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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穿越生命“禁区”:长征中悲壮的草地行军

热度41票  浏览5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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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都是英雄汉。在上个世纪中,没有什么比红军将士的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中国前途的事件了。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沼泽大草地,抵达吴起镇,告捷直罗镇……这些可谓是举世罕见、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22年前,70多岁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前来中国“寻根”,踏着红军的脚印走完“长征”,惊呼:红军精神,将激励着一个11亿人口的民族,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料的未来前进……

而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中,横跨草地最为悲壮,最让人惊叹。它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草地行军遇到的困难几乎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在极端艰险困苦面前,红军指战员以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甚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在亘古荒原上奏响了团结奋斗、人定胜天的壮丽凯歌,谱写了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慷慨悲歌。限于篇幅,此文仅撷取右路军穿行草地的悲壮之行,它极具代表性,是红军整体过草地的典型缩影。

1935年6月中旬,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根据党中央数次会议重申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任务,8月3日,军委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把红一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路军由中央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北上。

挑战生存极限

1935年夏,毛儿盖会议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下令右路军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于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踏上了征服人迹罕至、险象环生的大草原的艰难征途。

摆在红军面前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自然条件的恶劣超乎常人的想象。川西北草原(也称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纵横几百公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其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为典型的平坦高原。远远望去,像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林木,也没有村舍、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渺无人烟。白河(即葛曲河)和黑河(即墨曲河)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水流迟缓。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大片的沼泽。漫漫泽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甸之下,积水淤黑,腐草堆积,泥泞不堪,如胶似漆,浅处齐膝,深处没顶。人畜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一旦陷入,如无人救助,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甚至惨遭灭顶之灾。草地水质恶劣,不仅无法饮用,而且稍不小心,刺破皮肤,泡水浸渍以后就会红肿溃烂,难以医治,疼痛难受。

最让人捉摸不透、难以招架的是草地的气候,极其恶劣,变幻莫测。这里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昼夜温差很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时而骄阳似火,晴空万里;时而迷雾重重,方向难辨;时而阴云密布,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冰雹骤下;时而大雪突降,阴冷刺骨。每年5月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90%在此期间注入地表,使本已经泥泞滞水的草地愈显“沧海横流”景象。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块草地难觅人踪,仅在每年的5月至9月才有牧骑暂作涉足。

这片草地的险恶,红军某团是曾经领教过的。早在“松潘战役”计划制定以后,为了探明道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在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率领下,曾经由康猫寺进入草地。由于对草地情况不明,没有什么经验,所带粮食不多,饥寒交迫,再加遭遇千余藏族反动骑兵,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致使第六团损失惨重。在撤出战斗向长板山、黑山方向靠拢的4天里,粮食已绝,红军战士茹草饮雪,无法充饥,冻饿而死者触目皆是。幸而有运粮队赶到,才使全团免于覆没。

有了对草地的初步了解和红六团草地失利的教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征服草地的准备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右路军各部队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包括:筹集粮食和御寒衣物以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加强军事训练(主要进行了打骑兵的战术训练)以做好军事准备;开展思想动员,注重政治保障工作,以达到正确饱满的精神状态。

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更是对这次决定命运的草地行军考虑周详,高度重视。他来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道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并决定把过草地的先遣司令这副重担交由叶剑英扛起。

草地探路这一艰巨任务,则又一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红四团。8月17日清晨,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奉命从驻地波罗子来到毛儿盖,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了任务。然后,他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到徐向前总指挥的住处,接受具体的指示,随后迅速返回部队驻地,准备向草地进军。

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3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军草地。21日,红一军军长林彪率领红一军第二师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腊子塘、色既坝等地,向班佑开进。红四团作为先头团,在前面开路。2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和博古等,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红三十军、红四军北进。23日拂晓,红一军主力北上;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一列又一列的人马浩浩荡荡开始了征服松潘大草地的行军。

