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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将苑》

热度237票  浏览122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6日 04:22

  《将苑》(又叫《新书》、《心书》),是一本独具特色的论述为将之道的兵书。这本兵书说理深入浅出,文字浅显易懂,朴实无华。内容既继承和发扬了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精华,又在治军、用人等方面有精辟独到的见解。

  这卷兵书,《隋志》,《唐志》均未见著录,最早见之于宋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因此,历史上对他的真伪说法不一,清人张澍认为是诸葛亮所著,并将其收入所编的《诸葛亮集》(这相本书是明清时期所编《诸葛亮集》中最好的一种,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诸葛亮集》即用此本整理校点)。清人姚际恒则持不同意见,他在所著的《古今伪书考》中说:《将苑》“称诸葛亮撰,伪也”。现代学术界也众说不一,看来对《将苑》真伪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一时难以定论。

  我个人以为《将苑》与诸葛亮之间有一种割不断的关系,诸葛亮的思想、工作作风甚至文风、性格特点,基本上都体现在《将苑》之中。由此感到著作真伪的考证,除文献考证外,应加强对著作的思想体系和内容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诸葛亮为相的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三国志蜀志后主传》陈寿评);陈寿编缉《诸葛亮集》是在蜀汉亡国之后的晋武帝时期,而且“随类相从”,诸葛亮的一些著作或遗、或编辑时被删都是可能的,他治理蜀汉几十年,又事必躬亲,著作决非现在看到的那么一点。因此加强对现存著作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从思想体系和内容来考证《将苑》,古人虽有先例,但结论似太武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到《将苑》时说:“考五十篇之文,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作。”这一结论似乎太武断,虽然《将苑》中确有与孙子兵法相同的观点,但作为兵书,它更具有自己独到的新意和特色,无论如何都扣不上窃取的“帽子”;不少读过《将苑》的人都感到它言简意赅,见解精辟,说它“迂陋之言”实是冤枉。

  从《将苑》本身的科学价值看,不失为一部重要著作。研读《将苑》不及到军事指挥员富有启迪、指导作用,而且对一切领导者实施科学领导都是有益的。

  一、治国治军 浑然一体  三国时期,由董卓以来的“群雄并起”,到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足鼎立逐渐形成,至司马氏统一的整个历史阶段,各种政治力量均是在战争状态中生存的,因此这个时期有作为的著名领袖人物,大多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溶治国治军于一身。这是三国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体现在诸葛亮身上更为明显。

  在割据时期,每一个政权都把强军作为第一位的大事来抓。诸葛亮也不例外,他在《将苑》中就讲过军“无功刚国虚”(见《将骄吝》)。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蜀汉政权缺少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是强化军队,巩固政权,进行统一事业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充分利用国家机器,走了一条发展生产、强军立国的道路,并较好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和加强军队建设的矛盾。

  针对当时西蜀民少国弱无力养军的状况,他提出“粮谷军之要最”(《诸葛亮集文集,卷一与陆逊书》),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实行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三国志蜀志黄权传》)。“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等方针。同时减兵省将,把军队数目控制在不失比例的限度,注重在训练和改善武器装备等方面下功夫,以提高部队战斗力。还要求军队利用空隙时间“休士劝农”(《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分兵屯田,实行兵农合一,以减少人民负担。即使在战争频繁的岁月,他对军队也实行定期轮换制度,使大部分兵力留在前线,一部分换回后方,保证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进行生产。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他还大力兴修水利,现在成都西北郊柏条河的九里堤,相传是诸葛亮主持修筑的。对都江堰,他认为是国之所资,专设堰官精心管理,在兵源不充裕的条件下仍派一千二百名壮丁常驻堰区,担负淘浚河道和保护的任务。

