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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牙喇军,清朝初年精锐部队编制小考

热度103票  浏览20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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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牙喇,满语中作bayara,为后金兴起之初的精锐部队。后来逐渐演变,大部分归入了后世所谓“护军”的军种,另有小部分成为“前锋”。但是,关于清入关前早期的摆牙喇部队情形,编制记载多有混乱,而且存在着许多认识误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阿南惟敬曾有《清初バャラ新考》一文,收于日本甲阳书房刊《清初军事史事论考》一书中,对此作过一番详细的考辨。但是,有几个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说清楚,因此作一小文补充探讨一下。

 

首先,摆牙喇兵究竟属于国家的军队,换句话说是八旗公有的军队,还是后金各王、贝勒私有之部队,即所谓亲丁?从清方史料,如《实录》、《老档》等来看,摆牙喇之编成还是按照后金通常的做法,以每牛录抽若干丁所组成的,应该说还是属于国家的编制。在这里,必须把摆牙喇(护军)和所谓“虾”,即护卫区分开来,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各王公大臣自己的私人军队。关于护卫的编制,皇太极后来说:“向来各旗挑选护卫之数,或多或少,未有定制……朕酌定额数,每一旗下选护卫二十员”(《清太宗实录》卷37)。这是崇德二年之事,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护卫数没有一定,凭各个旗主随心挑选,若抽调人丁过多,势必影响牛录本身对国家之义务,如抽甲、应役等。因此皇太极后来定制,每旗20人,八旗共160人,应该说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亲随。在一些史料和论述中,有时把护卫和护军给弄混了,从而得出了值得商榷的结论。

 

但摆牙喇兵确实有时候也起到护卫的作用,特别是摆牙喇其中的精华,即史料中所称的“白摆牙喇兵”。除了担任哨探、前锋等任务之外,这些部队更多地跟随在各王公大臣身边,也起到巡视保护的作用。从《满文老档》的记录来看,跟随在大汗,即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身边的称为“白侍卫摆牙喇”,而跟随各旗旗主贝勒等贵族的则称为“白随侍摆牙喇”。

 

除了白摆牙喇兵之外,天命年间还有红摆牙喇兵。按《老档》,天命八年出兵之时,每牛录抽一百甲,其中10人为白摆牙喇,40人为红摆牙喇,50人为黑营。这三种编制究竟对应于后来的什么兵种,其演变发展的关系如何,是一个众说纷纭,迷雾重重的问题。现就此稍作一番考释。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摆牙喇合计有每牛录50名,占了总兵力的一半。那么,它和后来的护军营有什么关系?是否所有的白、红摆牙喇都被并入了后来之护军当中?这就首先要弄明白其中的大头――红摆牙喇是什么样的军种。

 

所谓“红摆牙喇”,按满语直译过来应该是“红护军”,不过在《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实录》等官方文书中又称为“红甲护军”,或者“红号摆牙喇”。按此,似乎红、白摆牙喇之不同当体现在甲胄、军号颜色上面。在整部《满文老档》中,“红摆牙喇”的名称总共出现过7次,但是全部是在天命时期(有1次是在皇太极时期,但叙述的还是天命年之事)。最早是在天命四年发兵攻开原之前,《老档》记:

 

“统辖绵甲兵之牛录额真、五牛录额真;统辖红巴牙喇之牛录额真、五牛录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总额真,尔等应监视军士攻战尽力与否……”

 

按,绵甲兵即所谓敖尔布兵,披绵甲作战,主要用于攻城战之中,后来沿袭到汉军中为一独*立兵种。除开它不论,由此条记录可见红摆牙喇兵乃当时作战之主力,且其编制规模庞大,领军之人级别一直到最高级的固山额真,总额真。天命六年攻沈阳时,又有右翼四旗之红摆牙喇兵不等绵甲取到,即前进灭敌之记录。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红摆牙喇兵只能说是八旗主力,但很难说是其中真正意义上的精锐,从它在每牛录披甲数中几乎占了一半可知。真正的精锐之兵,应该是所谓的“白摆牙喇”,这从以下两者的待遇不同中可见一斑。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进行赏赐,将八旗各兵种划定了不同的赏额标准,这一记录见于《满文老档》p184。但是,中华书局版的《老档》译本却没有按满语原文进行翻译,而是照搬了乾隆朝抄录《老档》时,史官在章节最后所做的签注。但这一签注不但文意费解,更和满文原意大相径庭,且乾隆朝抄录时,又多点了一个逗号,最后变得面目全非。但此段记录对于理解后金之兵种等级十分重要,必须翻译清楚才是。现对照满文原文、日本东洋文库版《老档》及辽宁大学《重译满文老档》,重新整理如下。这次赏赐的标准实乃:

 

前4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

第5等:牛录额真(nirui ejen)、备御(beiguwan)、白摆牙喇纛额真(aanggiyan bayarai kirui ejen)、备御衔巴克什(beiguwan i jergi baksi)。

第6等:白侍卫摆牙喇(aanggiyan hiya bayara)、代子备御(daise beiguwan)、绵甲人(olboi niyalma)。

第7等:白随侍摆牙喇(aanggiyan giyajan bayara)、红摆牙喇首领(fulgiyan bayarai uju)、管牛录千总(niru boaoro ciyandzung)、千总衔巴克什(ciyandzung ni jergi baksi)。

第8等:披甲人(uksin i niyalma)、未携甲而来(uksin gajihakū jihe)、徒步的末等的披甲人(yafahan dubei uksin i niyalma)、骑甲(morin uksin)。

第9等:无甲之步行跟役(niyereme yafahan kutule)、有骑的(跟役)(morin yaluhai)。

 

以上可见,白侍卫摆牙喇排在第6等,白随侍摆牙喇排在第7等,但是,“红摆牙喇”不见踪影,只有一个“红摆牙喇首领”同样排在第7等。不过很明显的是,既然红摆牙喇的首领只能名列7等,那么显然,红摆牙喇本身只能是第8等级,也就是属于“披甲人”、“徒步末等之披甲人”、“骑甲”中的一部分,仅比跟役略高而已。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红摆牙喇”只是名称有所不同,实乃和普通披甲人相差不大。

 

当时,明朝及朝鲜曾有不少人风闻摆牙喇乃奴酋之精锐云云,加以考察,似乎许多指的是白摆牙喇兵。如《李朝实录》中郑忠信所说:“别抄者,着水银甲,万军之中,表表易认。行则在后,阵则居内,专用于决胜”。按,别抄即摆牙喇,从其“着水银甲”的描写来看,似乎单指白摆牙喇兵。明朝的陈仁锡也有一番论述,《无梦园集》说:“号摆言者好汉也”,又注说“又有号红摆言者,最精健”。据此,似乎红摆牙喇乃最精锐之兵?但是,红摆牙喇肯定不如白摆牙喇精锐,陈氏可能误记。他在后面又说:“(奴)牛录三百六十……红摆言三千有余”。按,后金当时之牛录最多也就200多,陈氏的牛录数字应当有所夸大,但是从兵数来看,红摆牙喇每牛录40人,怎么也有上万之众,而白摆牙喇每牛录10人,则似乎与陈氏所言“三千有余”吻合。因此推测陈仁锡可能把颜色搞混了,他在此描述的实乃精锐部队――白摆牙喇兵。

 

但是,以上还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到了努尔哈赤后期乃至皇太极时代,“红摆牙喇”的称呼完全从史料中消失了,而“白摆牙喇”仅在皇太极初年还有见到,之后也完全不见,仅留下“护军”或“摆牙喇”这一笼统的称呼。那么,无疑在这期间,后金军的编制发生了某种变化。问题是,原来的每牛录40个“红摆牙喇”究竟去向何在?

 

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笔者认为,当时的变化应该是这样的:至迟在皇太极登基之后,红摆牙喇的编制被整个取消了,其绝大多数被划为了普通的披甲人,仅留下每牛录10余名白摆牙喇。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白”字也不用了,单以“摆牙喇”或“护军”统称之。后来在划定兵种之时,摆牙喇又分为前锋和护军两个不同的兵种,由此一直延续到入关之后。

 

对此最有力的证据在于,皇太极时期的“护军”绝没有每牛录50人那么多,而最多10余人,正好和努尔哈赤时代的白摆牙喇差不多。首先,翻遍入关前之记载,从没有见到皇太极在哪次战役中一次性出动每牛录超过10个护军的。其次,天聪八年征明时,后金作了很明确的分配:每牛录护军8名出征,护军2名留守(《清太宗实录》卷18)。显然可以证明当时的护军总数正好是每牛录10人,再加上每牛录约2人的前锋军,其初年的摆牙喇总数当然是每牛录10余名了。而松锦之役后,皇太极先带了少数护军回沈阳,随后又令多尔衮将前锋、护军、骑兵等分为两班,一半驻守,一半回京。其驻守之护军为每牛录4人(《清太宗实录》卷59)。由此推算,也可证明当时后金护军数确为每牛录10名左右。

 