8月的草地,野草丛生,看上去繁花似锦、葱郁茂盛,然而,在这迷人的漂亮景致下面,却处处隐藏着防不胜防的大自然的邪恶与死神的狞笑。难怪在时隔50年后的1984年夏,当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作家兼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慕名踏上这块神秘的草地时,也不得不惊呼:“夏日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副鲜花织成的魔毯。”他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又这样揭示美丽鲜花覆盖下的真实面目: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终由杨成武率领的非凡的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先遣团进入这片令人愉快的美丽的“海洋”,他们看到的就是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杨成武领受先遣任务时,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诉他草地的危险。他说这项任务很艰巨,指示杨成武到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草地的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警告杨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杨成武必须设法在这片沼泽地带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整个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摆在面前的敌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通过草地,摆脱草地。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的部队正准备再一次集结来消灭红军。毛泽东仔细地向杨成武询问了他的部队的情况。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像魔鬼的恶作剧。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红军一踏进这片草地“魔毯”,就经受了来自大自然无情的严重的挑战。茫茫草地确实无路可走。前面先行摸索的红四团依靠藏族向导的指引,才踏着千年沼泽的草甸,在水草深处找出一条曲折的小路来。可是,由于红军进入草地后连日阴雨不断,雨水不仅湿透了战士们的衣服,而且也淹没了先头部队设置的路标和部队行进的路线。在草地的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甚至藏族向导也难以找到过去牧骑留下的过路痕迹,有些战士因此而身陷淤泥。有时,当一个战士腿陷泥潭,身旁的战士急忙伸手拉而用力过猛时,自己反而也陷了进去;另一位战士奋不顾身再上去抢救时,结果还是陷了进去。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其余的战士赶快解下几条绑腿带,将带头抛给陷进泥潭的战士,让他们缠在腰间,才把他们逐个拉上来。更糟糕、痛心的是,当一个战士陷进泥潭,还来不及抢救,就已经没顶,被污泥无情地吞噬了。红军战士们只好一个紧跟一个,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着前进。但是,有些骡马牲畜陷入泥潭后拼命挣扎,结果越陷越深,庞大的身躯很快就被淹没了,水面上留下的只是一串串水泡。红军战士们行进在茫茫草地,除偶尔能看到零星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之外,连一株树木也见不到。缺乏判定方向的参照物,常常使其难以辨别方向,以至于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半天,才发觉仍旧回到了原地,很让人啼笑皆非。

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是饥饿,它时时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进入草地之前,各部队尽管都充分筹粮,但在川西北物产不丰的贫瘠之地,难以达到每人备粮5至7公斤半的要求,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两天的干粮。进入草地之后,战士们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麦粒或青稞麦粉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麦粒一颗颗地数着吃,麦粉一小把一小把地省着吃。当麦粉被无情的雨水淋湿后,变成了难以下咽的粘疙瘩。更为不幸的是,倘若有的战士不慎摔倒了,有毒的污水浸泡了干粮的话,他将立即陷入断粮的绝境。虽然战士们视粮食如生命,尽量节省,可是客观上准备不足,又无法及时得到补充,行程未及一半,有的部队就告断粮。

为了维持生存,战士们不得不在草地里寻找野菜来充饥,有的战士甚至因误食了有毒的野菜而牺牲了性命。为此,卫生部门挑选指定了几十种可食的野菜,以供部队寻找食用。当可食的野菜吃完之后,便不得不宰杀坐骑或其它牲畜。当牲畜不能再宰杀时,战士们只好煮食自己身上穿用的皮带、皮鞋等,甚至仅仅烧一点开水来充饥。

红军战士们一面忍饥挨饿,一面还要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体力渐渐不支,不少战士走着走着,就会突然倒在野草鲜花之中,再也起不来,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饥饿如此肆虐甚至夺去一些战士的生命,还有一个可怕的“敌人”就是高原的寒冷,无时不在侵袭着衣裳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草地的8月,本是最暖和的季节,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摄氏30度,可一到了晚上,气温骤然降至摄氏零度左右,温差在摄氏25度以上。红军是远征之师,战士们体弱衣单,疲病交加,加之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那种生存极限的挑战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

为了抵御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只好穿戴起各色各样的衣服鞋帽。身上有的穿着单衣或夹衣,有的穿着毛衣或棉衣,有的裹着毯子,有的则披着羊皮、狗皮和驼皮等各种兽皮。头上有的戴着斗笠或草帽,有的顶着油布,有的打着雨伞。脚上有的穿着稻草或布条打的草鞋,有的穿着羊皮或其它兽皮制作的靴子,有的甚至于赤着脚。

英雄长眠,精神永存

经过一天的行军,到了宿营地,既无避寒之处,又无干柴可供烤火,战士们只能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一些草叶铺在湿地上,几个人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取暖,稍稍休息一会儿。夜晚来临时,强劲的高原风裹着雪花,向露营在草坡上的战士们袭来,寒彻体腑。每当黑夜过去,宿营地上便留下许多长眠的英灵,其状之惨不忍睹,其情之悲切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到位的。

