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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驾机起义:前后驾驶机起义 回国结为夫妻

热度85票  浏览12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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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军某航校离休干部任永荣家里做客,老人拿着两本鲜红的驾机起义证明书给我看,一本是任永荣自己的,我早就知道他是驾机起义的人员,没有细看就交给了他;一本是他妻子的,这令我特别惊奇!起初我还以为老人是在开玩笑,因为我在空军工作20多年了,还未曾听说过有驾机起义的女同志。可我打开他妻子的驾机起义证明书,上面却明明写着:

“王亚蒙同志系国民党统治区教师,于1949年4月7日随梁惠福同志驾驶的B-25型飞机光荣起义,特此证明。1983年12月12日”

  

  任永荣--1949年2月从上海驾机起义

  

  1925年11月25日,任永荣出生在江苏省宜兴一个农民家庭。他12岁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父亲让他随叔叔逃到武汉、长沙等地谋生。在长沙,叔叔发现有上学的机会,就从一个名叫王永荣的朋友那里借了一个学历证,将“王”字旁边加一个单立人成为“任”字,从此将名字由任仁夫一直改为任永荣。以后又转到四川上学,并考上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2期学习班。后到美国深造,1946年回来分配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中尉飞行员。

1948年12月16日,俞渤等人从南京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这已经是该飞行大队第二架飞机起义了,第一架是刘善本。

俞渤起义后的一天,任永荣从北平出差回来,中尉副驾驶张雨农正好同他碰在一起,当时双方谈的第一条新闻就是俞渤出走的事。任永荣直言不讳,拍着屁股后悔没能和他们一起走。两人谈到了怎么样把第三架飞机飞走。任永荣还在大队内施放一种烟幕,说飞行员们正在上海加紧缩短恋爱过程,准备速成结婚,以麻痹上司。

任永荣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来,说他确切打听到2月3日是机务人员要试车的机械日,何不趁此良机登上飞机,迫使机务人员就范,然后滑出起飞。张雨农听后连声说:“好!”因为地勤人员身边是没有武器的。

B-24是大型轰炸机,需要一个机组才能飞行,张雨农便约好几个同伴在上海静安寺一家饭店聚会,共图起义大事。他们决定第二天动手,仔细商量了夺机方法、飞行航线、降落地点。分工由张雨农任正驾驶、任永荣为副驾驶,中尉飞行员黄友寿负责空中领航、机务、射击,黄友寿还会使用飞机场上的小发电机,所以开车一事也就由他负责。

2月3日,早饭后,张雨农带着上膛的手枪,按照预约的时间进入上海江湾机场,来到停机坪。一会儿,伙伴都到齐了。张雨农站在离飞机百米远的地方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环境。但停机坪上地勤人员很多,有几十个人不断往来于4架B-24飞机之间,这是张雨农等事先没有料到的。于是,张雨农停步不前,黄友寿、中尉射击员黄文刚、中尉飞行员王加梅也没有动。任永荣则先登上了一架试车的飞机,机械员停车后,他也只好下飞机。这时,张雨农一挥手示意撤出,就这样分散离开了机场,其中王加梅搭车回上海家中去了。

  回宿舍途中,张雨农想今晨既然已经有动作,难免会有蛛丝马迹引人怀疑,越是耽搁越是危险。于是,立即找任永荣商量怎么办?任永荣同意张雨农的想法,决定趁中午吃饭时间,机场上人少之际再次行动。两人商定后即刻通知黄友寿、黄文刚,但王加梅当时已经来不及通知了。

中午开饭时刻,张雨农等再次按时来到机场。此时停机坪静悄悄的,只有一名背步枪的士兵在远处游荡。根据多年的习惯,当兵的怕当官的,陆军又不懂空军这一套,张雨农估计他不会干涉他们的行动。即便过来,四人对付一兵一枪也是绰绰有余的。张雨农等迅速接近飞机。任永荣、黄友寿站在哨兵与张雨农之间,装作闲谈来挡住哨兵的视线。机警的任永荣则站得远一点,他双手插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抢夺哨兵的枪支。张雨农则抓紧时间用最大的力气开锁,他伸进一个手指用力一勾开关,机舱门“哗”地一声打开了,登机的通道终于有了。张雨农等迅速地拿开轮挡,去掉空速管套,登上飞机。黄友寿熟练地起动小发电机。黄文刚闪在后舱掏出手枪,准备哨兵一来干涉就干掉他。张雨农和任永荣各就各位,开起了4台发动机。这一切不过三四分钟的时间。之所以如此顺利地闯过开车关,同上午机务人员已经试过车有关,因为发动机内仍保持着一定的温度。