  诸葛亮还加强科学技术的开发和管理,以促进生产或直接用于军队作战。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了“司盐校尉”,负责管理“火井”,以天然气煮盐,还设立了“司金中郎将”,负责管理冶铁生产和兵器、农器的制造,并以严格的制度,禁止豪强和私家开采煮铸。这不但使国家迅速得到了经济效益,也使当时的冶铁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改善了部队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当时有一种“十矢俱发”的“十石弩”铜弩机,通称“摧山弩”,又叫“无戎”,威力强大。据说曹魏的大将张?A就是被这种铜弩机射死的,人称为“神弩”。一个叫蒲元的炼钢能手,有极高的淬火技术,他造的刀可砍断装满秩珠的竹筒,被称为“神刀”。

  这种一体化的治军、治国方针,是必须得到军队支持的。为此,他极注意教育军队,说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说:“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并认为如果将领眼里没有百姓利益,就“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诸葛亮集文集卷三治军》)。他在《将苑》中更是谆谆教导他的将领,要“四海之内,视如家室”,要象治家一样治国,要“仁爰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说这样的将领才为“天下之将”(见《将器》),由此也可看出,《将苑》作为兵书,虽把为将之道、治军用兵作为主题,但在军队用人和重大政策同题上处处服从和服务于这种治理方针。

  正是这种一体化的治理,使四川地区经济落后和蜀汉政权弱小的局面迅速得到了改善,出现了如晋人袁准所说的:“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诸葛亮集附录卷二》)的景象,为蜀汉能站稳脚跟,与曹魏、孙吴政权鼎足而立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荐贤用能 德在其首  诸葛亮荐贤用能。在历史上是倍受称赞的。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集文集卷三举措》)。他十分形象地把国家的官员比作房子的柱子,柱子细了,房子要倒塌,官员弱了,国家要倾败,要求国家的官员象柱子一样端直,以忠直为贤。他的这一思想也是《将苑》主要内容之一。

  在《将苑》中,他说:“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才多艺之人”是“万人之望”(见《三宾》),要重用。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汉朝末年,人才多出自中原、关中等文化及发达的地区,由于“群雄并起”,烽烟遍地,为了避难或施展才干,人才纷纷择主而投。三国中曹操占锯中原时期较早,政策又比较开明,招揽人才最多。孙权久据江东,“已历三世”,归他的人才也不少。唯独刘备,虽在镇压黄巾初期已露尖角,但他在赤壁之战前还无固定的根锯地,因而依附他的人才很少,这就造成了蜀汉政权的“先天”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与法正等人“共造蜀科”,在戎马倥*的年代仍开科选举。他“取人不限其方”(《诸葛亮集故事卷三用人篇》),不讲门第,坚决反对“为人择官”,主张“为官择人”(《诸葛亮集文集卷三举措》)。只要确是人才,即委以重任,抓紧培养。姜维是由曹魏投降过来的,因为有才,诸葛亮非常看重他,说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还说他“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诸葛亮集文集卷一与张裔蒋琬书》)。在他看来,姜维是个大将之才,不可多得的人物,因此把他作为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接班人加以培养,二十七岁时的姜维被任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当阳亭侯等要职,确实是重用了。

  在《将苑》中,诸葛亮还要求带兵将领要作“贤而能下”(见《将材》)的礼将,而他自己更堪称“贤而能下”的楷模。他南征胜利归来,文武百官在成都郊外数十里迎接。诸葛亮为了表彰当时官职很小但很有才能的费?t,与之共载而还。杜微是当时一位名士,诸葛亮请他出来做官,他坚决不肯,用隆重的仪式去接,他仍“乞病”不干,诸葛亮还是致函相功,推崇备至,拜他作谏议大夫。还有位叫做五梁的名士,诸葛亮也用同样的方式去请他,也拜为谏议大夫。

  诸葛亮还十分善用人才。史书说“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三国志蜀志杨洪传》),这在《将苑》中有更具体的阐述。在《将器》一篇中说:将领的本领、作用有大小的区分,他认为;能简单地识别邪恶,预见利害,被大家信服的人,可作十人的小头目……。而能带领万人去打仗的将领应是:“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旁,悉人饥寒”的人。统帅全军的人才则应具备:“仁爰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至于对士兵,则要求“各因其能而用之”,敢死队(报国之士)座由“好斗乐战,独取强敌者”编成,突击队(突阵之士)应由“气差三军,材力勇捷”的人编成……(见《择材》)、可以看出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在人才使用上能“尽时人之器用”的高手。