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饥寒交迫中默默倒下的战士又何止几个?来自江西石城的小宣传队员郑金煜,在刚开始草地行军时还精神抖擞,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地讲故事、唱山歌,柴禾挑重的背,工作拣难的做,生龙活虎,忙前忙后的,但在进入草地不久,他突然发起了高烧。尽管团政委杨成武把马让给他骑,把干粮匀给他吃,可他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临终前,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说到这儿,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周围的战友们也都泣不成声了。最后,经过一阵急促的喘息之后,他断断续续地说:“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说完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戴天福进入草地后不久,在过大渡河时染上的疟疾又复发了。他在临终前委托卫生员钟福昌带给毛泽东一个纸包,里面包着发给重病号的一小块马肉。钟福昌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吴吉清、黄亚堂、王七九以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与戴天福朝夕相处的战友们都哭了,毛泽东也为之动容,悲痛不已。

更有甚者,红一团的一个班,在大雨中露宿了一夜。当翌日吃早饭时,连长见这个班的战士没有来,便扯着嗓子喊他们,结果好长时间没人应声,走过去一看,原来他们早已全部停止了呼吸。

就这样,残酷无情的草地不知夺去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仅据红一军的统计,牺牲者和掉队者就有500余人。然而,英勇的红军并未被这种种困难所吓倒,他们前仆后继,义无返顾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他们默默地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又继续无畏地向草地深处走去。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有9人,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同志有热水饮用、能烫脚,炊事员轮流挑着那口沉重的铜锅。一个炊事员倒下了,第二个炊事员含泪挑起铜锅,继续走下去。清晨,炊事班长老钱一大早起来为战士们烧开水,却倒在了铜锅旁。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最后,这口铜锅挑在了司务长的肩上,炊事班的同志全部牺牲。这是最悲壮、凄惨的事。

生命对于每个同志都是很珍贵的。但当生与死的考验毫不留情地摆在战士们面前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牺牲留给自己。

先头部队无线电队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就把所带的粮食吃光了。第四天,挑夫老周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恰在此时,部队遭遇敌人的骑兵,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政委决定抬着老周走,老周对政委说:“政委,……不要管我,你们走吧!”他沉默了一会儿,脸上挂着泪水,继续说:“我不能抬电台已经很对不起党了,再不能把你们也拖住呵!政委,电台重要啊!”当政委坚决要抬着老周走时,他忽然猛地一使劲,从政委和其他战士的手中挣脱,重重地跌在地上,永远告别了战士们。

红军战士谢益先在刚进草地时,碰到一位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骨瘦如柴的孩子。他心生同情,二话不说就将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悄悄地留给她一家。在以后的几天里,一到吃饭时,他就避开大家,去找野菜吃,遇到没有什么野菜的地方,他就喝点凉水充饥。终于有一天,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倒了下去。临终前,他还喃喃地说:“不知那两个孩子怎么样了?”

牺牲在草地上的红军战士已经无法计数,他们的英灵长存,精神永驻,激励着活下来的战友们,也激励着千千万万后代人。

团结友爱乐观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无论年老还是年少,无论是男还是女,也无论有着何种阅历,大家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团结互助的友爱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同困难做着顽强的搏斗,以必胜的信念支撑着走向胜利。

有一天夜晚,战士们在露营地上燃起一堆篝火,篝火旁围坐着经过一天行军的干部战士。他们一边烤火一边吃饭,有说有笑。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文学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坐下来后,彭德怀提议毛泽东给大家讲个故事。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毛泽东用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毛泽东讲完后,又鼓动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成仿吾讲述留学的故事。成仿吾毫不推辞地给大家讲他早年留学日本后又留学德国的经历,还讲了他开始学习机械工程转而学习小说、诗歌创作,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述了一位知识分子走上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道路,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在场的指战员们听后无不感慨钦佩,深受启发和教育。

周恩来在过草地时,由于昼夜行军打仗,他又常常彻夜不睡,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样日复一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起初,他还硬撑着,带病坚持工作。7月28日到达毛儿盖以后,他的身体极度疲劳,加之缺粮,只能吃野菜和青稞,病情进一步加重,于8月7日最终病倒,发起高烧。此后两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昏迷不醒。医生最初将周恩来的病当作疟疾来治,但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蜡黄。这时军医王斌、李治才确诊他患了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然而,长征路上的条件极差,没有可用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排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与从远处高山上取来的冰块冷敷他的肝区。组织上见周恩来病情严重,只好将本来没有与他同行的邓颖超接来,以便照顾。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邓颖超的悉心看护,以及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几天后周恩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在排出半盆绿色的脓后,他的烧慢慢退了下来,人逐渐清醒之后,才发现邓颖超在他的身边守护着。周恩来就是这样带病走过了草地。

