀邦那里听到一些情况。我听说叶剑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为他起草大会讲话稿,这个稿子在叶剑英手里。临近会议闭幕时他自己还在动脑筋考虑如何修改,由他的秘书动笔。还听说他想着重讲民主法制。叶剑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认为由他讲这个问题最好。

在11月底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叶剑英同志(他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领导,我不怕冒昧打扰他),对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工作和对全国人大的工作提了三点建议,并且从法学的观点批评当年五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把“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打击的重点”的错误做法,指出“文革”前无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或刑事审判实践中,都没有“恶毒攻击”这一罪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害。信发出后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叶剑英对我表示嘉许。

同时我打电话给叶剑英的秘书,请他转告:请叶剑英注意西北组简报上登出的11月13日我和王惠德、杨西光三人联合发言中所引的列宁的那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这个句子后来在叶剑英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是在我与王惠德、杨西光作联合发言时,王惠德主张写进我们的讲稿中的。因为在京西宾馆查书不方便,我怕这句话引用得不准确。王惠德说:“不必顾虑,我记得清楚,不会错。”现在为写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书架上的《列宁全集》,没有查到。1979年理论务虚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消亡问题》的文章,其中引了109段列宁的话,而且其中一节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消亡是一回事”。在那篇文章中我也没有查出,最后只能打电话到中央编译局请求帮助,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写在1916年8-9月列宁的一篇长文《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中。王惠德不愧是编译局局长,我们在做联合发言时,王惠德记得的那句话同原文几乎一个字都不差。读者们可以查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8页,全文是:

“没有民主,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民主就不能保持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叶剑英的讲话还引了一句列宁的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宣传民主主义。”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在讲话中叶剑英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

“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的确,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时间、发言次数、发言范围不受限制,真正做到畅所欲言。当然会开了36天的事情,不可能所有的中央会议都做到,那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体的现象。但是当时大家都希望会议上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能够像叶剑英这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永久坚持下去。

领导班子问题――希望邓小平主持工作

这次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1978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其中刘少奇是惨遭迫害致死的,其余是病死的。朱德是1976年90岁时去世的。他比叶剑英大11岁。比叶剑英还小1岁的周恩来,也在三年前不在了。毛泽东比叶剑英大四岁,两年前也去世了。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

“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当然,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他比叶剑英又小7岁)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胡耀邦作为接班人,在舆论上那时也逐渐成熟。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时所说的这一番话,会上我们这些人听了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解禁思想,自我批评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在对会议做高度评价时他就讲: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那一部分里,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接着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最后叶剑英概括地说,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列宁讲的话的确是非常之好。

叶剑英在这个讲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叶剑英指出: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给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精神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剑英这些话,讲到了事情的本质,讲得非常深刻。当时我听了十分兴奋,二十多年后重温他的教育,仍然感到十分亲切,觉得意味深长。

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同志:

“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讲话后的12月15日,西北组分组会上大家谈听了闭幕会上几位常委同志讲话后的体会时,在王惠德、于光远、杨西光三个人的联合发言和以西北组全组名义写的综合简报上,都特别对叶剑英讲话中这几句话表示拥护。

相互关联的两方面――“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在党内生活了几十年,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由于别人看不到,而我是亲耳听到,而且手上还有文字材料,因此就想尽量多引一些原话。而在引了这些话之后,我觉得需要讲的话实在也就不多了。

叶剑英的这个讲话同邓小平的讲话是有分工的。它没有全面地讲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可是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三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年编辑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作出很大的贡献,在“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向全党通报了叶剑英在这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行动中的贡献。党的十一大后,包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叶剑英在党中央四位副主席中排在第一。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是他提出要开理论务虚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除华国锋外,他和邓小平讲了话,而讲话的内容又很重要。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

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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