  诸葛亮选用人才最显著的特点还有一条就是把道德品质放在首位,对于所谓不仁不义之人,即便是有才能,他也是断然不重用的。在著名的《出师表》中,他就提出了“亲贤臣,远小人”的观点,说这是西汉兴隆、强盛的基本经验,而东汉的衰亡是由于“亲小人,远贤臣”的缘故。在《将苑》中,给合治军的特点,更具体地讲述了这个问题。在《将诫》中要求将领要“先仁义而后智勇”。在《胜败》一篇中指出“贤才居上,不肖居下,……”。有这样好的风气,就是打胜仗的征候:反之,就是打败仗的兆头。在《逐恶》一篇中讲了军队和国家的破败是因为(将领官吏之中)有了五种“祸害”,并历数他们的表现。在《将弊》一篇,讲将领应避八种品质上的弊病。为了能准确地识别人才道德品质的高下,他还总结了七条考察方法(见《知人性》)。由于诸葛亮选人、用人把品德放在首位,所以蜀汉政权中的文臣武将大都忠心耿耿,尽心尽责,即使在夷陵之战后刘备病死,南方少数民族叛乱、国内财竭、外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军队和政权都还比较稳定。而且平庸的刘禅,在诸葛亮之后仍能安坐天下,一直未出现篡逆之人。这不能不说是他在选用人才方面的成功之处。

  当然,长处和短处有时是有联系的,诸葛亮在选贤任能方面也有缺陷,和与他同时代的曹操比起来,就显得过于苛求人品,缺少用人胆略。这主要是由于诸葛亮一生过分谨慎,从不冒险,不做无把握的事情,加之偏安西蜀,人材缺乏所致。蜀汉在高级谋士宠统、法正死后,一直无人能继,每到困难和挫折时,诸葛亮总十分怀念他们。曹操营垒就大不一样了,不但人才济济,而且有后浪推前浪之势。看来造成“蜀中无大将”的局面,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这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三、异之以德 严之以法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善于治国、治军,且都卓有成效。《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他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晋人习凿齿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三国志李严传》裴注引习凿齿评)。他治理的军队在当时更具特色,史书上说,他的军队象宾客一样尊重老百姓,不围猎,不随意糟踏庄稼。在渭水沿岸屯田的军队夹杂在老百姓之中,“百姓安堵”,不感到惶恐。而且军队本身“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兵出之日,天下震功,而人心不忧”,打起仗来“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止如山,进退如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调功自如,相当有战斗力,就连他的对手司马懿也称他为“天下奇才”。这些评论似乎都不过分。诸葛亮所以治国治军政绩卓著,并能得到历史上的肯定和称颂,主要原因在他奉行了一条“导之以德”严之以法的治理方针。

  诸葛亮认为,道德品质教育是治理国家、军队的重要方面。在一则《兵要》中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刚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诸葛亮集文集卷二》)。道德品质不好的人,官职越高危害越大,愈有才能愈有害于国。只有“仁义”之官吏,才能治理出“仁义”之邦,“仁义”之将才能带出“仁义”之师。集治国治军重任于一身的诸葛亮,在武装割据和相互吞并的特定历史时期,对这些道理认识是深刻的,同时,能以身作则。他对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矢志不移地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虽位级人臣,但能摆脱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受声色犬马的沾染。“死之日”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这在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在《将苑》中)有关将领道德品质修养方面的内容占有相当篇幅,除了逐条讲军认和国家五种有害官吏的种种表现(见《逐恶》),力将的八种品质上的弊病(见《将弊》)和八种缺点外,还归纳出将领“高节”,“孝悌”,“信义”,“沈虑”,“力行”等五种优良品质(见《将强》),作为努力方向。要求将领品德修养上达到不骄不吝(贪鄙),能刚能柔,不恃强,不仗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将志》),不贪私利,不淫乱。诸葛亮认为,这样的将领,思想品质才合格。由于他以以身作则的重视,受他推荐和重用的文臣武将的品德表现大都是很好的。如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三国志蜀书陈震传》);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蒋琬“ ??志忠雅”(《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董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为官“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三国志,蜀书董和传》);邓芝“赏罚明断”,“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蜀书邓芝传》);向宠“性行淑均”(《三国志蜀书向宠传》);杨戏“笃于旧故,居诚存厚”(《三国志蜀书杨戏传》)等等。