在茫茫长征路上生病而险些送命的这段经历,在周恩来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更让他萦绕于怀的,是在他生病期间,周围的同志为他万分焦急,对他备加关照。那种革命同志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的感人精神令他终生难忘。看到病重无法独立行军的周恩来,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他走出草地。彭德怀打定主意,宁可将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决定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以便腾出人手来,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陈赓则自告奋勇要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的杨立三也不甘落后,挺身而出坚持要参加担架队,坚决表示要亲自抬周恩来走出草地。这样,杨立三等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不畏路途艰险,克服缺衣少粮、盐的困难,咬紧牙关一步一挪地抬着周恩来艰难前行。

躺在担架上病重的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同志们冻馁交加,身体都已相当虚弱,一路少盐更使身体无力;看到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遍地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有被泥潭吞没的危险……看到这一切,他心中十分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也不忍心再让同志们抬着他。但是身体非常虚弱的他已经身不由己。就这样,同志们克服了千难万险,硬把他抬出了危机四伏的草地。长途跋涉中,杨立三磨破了双肩,脖子一歪就钻心地痛。但是,他硬是一声不吭坚持了下来。结果,一走出草地,杨立三便病倒了。周恩来深为感动,这段情谊使他终身刻骨铭心。当上世纪50年代杨立三去世后,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都坚决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深挚的同志之情在抬担架和抬棺送葬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此情此景,又有多少亲历者能轻易忘怀?!1978年11月上旬,当访问者问及杨尚昆这段历史时,他深情地回忆说:“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的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同志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就是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近一年后的1936年9月26日,周恩来在保安与斯诺的谈话中,又重申了疾病对长征战士的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最大的损失是在途经四川、贵州和西康的路上,与国民党作战的损失要少一些,最严重的损失是由于疲劳、疾病、饥饿等所造成。”

深受人们尊敬、素有党内“四老”之称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等老战士,也精神抖擞、步履坚实地胜利走完了草地。毛泽东的老师、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徒步行军途中,碰上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骑马,老人笑着诙谐地说:“我给马找到了工作,让它给红军大学三个生病的学员驮行李了。”谢觉哉正患感冒,脚也肿了,还拄着拐棍坚持步行。当他断粮后,徐特立立即送来了自己节省下来的二三斤干粮。高度近视的林伯渠担负着红军供给的工作。他总是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拄着木棍,跑前跑后,忙碌不停。董必武安步当车,坚持拄着拐棍步行,还热心帮助同志。谢觉哉为减轻负担,扔掉了心爱的毛毯。董必武捡到后,认出是谢老的,就背在身上继续赶路。到了宿营地,将毛毯还给谢老。谢老深受感动,到延安后将这条毛毯又送给董老留作纪念。“四老”还时时鼓励战士们继续前进,胜利在望。他们常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们不顾年老体弱,用自己的模范行为,鼓舞着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坚持走出草地。

而更令人敬佩的是那些女红军。她们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差,有的甚至身怀有孕或面临分娩的痛苦也从不掉队,笑迎困难,勇往直前。蔡畅这位曾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红军老大姐,与战士们一样步行于沼泽丛生的草地,一样挖野菜来充饥。她还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或唱歌,以鼓舞士气。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李伯钊是红军中的歌唱家和戏剧家,在草地行军中她以动人的歌声激励战士们去克服千难万险。因患肺结核而吐血的邓颖超、在长征途中分娩而身存多块弹片的贺子珍等女红军,同样以惊人的毅力与坚定的信念,拖着伤病之躯奋勇走出了茫茫草地。她们还经常鼓励其他伤病员,要拿出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些巾帼英雄,因此而赢得了战士们的尊敬。

给草地行军带来许多生机和活力的是那些活泼可爱的“红小鬼”们。他们不叫苦,不怕累,草地的磨炼使他们脱去了不少稚气和娇弱,增添了许多刚毅和坚强。红三十军第二六七团的宣传队里有一群“娃娃兵”,他们同大哥哥们一样吃野菜、徒步行军。这些不知疲劳的“娃娃兵”经常边走边唱,积极开展鼓动工作。尤其是在宿营地的篝火旁,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为战士们驱走了疲惫和病痛,带来了欢乐和笑声。战士们纷纷走上去与小宣传队员握手,送给孩子们仅有的一点青稞麦。

就这样,经过六七天的行军,8月下旬,红军右路军终于走出一望无际、令人生畏的茫茫草地,几路人马先后抵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接着,根据中央的部署,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指挥部队发起了包座战役,歼灭了企图在包座一带阻击红军的胡宗南部队一个师,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

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穿越茫茫大草地尤其如此。是什么力量支持着红军挺了过来?答案无疑是这样:是对革命的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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