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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邓小平与苏共的九次会谈为何不欢而散?

热度67票  浏览2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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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会谈前双方的声明战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发出以后,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随即着手进行两党会谈备用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在这同时,双方在会谈前夕进行了一场“声明战”。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拒绝我们6月14日复信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说它是对苏共中央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且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这封复信。接着,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表示苏共坚决地执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并责成苏共代表团在会谈中根据这个路线阐述和捍卫苏共的立场。

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除了宣布参加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严正表示中共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并责成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同苏共讨论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及其他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声明还说,对苏共中央6月18日声明、6月21日决议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我们现在暂不作答复,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除了再次指责我们对苏共“毫无根据的攻击”外,还为他们不能发表我们6月14日信进行解释,说发表就要答复,那就要导致论战的加剧。声明说,苏共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复。7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驳回苏共中央7月4日声明,并强调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希望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个声明在7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7月5日晨7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飞机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团员康生、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我驻苏大使)。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余湛等为顾问。钓鱼台8号楼的李鑫(康生的秘书)、贾一血、朱庭光、崔奇作为助理工作人员也随团去莫斯科。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小平同志坐第一架,彭真同志坐第二架,约7时40分从北京起飞,中途在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各停一小时,北京时间下午7时40分左右飞抵莫斯科机场,恰好花了一整天。

在莫斯科,除代表团成员住在列宁山上的别墅,其余工作人员都住在我驻苏使馆。按对等原则,中苏在对方首都所建使馆都是占地面积非常之大的。驻莫斯科使馆有个很宽敞的庭院,办公楼有好多房间,使馆同志带我们看,朝北的所有房间都空着不能用,莫斯科大学的36层大楼近在咫尺,利用现代技术就能窥视室内情况,难以保密。在整个会谈期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使馆办公楼里生活和工作,除了列席会谈以外,不曾迈出使馆大门一步。小平同志和代表团成员每天到使馆来开会。会议在大使馆内一个保密室里进行。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户,是我外交人员进驻使馆后重新加以装修的。

赫鲁晓夫在招待邓小平的宴会上,用餐刀敲响菜盘喊道:要团结就必须停止互相论战

我代表团抵莫斯科时,当地时间是下午2时,苏斯洛夫等到机场欢迎中共代表团,接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午宴,《真理报》作了报道。据代表团翻译李越然同志回忆,在午宴上中苏领导人就进行了初次的交锋。赫鲁晓夫在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邓小平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马上声称:“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邓小平摇了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有些急,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邓小平回答:“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要在适当时机表明态度。”他又重复一句:“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这时赫鲁晓夫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邓小平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

各次会谈中双方发言的情况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到7月21日举行,一共开了九次会。出席会议的苏共代表团以苏斯洛夫为首,成员有格里申、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且夫、萨丘科夫和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我方出席会议的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另加吴冷西和姚溱。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双方代表团成员分别在两条长桌边落座,相距二三米左右。其余工作人员坐在后排。

7月6日上午10时,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我们6月14日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信辩解,然后着重讲苏共对总路线的观点,他的讲话总共分五个部分,按其原话,这五个部分的题目是:(1)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团结和把社会主义体系变为人类发展决定性因素的斗争;(2)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3)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形式;(4)现阶段世界革命进程理论的一般问题;(5)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致问题。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对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总路线所作的解释,大都是他们过去多次讲过的,这次只对“全民党”提出三点根据。他说:为什么说苏共是全民党呢?第一,全国人民都拥护它;第二,全国人民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党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的各阶层。讲完第三部分时,中间休息20分钟。会议厅外边有一间很宽敞的休息室,但其摆设的格局很特别,不是在休息室的中央而是两个对角处放些桌椅,让双方人员分别到这两个角落坐下来喝茶。双方人员每次从会议厅走出来休息时都互不搭腔,我们自己人相互之间也不说什么话,会谈中的紧张、对立气氛也充满着这个宽敞的休息室。休息后苏斯洛夫继续讲,讲到下午两点多。我方提出明天休会,后天中国代表团发言。

所以提出休会一天,是为了能比较从容地准备下次会谈的发言。但即使休会一天,时间也是十分紧迫的。在这一天中要做好几件事:第一件,要把对方发言全文根据速记稿打印出来,发给代表团及有关人员;第二件,小平同志来使馆开会,研究对方发言,分析会谈形势,确定我代表团对下次会谈的方针和发言的主要内容;第三件,根据会议决定,有关工作人员抓紧起草下次会谈的发言稿或改写从北京带来的备用稿,写好打印出来交代表团讨论修改定稿;第四件,用简明的文字把对方发言要点和我方下次发言的提要发电报告中央;第五件,把下次发言稿交翻译同志作准备,有时需要同参加起草的同志共同商量哪些词、哪些话如何翻译为好;第六件,有关工作人员要及时了解和关注莫斯科报刊动向及国际舆论反应和国际形势发展中的新情况,随时向代表团汇报。这样,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作息时间完全打破常规,随时有事随时去完成,什么时候有空隙自己去安排休息。我同余湛住隔壁,他每次休息时都要我过不长时间就把他叫醒。莫斯科夏天不比北京热,但那里的蚊子又黑又大,对我们的作息构成干扰。

