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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揭秘:中国酒司令灌翻俄军17将帅签下重要大单

热度167票  浏览165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0月21日 23:26

  宴会中,中方代表团中的一位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参谋被指派为酒司令。那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大校参谋是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家伙,如果穿着军大衣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估计一阵风吹过来可以像风筝一样飞起来。起先我们还以为是中国同志舍不得那些茅台酒,因为我们听说这个品牌的烈酒在中国也很珍贵,因此才派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我们。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家伙喝起酒来就好像是头饮水的驴。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合在一个大水晶杯子里然后一口气干掉。

  苏-27售华始末:老板急学中文 一举扳倒米格-29


2010年10月20日世界博览

  对华军售潜在的获利数字,让困境中的前苏联首脑感到阵阵眩晕……最后的较量是在酒桌上进行的。

  “中国的空海军是用来对付苏联人的,但目前着眼点是中国统一。中国统一!无论是采用什么形式,关键是要有力量,这一点上不能自我欺骗。”早在北京决心发动惩越战争前的1978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道。

  邓的讲话迅速传到了莫斯科。

  时任苏军情报总局局长的伊瓦舒京大将在呈交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邓的讲话中除了一贯反苏的陈词滥调之外,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机,因为过去北京一直将莫斯科视为“最主要也是最凶恶”的敌人。

  此时莫斯科意识到,在毛泽东去世后,北京将有可能对僵化过时的反苏政策做出适当的修正。中苏军售的口子可能再度开启,巨大的蛋糕面前,苏联米格和苏霍伊两大战斗机制造设计集团开始了明争暗斗。

  “商机”乍现

  1985年以后,苏军总参情报总局(GRU)和外交部通过各种手段截获的中国武装力量和学术界的内部资料中,争取“早日实现战略重心南移”,和“关注东南沿海及南中国海方向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等字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密集。

  1989年夏天,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武器技术合作全面陷入了困境。而此时苏联也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需要外汇来维持基本运转,这使得两国军事技术合作有了相互需求的基础。其实,早在中美关系破裂前莫斯科就已经向北京伸出了橄榄枝。

  根据收藏于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在1990年进行恢复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前期准备时,军事研究部门全面考察论证过中国空军的发展状况。

  苏联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提交政治局的报告中强调,按照中国空军的规模和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预计中国军队将可能需要至少5个师的苏制米格-29型歼击机才能形成有效的作战规模,这样的话军事工业综合体将获得将近28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对华军售商机潜在的获利数字,让困境中的苏联首脑感到阵阵眩晕……

  曾担任下戈诺德“雄鹰”飞机制造厂(米格公司)总经理的尼古拉·斯科勃林至今仍记忆深刻。1991年初航空工业部的一次行政会议上,在一片抱怨和吵闹声中,惟独莫斯科缅季耶夫机械制造厂的总经理阿列克谢·斐德罗夫看上去信心十足,老神在在。

  由于国家订货的大幅削减,很多企业已经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在很多地方,已经生产出来的技术装备也因为国防部无力支付而无法交付,很多单位已经沦落到发不出工资的地步。斐德罗夫很有把握地对与会的各设计局和各生产厂领导表示,他可以跟在座的任何一位打赌,在未来的10个月内就将与中国签署采购至少15亿美元的订单。

  他甚至打趣地跟与会的副总理尤里·马斯柳科夫说,请他不用担心那10亿瑞士法郎的援助而担心,因为我们的新型米格机将很快重新“占领”中国的天空。

  那一年的3月,时任苏联副总理马斯柳科夫访华期间,签订了中国向苏联提供10亿瑞士法郎商品贷款的协定。这是苏联头一遭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此时距离帝国崩溃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原来用于维持军队、军事技术、情报侦察、安全机构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减少了,但节约下来的经费却不知道那里去了。

  莫斯科屈辱地向英国政府提出“请以能接受的任何形式”紧急提供1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目的是偿还苏联外债的利息。这一请求甚至未被考虑。

  因此,当尤里·马斯柳科夫揣着价值10亿瑞士法郎的中国商品返回莫斯科之后,尤其是当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从曾有过留苏经历的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可视情况加大援助规模”的承诺后,就是苏联总统也不敢轻慢这为副总理。

  那批援助物资在最困难的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当时众多的军工企业而言,中国罐头是与“布什大腿”(美国援助的鸡肉腿)等价齐名的奢侈品。

  苏霍伊的密谋

  “尤里的烦恼可能就是尤利的机会”,就在中国军事代表团对于米格-29战斗机踌躇不前的时刻,幸运女神展示了自己那迷人的微笑。

  时任苏霍伊航空装备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共联系部主任尤里·切尔瓦科夫先生清楚记得,1990年的那一个早晨,准确地说应该是那一天中午他还在赖在床上睡大觉。

  当时,切尔瓦科夫刚刚被委任为设计局对外公共联系部的业务经理。在帝国的最后时刻,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使常年隐藏在铁幕之后的军工综合体也终于有了对外公关的机会。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的业务经理闷闷不乐地跑回他的老家,加里宁州利霍斯拉夫利市的郊区度假。

  在苏联时代的任何一家军工企业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没有真才实料的家伙才会被安排去搞什么联谊或公关。在老一代的近卫军看来,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需要去搞什么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而在苏维埃俄国,上级领导自然会安排好一切。

  切尔瓦科夫一开始还在怀疑,是不是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或者说什么地方做的有些过分了,以至于领导要给他安排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职位。因此他过了好半天才发觉电话铃响起,又过了好半天才拿起了电话机。

  “中国空军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他们嚷嚷着非要看咱们的苏-27,正满伏龙芝大街找中文翻译”电话那头“老板”的话,让曾经学过中文的切尔瓦科夫一下子清醒过来。他飞快地爬起身,驾驶着自己那辆半旧的“莫斯科人”轿车飞一般赶回设计局大楼。

  汗流浃背的切尔瓦科夫前脚刚进大门就被叫去见“老板”,苏霍伊设计局总师兼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米哈伊尔·西蒙诺夫。在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切尔瓦科夫发现设计局、实验生产厂和批生产厂的几位老总都聚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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