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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自述:我的四个后妃都是摆设

热度69票  浏览2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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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分,她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她的处境也和文绣不同,文绣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傅都不但不会支持她,恐怕还要加以阻难,甚至是加以压力。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了,我对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

事实上是,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已死)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5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她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词驱逐之外,还决定和她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她“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成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着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编者注:婉容初生婴儿被填进锅炉焚烧之事,被定本删削。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 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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