  在“导之以德”的同时,诸葛亮也严之以法。他亲自主持制定了蜀国的法典――《蜀科》,将法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了保征法治精神的贯彻,他还亲自为官吏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俱》等条例。他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诸葛亮集文集卷二杂言》)。“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他确实象他说的那样去做了,而且还能审时度势,做到宽严适当。法正劝他初到蜀地要放宽禁令,多施恩惠。他给法正回信讲:蜀地长期法制忪懈,如果单讲恩惠,给高位,反而会使人贱视,不觉可贵;只给利益,反而会使人傲慢无礼。只有法令威严,人们才知恩德;限制赏赐,人们才能感到爵禄的尊荣。荣恩并行,上下才有秩序。他的这些见解是很客观、很讲辩征法的。在军队治理上更是强调和重视纪律,在一则《兵要》中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文集卷二兵要》)。这些,在《将苑》中都体现得更为明显。他非常赞赏和敬佩孙武、穰苴等古代军事家的治军办法。他说:一个将领统帅百万之众,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行功一致,服从命令,靠什么呢?“法制使然也”(见《威令》),就是说要靠法纪和制度。他还说,作为军队,如果“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见《整师》),如果“上无刑罚,下无礼仪,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也会象夏桀、商纣一样成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如果法令健全,执法严格,赏罚严明,将帅威信高,军令严肃,就会象孙武、司马穰苴那样战无不胜(见《威令》)。

  诸葛亮是一位说到做到、表里如一的人,在执法方面无论官职大小,无论亲疏,甚至对自己都一视同仁。李严是蜀汉政权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重臣,刘备临终托孤,他曾同诸葛亮一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因为他假传刘禅命令,贻误了国家大事,又玩弄手腕,嫁祸于人,诸葛亮上书刘禅,将他削职为民,流放到川北梓潼郡。二二八年春,诸葛亮率兵北伐,他比较亲近的将领马谡,自以为熟读兵书,高人一等,擅自变更部署,又不听部下功告,使街亭失守,全军为此失败而归。他毫不就豫,依法斩了马谡,并把他的首级示众,教育将士们增强法纪观念,严守军令。他认为“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外。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三国志蜀志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对在街亭之战中有功的王平等给以封赏。街亭之失对于身为统帅的诸葛亮来说无疑也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他能严于律己,在失败面前敢于承担责任,他上书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明不知人,虑事多暗”以致造成“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请求“自贬三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实是一个高明统帅应有的品质。这样处理的结果,使部队士气提高,纪律更严,下属对他更加信赖和爱戴。

四、集思广益 群议得失  《将苑》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诸葛亮集思广益、“群议得失”的民主精神。他把“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作为能否胜任高级将领的条件之一(见《将材》)。在《腹心》一篇中,他说作将领的必须有“博闻多智”的人为“腹心”,如果没有这种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就会“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在《三宾》一篇中,他更直接提出必须把“词若县(悬)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之人,“猛若熊虎,捷若腾猿,刚如铁石,利若龙泉”之人和“多言或中,薄技小才”之人分别引为“上宾”、“中宾”、“下宾”,以便“群议得失,以资将用”。这些作法与诸葛亮的思想是吻合的。诸葛亮著名的《与群下教》中,有一段话:“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荻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三国志蜀志董和传》)。它的大概意思是说:丞相府设置幕僚的目的,就是集众思广忠益,假如为了避个人嫌疑,有不同意见不提出来商讨,国家就要受损失。经过反复商讨,得到了好办法,就好象扔掉破草鞋而获珠玉一样。然而能这样去作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只有徐元直(徐庶)能不被私心迷惑,再一个就是董幼宰(董和),他和我共事七年,见到我有失当之处,能反复提意见,有时一件事竟达十次之多。如果群臣之中能有十分之一的人象徐元直,能象董幼宰那样勤恳认真,不但对国家有好处,也能使我少犯错误。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处理军政事务进,十分注意鼓励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认真听取和采纳。受他表扬的董和,在刘备初占益州时,曾协助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是一个有政治见解,办事认真,性格直爽的人,诸葛亮很喜欢他敢于直言的精神,当了丞相之后,还一再表扬他。

