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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蒋介石秘密召见张学良都说了什么

热度105票  浏览56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1月20日 15:34

张学良、赵一荻自1946年11月被秘密转移到台湾新竹山中囚禁,在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偶尔有人来,张学良会请人带信给蒋介石,在信件中,总是表达自己想见蒋一面。蒋介石总是不予理睬。在十余年中,张学良在日记中曾记录请求宋美龄、蒋经国转达他想见蒋的愿望……也详细记录了蒋介石逼迫他写回忆录的经过,以及1958年在大溪蒋家别墅秘密召见的全过程。

(一)

1950年4月29日,刘乙光接到通知,让张学良明天去蒋介石大溪官邸,说是“蒋夫人”约见。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之后,一别十余年未见面了,但彼此之间书信未断,宋美龄总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随信还寄来各种礼物,不时地询问需要什么?为他请来伴读明史的学者,怕他寂寞,寄来了杂志,甚至寄来了小狗的照片,告诉张学良,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是否需要送来一只作伴……

接到通知后,张学良辗转于榻,一夜未眠。他曾经多次在信中提到希望与宋美龄见面,宋美龄到台湾后,在一次回信中说要安排时间亲自来井上温泉看看。张学良得悉急忙去信告之,路途太远,道路太坏,请“夫人”约好时间地点,他可随时前往。4月30日,张学良驱车早5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11点到大溪蒋家别墅。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饭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哪,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两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宋美龄只是答应张学良的第二个请求,说“写给家中的信由她转。”这是张学良在台湾第一次当面向宋美龄提出求见蒋的想法。此事没有下文,宋美龄依旧关照张学良的生活,时常写信或寄些食品,但从不提见蒋的事。张学良在山中似乎被人忘却了。

(二)

直到1956年,这一年的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想起张学良了,接连召见在山中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

11月15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表情冷漠,说:“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他(刘乙光),面告二事:不准我(张学良)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张学良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覆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

既然是奉命之作,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平日里除了写家信,张学良很少写“大作”,为了完成此“重任”,整整埋头写了十天。初稿写完先交给刘乙光看,刘乙光看后说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但刘乙光“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12月5日晚,张学良连夜修改抄写初稿,12月6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当事人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书去了台北,没想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到:“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无奈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要他明天到台北,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他明早5点即去台北。”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刘乙光)召去,“交他一件郭增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嘱我(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中。”刘乙光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说张学良:“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总统)甚安慰,他(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一封信被一而再三的要求修改。张学良在日记中谈到:“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另写一张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二是一本民国46(1957)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共产党必败”,“对反共抗俄余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按“上峰”意见几番修改,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与刘乙光商量,希望他转告“总统”,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27日返回。说到台北当天晚上9点“总统”即召见。“问他(刘乙光)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喜欢离去。原计划27日的早上返回井上。

可是27日一早,刘乙光尚未起床,即接到“总统”召见令,刘乙光10点半赶到蒋介石官邸。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刘乙光讲述的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冒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叫我(张学良)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

张学良是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又“令我写书”。“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

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焦虑、烦躁、怨气,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28日一早“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见张学良情绪失控,赵一荻只能婉言相劝,刘乙光见状不好也急忙苦苦劝说,这才使张学良慢慢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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