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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通商”:清政府彻底闭关锁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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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防范郑成功反攻,清朝实行海禁政策

原来早在明朝败亡后,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矢志反清复明,并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南明政权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1655年6月,在闽浙总督的建议下,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违者按通敌罪论处。如果有人胆敢出洋将违禁货物贩往外国,或“潜通海贼(即郑成功)”,都将交给刑部治罪。人们即使将船只租售给洋人,也属重罪。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认为郑成功能够多次在沿海袭击清军,就是因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济了他。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清廷又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清朝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开放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

南巡目睹洋商纷至,乾隆发布锁国命令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厌恶司法纠纷的清政府不胜其烦。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挑战清朝封关政策,洋商驾船北上告御状

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清朝官员发现,结果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乾隆加大锁国力度,外国屡派使团交涉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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