  街亭之战的失败事件,使诸葛亮更感到自己肩上所负的重任,如果用人不当,接连失误,纵有千军万马也很难取得成功。从这一点出发,他要求将士们为国家着想,出于公心来监督自己,“有忠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诸葛亮集文集卷二》)。用现代话说,就是对我自己的错误、缺点展开批评。他认为只有这样,事业才有希望。

  五、学以致用 注重实效  历史上有一些评论者认为,诸葛亮的文章文辞不够华美,其实这正是诸葛亮的优点所在,他学以致用,注重实效。《三国志》的作者孙寿认为:诸葛亮文章以众人凡士为对象,因此详尽周到,浅明易懂,对处理、规划事物有具体的指导作用。他“公诚之心,形于文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使人一看就能明确他的意图和道理。

  《将苑》的文风与诸葛亮的一贯倡导的文风是一致的,通观全文无玄虚之句,元晦涩之词,升门见山,一语中的,且短小精悍。《假权》一篇,诸葛亮主要讲将帅必须有赏罚大权。文章一开头,首先讲了将帅的重要性:“夫将者,人命之所县(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接着作了几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不给他以赏罚大权,“是犹束猿猱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再接着回到现实中来:“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最后以孙子“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两句名言结束全文。真可谓道理深入浅出,全文清净明快。

  诸葛亮行文,还善于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把复杂的问题简明化,以《论诸子》一文为例,他论述历史上“诸子”的优缺点,说“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监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集文集卷二》)。不足百字,挟价了历史上和同进代的九名著名人物,去繁就简,切中要害,不温不火。这可能得益于他“独观其大略”,反对“寻章摘句”的读书、学习方法。《将苑》中绝大部分篇章,逻辑思维清晰,读起来使能一下看清本质,抓住要害。例如,他就治军这个大而复杂的问题说:“古之善将者有四,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禁、礼、劝,信,师之大经也,未有纲直而目不舒也”。把“禁”(晓规则)、“礼”(明大义)、“劝”(听劝戒)、“信”(知信用))作为治军的大纲,寥寥数语,道出了治军经验的结晶,即使是现在条件下,部队的管理也主要是抓政治教育、条令、条例教育、实行赏罚严明这几条。

  诸葛亮学以致用、注重实效的作风不仅体现在文风和治学上,很重要的还体现在政治哲学和政治措施上。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的治理思想和政治措施处处把握现实。历史上,有说他是“伊周之徒”,把他拉入孔庙,有人说他是道家,也有人说他是法家,还有说他是“法道合抱”等。这都不太合实际。苏东坡等批评诸葛亮王霸杂用,说他以仁义示天下,又夺取刘璋的领土,是“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所以很难成功。这是书生味很浓的议论。纵观历史上创业人物,很难说他们的哲学观点纯属哪一家,外乱世之中,建统一大业,思想却囿于一派、一仍旧贯,是很难成功的。诸葛亮博览群书,又“独观其大略”,抉精取要,不管哪家、哪派,适用一统一大业的他一概都用,不适用的他一概不用。因此,他是一位博采众家之长、面向实际、注重实效的政治家。

六、深入细致 谨慎从事   深入细致、谨慎从事是《将苑》这本兵书的一个明显特点,也是诸葛亮的一贯作风。在《将苑》中,他并解部队训练方法说:先教礼义、忠信,而后“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然后进行军事训练:“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S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关于教学方法,他讲“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见《习练》)。还很具体地讲了作战编组,在《择材》一篇中他讲了哪些人可编入敢死队(报国之士),哪些人可编入突击队(突阵之士)等。足见诸葛亮对这些细小而具体的事都作过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在《将苑》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叫“居安思危”。诸葛亮讲国家要办的事很多,没有比战备工作更重要的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差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覆军杀将,势不逾息”,这是很可怕的事。还说,如果“居安而不思危”,就象“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一样,亡国是不要很长的时间了。他还引用《左传》“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预备列虞,古之善政”、“蜂虿尚有毒,而*(况)国乎”(见《戒备》)等语,来说明有备无患的重要。一生谨慎小心的诸葛亮,在当时的环境中对国家的安危费尽了苦心!