张雨农和任永荣从侧窗伸出手来把座舱玻璃蒙布向上推了推,发现傻乎乎的哨兵背着步枪就站在机翼不远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这架莫名其妙的飞机。张雨农松开刹车,推动油门,迅速滑进跑道,然后加满油门,随着发动机的怒吼声,飞机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跑道上疾驰,直上蓝天。这时正好天空有一层低云,飞机上升到100多米就钻进了云层,径直向北平飞去。

在张雨农等开车时,机场塔台值班员就已经发现异常情况,赶紧打电话到饭堂找到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听了扔掉饭碗,坐着吉普车飞也似的奔向机场。但为时已晚,张雨农等驾驶的飞机已先他五、六分钟不辞而别了。

  下午三、四点钟快到北平南苑上空时,地面刮起阵阵大风,目测能见度越来越差,飞机通过机场上空时才看清跑道,最后张雨农等驾驶的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南苑机场。这一天,正值北平举行隆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际。张雨农、任永荣四名同志走下飞机时,立即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王亚蒙--1949年4月策动梁惠福驾机起义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国民党空军纷纷撤退去台湾。国民党空军一大队中尉飞行员梁惠福爱人和孩子被送到台湾台中市,在那里安了家。梁惠福仍留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做大队长的飞行副驾驶。那时认识了驻地附近的小学教员王亚蒙,她是四川万县人,父亲去世的早,跟母亲改嫁,年仅26岁,对当时社会和处境非常不满。以后,通过王亚蒙又认识了24岁的陆军少尉军官黄琪玲,其父亲是国民党第92军军长黄翔,当时已在北平率部起义,他因此受到监视。黄琪玲很想去找他的父亲,但关山阻挡,插翅难飞。这样,三人就经常在一起谈形势,探索今后的出路,很快便成为好友。王亚蒙、黄琪玲发现梁惠福有正义感,倾向进步,又是飞行员,便在一次谈话中大胆提出了驾机飞往解放区的想法。梁惠福没有贸然表态,却故意说“驾机起义,出生入死,很危险啊!”但王亚蒙、黄琪玲的态度坚决。

梁惠福分析了当时空军内部的情况:不断撤退,人心惶惶,控制也不十分严格,搞一架飞机飞走是有可能的。如果坐失良机,等撤到了台湾再走,困难就更大了。特别是还有王亚蒙、黄琪玲可以作助手。

1949年2月,梁惠福在台湾家中度过春节,再次驾机回到了汉口,王亚蒙、黄琪玲见到他非常高兴,大家商量把驾机起义的着陆点确定在已经解放的北平,因为B-25型飞机的航程和油量足以到达那里。为此,梁惠福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徘徊在王家墩机场北端,选择了第9中队的914号飞机。这架飞机无论从外表情况、发动机、武器装备等方面看,都比较好。还利用业余时间训练王亚蒙、黄琪玲如何上飞机,教黄琪玲怎样关好机身下部的机舱门,并且告诉他们乘坐飞机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就是寻找和等待合适的时机。