入关之后,因为俘获的奴隶甚多,八旗满洲本身已经不用负担太多的徭役赋税,因此披甲数有所增加,从60多增为每牛录7,80甲。相应地,每牛录的护军数也略有增加,据《大清会典事例》:“原定满洲蒙古每佐领下护军十七人”(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52),即当时已有每牛录17护军的编制。到了康雍乾时代,数量进一步增加,前锋和护军加在一起共有24名(《八旗杂档》第2包49号及第1包47号)。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是连贯一致的。

 

因此,可以判定到了皇太极初年,后金的护军之数实为每牛录10余人,实际上基本就是原来的白摆牙喇兵,其名称也仍然保持不变。而除此之外,已经没有“红摆牙喇”的存在,称到“护军”时,指的就是“白甲护军”。这时的护军,才真正代表了后金军中小部分最为精锐的部队。

 

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红摆牙喇的编制在天命末至天聪初被取消了,除了极少部分并入原来的白摆牙喇,大部分都被划作普通披甲人。那这么一来,是否意味着“黑营”的编制大大扩张了?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即“黑营”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整本《满文老档》中,“黑营”(满语之sahaliyan ing)这个字眼仅仅出现过3次,其中2次是差不多的,就是上述每牛录100甲,其中有50人为黑营之记录。另外一次出现在p385:“吉荪原在sahaliyan营,因至伊荪处,故升千总为游击”。但是,从文意来看,这里的sahaliyan也许不是“黑”的意思,而实指后金之大臣萨哈廉(其名意思即为“黑”)。因此中华书局本《老档》在此翻译为“原在萨哈廉营”,或许是正确的。但这样一来,所谓“黑营”实际就仅仅在一个场合下出现过,翻遍清初史料,书海茫茫,但至今笔者未见有另一处“黑营”之记载。

 

在资料极度缺乏之下,对这个问题学界也是意见有所分歧。郭成康、张晋藩认为黑营就是后来的行营,即普通满洲披甲人(见《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而滕绍箴、谢景芳等则认为这里的“黑营”就是后来汉军营之前身,汉军成立后沿用黑色旗帜,即与原先之“黑营”有关(见《八旗汉军的名称及其含义考释》、《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二文)。考察之下,笔者认为黑营可能并非全部为汉军,但应该大部分为汉军组成。首先,《满文老档》相关记录中明确写到这一百甲士牧马时“各汉军之马亦合之”,后又提到“诸申、汉人、蒙古人之马,每十匹以一人看守”,因此其中当不止满洲之兵。又,《旧满洲档》中有数条被删去,未载入老档中。其中天命七年三月十五日条记载,这一百披甲人中,有20人为炮手,另每牛录要新造50甲,新甲给满洲兵穿,旧甲则给汉人用之,可见其中确有汉人。其所谓“炮手”,疑后来有一部分变成了汉军枪炮营,此在皇太极初年的史料中常有见到。加上观察黑营之配置,其携带大量攻城武器,与后来之汉军旗功能类似,因此确实有可能即为乌真超哈之前身。但是,黑营又未必是纯粹的汉兵营,因其中又有敖尔布兵,即绵甲兵,在前面所述的赏赐标准中占据第6等,地位甚高,有可能主要还是由满洲兵担任。笔者之推测是,天命八年的这三个编制主要是按照功能进行划分的。黑营为承担攻城拔寨任务的军种(其中大部分为汉军),而红摆牙喇乃骑射野战的主力,白摆牙喇则为最精锐之护卫部队,最后决胜时派出。

 

但是,到了努尔哈赤晚年,因为将所有汉人几乎全体编入农庄为奴,等于是取消了汉人自由民(伊尔根)阶层,也自然失去了汉人抽兵的基础。这样一来,黑营的大部分甲士不复存在,必须重新对军队进行编制。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红摆牙喇军除少数并入白摆牙喇之外,大部分和原先黑营的残余合并,此即为后来满洲普通的行营,其组成为普通满洲披甲人,日后则分化为马甲、步甲等。而白摆牙喇久而久之,乃以摆牙喇笼统称之,日后则分化为前锋、护军等。而旧汉军的重建,则要等到己巳之变后才慢慢开始了。

 

如此,便能解释为何到了皇太极时期,红摆牙喇、黑营等名称突然消失,而披甲数再也见不到努尔哈赤时期动辄一百甲、一百五十甲的情况。后来蒙古、汉军旗成立,另立名号,不再依附于满洲牛录之下,因此人们误认为每牛录抽甲仅指满洲而言。但在天命年间,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当时牛录下的备御不仅管辖满洲人口,也同时管理汉人,并没有分开。因此,每牛录抽兵若干甲,其中包含了汉军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当然,要验证这一想法,或许还要对满文史料,特别是《旧满洲档》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在此权当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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