  在诸葛亮为政的几十年中,他勤勤恳恳,深入细致,凡事考虑周全,谨慎小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很感动人的,这种美德,曾激励过不少后人,但是作为一身系国家安危的重臣,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来说,就显得有些信已太过,谨慎有余了,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短处。

  事必躬亲往往会谨小忽大。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主要工作上,并能举重若轻,掂得起,放得下。对一些日常事务则应健全制度,用人得当,信任下属,让他们去办,使百官各有职责,各得其所,大可不必“自校簿书”。他这样事必躬亲“保姆式”的工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蜀汉各种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除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刘备的旧将外,虽连年征战,在诸葛亮手下,很少培养出能独当一面的战将,以致后来出现了“无大将”的局面。对于这一问题,他同时代的人就曾批评过。他的对手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鉴……”说“亮将死矣”。身任一国之重,罚打二十板屁股的事都要亲自提笔批准,怎么能不累得吐血呢?他手下的官员杨?J(丞相主簿),曾直接了当地对他进谏:“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并以历史上“邴吉不问横道死人”,“除平不言知钱谷之数”(《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裴注所引《襄阳记》)的故事开导他。诸葛亮虽然十分感激这样的忠告,但他的工作方法始终没有改变,五十四岁便“尽瘁”而死,蜀汉政权的命运也随着他的逝世而日渐衰落!忠心耿耿但“大功未遂”,这对他来说是十分遗憾的事,对后代政治家来说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这一历史评语中的贬义成份是显而易见的,谨慎好,“唯谨慎”就不太好了。分析他亲自组织的几次北伐,都是以“稳扎稳打”为指导思想,不轻动,不出奇。这固然和当时当地的诸多条件有关,例如政治上、经济上经不起大挫折(奇兵易胜也易败),敌我军事力量上的悬殊,运输上的困难等。但是作为战争的指导者,在作战指导上不能处处求万全之策、万全之地,必须具备冒险精神,“出其不意”往往是战胜强大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首次北伐中,魏延曾有一个具体的奇袭建议:由他率领轻兵奔袭长安,并乘势扼潼关、武关两咽喉要地,使许昌、洛阳援兵不能西向;主力出斜谷以期收复咸阳以西地区①。分析起来,按这样的打法虽不能保证必胜,但也不能肯定必败,而胜的可能性更要大些,诸葛亮却从万全之策考虑,没有采纳魏延这一建议。说到他的这个缺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争议――诸葛亮到底够不够得上一个杰出的军事家。陈寿为诸葛亮作传时,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伏于将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可知陈寿的观点,认为诸葛亮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这几句话,历史上有人责备陈寿因私人恩怨而褒贬不公。理由之一,说陈寿的父亲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先锋马谡手下的参军,街亭失败后马谡被斩,陈寿的父亲也被诸葛亮处了“髡”刑(削去了全部头发);理由之二,说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看不起陈寿。因此,断定除寿有成见,这段公案的谁是谁非且不去管,但除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无论如何也是欠全面的。判断一个军事统帅是否有军事才能,不能只根据他的军事活动是否成功,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诸多因素,个人的才能和作为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蜀汉政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以弱小对强大,所取得的胜利足以说明诸葛亮非凡的军事才能。况且诸葛亮自登上政治舞台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军旅中度过的。先秦时代军事思想的影晌,长期的战争实践,使他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都有卓越的建树。因此,尽管在军事活动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完全算得上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①据《三国志蜀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夏侯懋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双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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