第一次会谈后,我代表团开会,针对苏斯洛夫发言,决定我方下次发言着重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并回答他对我党6月14日复信的攻击。对苏斯洛夫所谈“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留待以后发言时再加以批驳。

7月8日,举行第二次会谈,我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发言。他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明确提出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接着他列举苏共二十大、1956年波匈事件、1957年莫斯科会议、1959年戴维营会谈、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以及1962年至1963年欧洲五党代表大会等一系列事实,说明中苏分歧如何逐步发展为两条路线的分歧,分歧的实质是要革命还是不要革命的问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发言后,苏方没有讲话,他们也提出明天休会一天。

7月10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苏方还是由苏斯洛夫发言。他主要回答邓小平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会谈之后开始的,是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态度。他不同意分歧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也不同意小平同志讲的苏共在处理波匈事件中的问题,并否认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纠纷中偏袒印度。他还说我们发表七篇文章答复欧洲五党代表大会上对我的公开攻击,就是搞分裂主义。苏斯洛夫的发言用了5个小时。

7月12日,举行第四次会谈。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反击苏方说我搞分裂主义,着重揭露苏方如何搞分裂主义,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领导不仅自己发动分裂活动,并指挥追随它的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质问苏方,你们讲双方分歧时,为什么对苏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的事避而不谈呢?邓小平质问: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搞分裂,但试问你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怎么讲的呢?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种说法算数,你们的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呢?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也不想跟哩!跟着你们就是自打嘴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小平同志的这些质问有如一支支利箭,使对方无处躲藏。我们当时看到苏斯洛夫坐立不安,会谈结束时他有气无力地说,这些问题他们将在下次会谈时答复。

当天(7月12日)下午举行第五次会谈。苏方由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书记)发言,但他并没有回答上午邓小平提出的那些质问,只是按照他们原来准备的发言稿,大讲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和实现“没有战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世界”的问题。波诺马廖夫的发言分量单薄,软弱无力,听了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当时我们有一个感觉,看来苏方在会谈中的一些发言稿绝不是像我们这样认真准备的,而是临阵磨枪,草率应付的。我们在会场上就看见伊利且夫(苏共中央书记、原《真理报》总编辑)完全不理会会谈的进行,在他的座位上摊开一个大本子,匆匆忙忙地不知在起草什么稿子,一边想,一边写,还不时地从他口袋里掏出个紫红色的大李子当众啃吃起来……(俄国的水果都没有中国的好,包括他们的什么米丘林苹果,唯有李子长得比中国的大。)

中苏两党会谈开始以后,苏共领导在会场之外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决议以及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发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人民中间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情绪。中共中央观察一周来两党会谈的情况及苏共领导在会场外进行大规模反华活动的形势,指示留在北京的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在乔冠华主持下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经中央审阅修改,于7月13日发表。社论严正质问:苏共中央现在这种做法是不是要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社论呼吁: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绝。我们呼吁苏共同志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结果。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原题“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九个大字,就成为中国党在会场内外反复强调的一个最鲜明最响亮的口号。

7月13日上午,代表团在使馆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当时西方媒体传出消息,说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同时,苏、美、英三国代表将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准备达成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我代表团敏锐地观察到这件事情同中苏两党会谈有关。苏共领导采取的方针很可能像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所做的那样,为了讨好美国不惜损害中苏关系。看来,苏美英三国谈判不是一个好兆头。为此,决定对彭真同志在下次会谈的发言稿加以修改,着重讲维护世界和平与支持革命斗争的关系问题,回答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7月14日)早晨,翻译同志报告代表团一个重要消息:据莫斯科电台广播,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作为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建议》的回答。《真理报》同时刊载我6月14日的《建议》。《公开信》在《真理报》上登了四个版,翻译同志来不及把全文译为中文,只能将其主要内容向代表团汇报。代表团立即对形势的这一发展进行了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苏共中央采取这一严重步骤,表明他们已下了决心,不准备在这次两党会谈中达成什么协议,索性公开论战了。《公开信》的发表,正是苏联方面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始(7月15日)的前一天。这证明了我们原先的估计,赫鲁晓夫重演戴维营苏美会谈前夕的故伎:联美反华。代表团估计,这次中苏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根据这样的分析,代表团急电中央请示下一步会谈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代表团的意见是放手回答苏方在会谈中提出的问题,以不公开破裂为限度,争取维持两党之间某种程度的联系。晚上代表团再次开会,讨论修改彭真同志准备在下次会谈时的发言稿,主要的修改是把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的问题放在最前边讲,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7月15日,中苏会谈举行第六次会议。彭真同志发言,首先提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还在进行时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对会谈究竟是否有诚意。彭真质问对方:你们这样急急忙忙地采取这一严重步骤,究竟想干什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郑重声明,保留评论《公开信》的权利。接着他着重谈了维护和平与支持革命的关系问题,批判苏共领导提出的“三和”路线,并驳斥了波诺马廖夫为“三和”路线所进行的辩解。

