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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外的交锋,刘伯承与彭德怀的是是非非

热度66票  浏览10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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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作为急先锋具体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总监部部长肖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但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他们间其实存在着许多是是非非。

历史的阴影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过激烈争吵。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责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不行,就他行。"

    当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验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同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已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刘伯承在129师召开的百团大战总结会上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是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南丰主攻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彭德怀将中央局包括南丰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理论认识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怀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

    1940年3月至9月,朱德总司令奉命去了延安,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灭敌人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

    1944年4月30日,刘伯承在作《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中,无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在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展开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彭德怀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有矛盾。起因是当时毛泽东很欣赏粟裕的军事才能,常召见粟裕,直接布置一些重要任务。彭德怀认为不应越过他这位国防部长,因此心存芥蒂。

    彭德怀对粟裕有意见,而刘伯承却很器重粟裕。刘伯承夸奖粟裕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重要的是,刘帅和粟裕大将在军队建设包括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朱德总司令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培养高级将领应让他们广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不能局限于仅仅学习毛主席几篇军事著作。其实,这是各国军事教育的常识,但却触犯了最高领导的忌讳。

    1957年,彭德怀去南京视察军事学院。他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说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这帽子很大,立刻被1958年5月刚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接过去了。

 

 

              "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58年冬天,刘伯承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辞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得到批准。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数十年兵戎生涯遂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望着寒风凛冽中备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刘伯承这次受批判后,心情不舒畅,加之他确实也有病,以后就一直处于休养之中,不再过问政事。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算是没有受到多大冲击的元帅之一。

    真正为这次斗争平反,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大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一次错误的批判。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军委几位主要领导做了正确的结论。

    1980年,当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谈到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时,邓小平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后来,邓小平又说过:"1958年批判他(刘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在这场风波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他捏造事实,目的是大树特树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说,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几位老帅的讲话是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致的意见,是对那次错误批判所做的平反。

 

 

                   刘伯承的最后遗嘱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刘伯承仍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59年,刘伯承曾参与指挥中印边境反击战,再壮国威军威。当年中印边境东段、中段、西段的情况日益紧张起来。同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年近70的刘伯承被任命为组长。这场一战即胜、速战速决的胜仗,从战略到战役,从战役到战斗,都是按照刘伯承元帅的意图打的,后勤工作也是根据他的意图早早做好了准备。

    1964年8月,刘伯承的青光眼复发,视力大为减退,到了70年代双目失明。尽管这样,他仍对我军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议,关心军事教育的热情丝毫未减。1966年1月8日,刘伯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陈毅对他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这让刘伯承感到痛心疾首。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门不出,偶尔到陈毅寓所串串门。

    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这时,他已年届八十,双目完全失明。在秘书的搀扶下,他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已经响起,他恨自己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护理人员无不潸然泪涌。就在这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却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七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5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和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挡邓小平主持。

    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至此,刘伯承含冤蒙屈的尘封往事才昭示天下。还了刘帅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发出通报,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一文中,告慰九泉之下的刘帅:"伯承,如今历史已经作了公正的评价。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到而没有听到的话。"

 

关于刘伯承临终前提出的惟一要求"要邓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一事,2006年7月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发表文章《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中说,没有这回事。刘伯承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刘伯承逝世的当天下午,刘太行急匆匆直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同志,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这时刘太行听到哭泣声,一看是卓琳阿姨来了。她是代表邓小平同志来的。

关于追悼会的事,完全是按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家属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王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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