  4月6日晚上,为了麻痹敌人,掩护驾机起义的行动,黄琪玲特意在他家举行了一个舞会,把机场的一些飞行员及亲朋好友都请来了,一直到深夜才曲终人散。然后,梁惠福、黄琪玲、王亚蒙三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对第二天如何顺利进入机场,起飞前如被人发现如何对付等等,均作了充分的研究。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大家兴奋得彻夜难眠,7日凌晨4时左右,江城还在沉睡中。梁惠福、黄琪玲、王亚蒙三人却起床了,事先约定的出租车也已在门口等候。梁惠福、黄琪玲全副武装,王亚蒙则打扮成阔太太的样子。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官携带家眷坐飞机逃跑的情况很多,哨兵已经司空见惯,不会阻挡。三人上车后,径直向王家墩机场驶去。天刚亮,梁惠福扫视了一下机场四周,只见西北角上第五大队人员正忙着检查飞机,这边B--25型飞机停机线上却静悄悄的,只站着一名持枪哨兵。梁惠福故意将大衣和黄琪玲的小提琴、王亚蒙的手提包交给了哨兵,说:“请关照一下,我带朋友看看飞机!”其目的是使哨兵相信他们马上会下来拿东西。哨兵信以为真,没说什么。梁惠福刚要转身走向飞机时,从北边草坪上走来一名空军中尉机械员。他愣了一下问:“你们干什么?”梁惠福回答:“带朋友看飞机,没有什么事。“因为相识,梁惠福拍了拍他的肩膀,中尉机械员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在914号飞机机舱前,梁惠福首先拉开飞机左右轮挡。随后,梁惠福从左机翼尖下边工具箱附近找到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棍,走到机身下把锁撬开,三人迅速打开机舱上了飞机。黄琪玲手持手枪,按预先计划关上了机舱门。梁惠福全神贯注,熟练地打开各种开关,只见所有仪表指针都在微微摆动,指示灯闪闪发光,说明一切正常。梁惠福高兴极了,迅速而熟练地开车,左右发动机都转动起来了。为了争取时间,发动机启动后,梁惠福就松开手刹车,推动油门,飞机滑出了停机线。

还未进入跑道时,塔台突然呼叫起来“'914',你的任务是什么?”“'914'试飞!”梁惠福简单地作了回答。这时,飞机已滑进跑道,机头向着西南方向。梁惠福加足油门,发动机在怒吼,飞机滑行700多米了。

这时,太阳已经从东方冉冉升起,飞机穿破武汉晨曦,披着朝霞,义无返顾地向北飞去。当梁惠福按照习惯要看航行图时,才发现走时留在地面的大衣口袋里了,没有办法只能凭记忆飞行了。梁惠福把罗盘对准355度,这是飞往北京的大概航向。半个多小时后,在3000米的高空看到了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山南的武胜关从机翼下掠过,说明航线是正确的。

又过了5分钟,就看到郑州,已经到达解放区的上空了,令梁惠福充满了喜悦。特别是梁惠福看到郑州机场有鲜明的十字跑道,当即决定在郑州机场降落。梁惠福从北向南着陆,飞机顺利地落在跑道上。三人驾机起义终于成功了!在地面人员欢迎的掌声中,梁惠福、黄琪玲、王亚蒙跨出舱门,投入了新的生活。

    在人民空军队伍里任永荣、王亚蒙结婚成家

  

  1949年4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宴请驾机起义人员时,任永荣、王亚蒙驾机起义虽然相隔2个多月,却一同赴宴了,有过短暂的接触。后来,在北京航空处组织学习时,两人也参加了,更有了相互认识和了解的机会。两人第一次相见,因为任永荣的帅气、王亚蒙的美丽,彼此都有好感。

不久,任永荣奉命参加了刚刚成立的空军第一个飞行队,一方面参加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一方面为迎接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每天都有紧张的飞行训练,两人没有细谈就分开了。以后,任永荣分配在沈空某航校担任飞行大队长,王亚蒙则分配到沈空后勤部当会计。

一次,任永荣大队飞行教员胡业祥、鲁奔到沈阳办事,在舞会上认识了漂亮的王亚蒙,了解到她认识大队长,回来后就鼓动任永荣赶快结婚。

1953年春天,经组织批准任永荣、王亚蒙结婚。为了照顾任永荣的飞行事业,王亚蒙转业到任永荣所在航校的驻地五中任语文老师。

1983年12月,夫妻双双进京开会领取驾机起义证明书,让人十分羡慕。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大会的全体同志。邓颖超看到领取证明书的人中,王亚蒙是惟一的女同志,拍着她的肩膀赞叹:“你是英雄!”

1990年,王亚蒙感到全身乏力,自知不行了,便教儿媳妇做饭烧菜,交代如何伺候公公,1992年王亚蒙因患肺癌去世。临终前,任永荣专门接妻子回到新盖的干休所里,知道亚蒙讲究清洁,亲手帮她洗澡擦身,让她干干净净地走了。

王亚蒙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任永荣仍思念着妻子,将两本鲜红的驾机起义证明书放在自己卧室床头柜里,保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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