7月17日下午,举行第七次会谈。苏方由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发言,他主要为赫鲁晓夫辩护,指责我们在6月14日信中不指名地攻击了赫鲁晓夫,这次会谈中又多次指名批评赫鲁晓夫。他说我们想挑拨赫鲁晓夫同他们党中央的关系,他大讲赫鲁晓夫同苏共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批评赫鲁晓夫就是批评苏共。接着安德罗波夫也重弹国际共运首要任务是实现“三无世界”的论调。

7月18日下午,我代表团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下定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明他们没有想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放手批判苏共领导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准备再开一两次会议就结束这次会谈,可以提出以后再继续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

7月19日,举行第八次会谈。我方由康生发言。原先在北京准备的几篇发言稿,其中有一篇讲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还有一篇讲斯大林问题,现在把两篇加以修改合成一篇,作为康生的发言稿。康生在发言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了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然后就集中讲斯大林问题。在北京时,8号楼工作人员和中央有关机关的研究人员曾尽力搜集了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大量言论,把他过去讲的话同后来讲的话加以对照。在这次发言中,揭露了赫鲁晓夫过去如何肉麻地吹捧斯大林,从苏共二十大起又如何恶狠狠地咒骂斯大林的真实情况,画出了他出尔反尔、自打嘴巴的形象。讲到这里时,苏斯洛夫神情异常,当即声明:“你们这样攻击赫鲁晓夫同志,我提出抗议!”波诺马廖夫也几次想打断康生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理睬,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苏斯洛夫再次表示抗议,说他们断然拒绝这个发言。这是过去七次会谈中没有的现象。

邓小平在莫斯科两党会谈行将结束时说:我看会谈像这样再开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7月19日第八次会谈一结束,邓小平即来到使馆那间保密室,主持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提出向北京发电,向中央报告当天会谈的情况,说我们已完成把斯大林问题端出来的任务,准备下次会谈时即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请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继续会谈,特别提出请赫鲁晓夫同志来。

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北京发来一个电报,又指示我代表团先不要马上提出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可以再拖一下。会上读了这个电报内容后,一些同志交头接耳低声议论,有的说这一定是主席的意见,北京方面可能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新的部署,要我们前方再配合一下;有的议论下次我们该讲什么问题(有一篇讲中苏经济关系的,还没有来得及讲)……后来发现小平同志一直坐在那里沉思,没有发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小小的会议室鸦雀无声,一片静谧。小平同志想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看会谈像这样再开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可以给中央再发一个电报,表示我们的意见还是在下次会谈时就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电报中把我们所以这样主张的理由也讲一下。随即让有关同志去办这件事。中央来电还提到代表团回国时的安全问题,建议乘火车返京。(中央这样考虑可能同前不久由北京飞莫斯科的一架班机在伊尔库茨克出事,机上有三位中国同志遇难这件事有关。)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安全问题是要考虑的,但如果他要害你,不管你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他都可以下手,我看不如仍然包他们两架飞机回国,要他们完全负责保证安全。讲到这里,他朝坐在对面的一些工作人员随便问起每人的年龄。问到李鑫(康生秘书)是36岁,问到我是35岁,小平同志说,你们还这样年轻啊,如果牺牲了太可惜,我和康生都老了……。(当时小平同志还不满59岁。)小平同志这番闲谈,使密不透风的小小保密室里的空气活跃起来,经历三周紧张战斗的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顿时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之感。

这天晚上(北京时间已是7月20日凌晨)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我驻莫斯科使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同意代表团意见,方针已定,不必细说了。

7月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按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来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苏报刊连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保证会谈在平静气氛中举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亲自率代表团来中国同我们会谈。会谈恢复的时间可经双方协商来确定。

由于苏共中央对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谋求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本来就没有诚意,他们对于通过内部交换意见来消除分歧的方式也不感兴趣,特别是他们在两党会谈期间已经把双方的分歧从内部会谈引向报刊上和讲台上的公开论战,所以苏共代表团也不想把两党会谈这样继续下去,但他们又不愿自己提出休会的建议,现在中共代表团主动提出这个建议,他们自然乐得接过去。所以邓小平讲话以后,苏斯洛夫随即表示,他同意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建议,工作可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苏斯洛夫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再另行商定。

会议最后讨论到这次两党会谈需要发表一个公报,苏方拿出一个公报草稿,其中有两句话:一句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一句是“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小平同志看了这个草稿后提出,对这两点我们有修改意见,建议双方指定两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我方指定吴冷西、姚溱,苏方指定萨丘科夫(《真理报》总编辑)。双方经过商量和争论,把公报草稿中“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改为“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后来苏方又在“双方就”之后加“现代世界发展”几个字。草稿中另一句“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改为“中苏两党代表团一致认为,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双方同意把公报最后一段写为:“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双方修改后的公报草稿,各自提交自己的代表团,取得一致同意。这样,这次中苏两党的莫斯科会谈就宣告结束。

7月20日晚11时,代表团和全体工作人员分乘两架飞机回国。抵京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到机场欢迎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胜利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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