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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石破天惊:新中国昂首跨入核门槛

热度75票  浏览20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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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毛泽东

20世纪40年代,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从此,核战争出现在军事领域,它那超常的爆炸力、瞬间的爆发力、强大的破坏力确实使人们震惊、震骇。

可这个世界上偏有不信邪者。他就是身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

1945年8月的一天,秦邦宪在其所办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对美国原子武器轰炸广岛的过分渲染,触发了毛泽东那根敏感的神经。毛泽东大为震怒:渲染恐怖,吓唬谁?一年以后,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那句闻名于世的豪言响彻云霄: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性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从1949年10月1日起,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我装备、自我发展的创新之路。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掷地有声地宣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番话表明了获得新生的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一支强大人民武装力量的信心和决心。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两三年间,陆军中的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和海军、空军等军兵种一一组建起来,各个军兵种所必需的装备――无论是飞机、大炮、坦克还是各种轻重武器――在购买、仿制的基础上,向着系列化、制式化的方向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就在常规世界一个军种一个兵种地组建、一种兵器一所院校出现的情况下,新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忽视原子世界的发展势头。美国、苏联、英国先后掌握原子武器并继续在这一领域争先互逐,特别是美国对我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讹诈,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活生生的现实,更加坚定了国家领导人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但是对50年前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缺人才、缺资金、缺器材、无成果,在核领域几乎是“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国内从事原子科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只有10人左右,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的吴有训、李寿楠,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的钱三强、何泽慧,清华大学的彭桓武,浙江大学的王淦昌,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等便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值得庆幸的是,正是他们和欧美研究机构中同样为数寥寥的中国核科学技术学者,使亚洲东方的这块大陆瞥见了原子核的曙光。

 延揽人才、寻找矿源――我国20世纪50年代发展原子科学的两个立足点。

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一个在国内、国外各个渠道延揽人才的行动开始了。在国内,散居各地的物理学家如王淦昌、朱光亚等被调到北京。1950年5月19日,中国核科学技术的摇篮――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吴有训(我国物理学大师、殿堂级人物)、钱三强(1946年与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发现铀核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先后出任所长,王淦昌(德国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博士,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玛负超子发现者)、彭桓武(当年与杨振宁等并称的“清华四杰”之一,留英学者,日后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组织者之一)任副所长。在国外,旅居欧美各国的中国科学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从美国、法国、英国、丹麦……向祖国的首都北京进发。赵忠尧,他自美国几经周折于1950年11月回到祖国怀抱;钱学森,师从世界著名火箭导弹先驱、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中国政府直接交涉下,得以回国;杨承宗,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曾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1951年回国,也带回了约里奥居里给毛泽东的口信: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还有邓稼先、郭永怀、汪德昭、于敏、郭挺章、冯锡章、陈能宽、程开甲、王承书、张沛霖等等。他们或是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或是离开父母妻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向北京集中、向核领域进发……

与此同时,我国地质勘探人员在三四十年代发现含铀元素矿苗的基础上,于1954年集结精兵强将,重点搜寻时再次发现有开采价值的铀矿资源。1955年经过全国范围的普查,发现的多处矿脉有发展前景的铀矿点,以后的勘测表明,我国铀矿资源丰富,并被认为是世界上5个铀矿资源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

此时,国内和刚回到国内的核科学家们并没有坐等时机,而是以其各自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核工程的全面铺开积极创造条件:赵忠尧等主持建成了大气型700千伏、高气压型2.5兆伏静电加速器,王淦昌等主持设计了磁场为7000高斯的磁云室;何泽慧等在核探测器的研制、彭桓武等在基本粒子和反应堆理论方面的研究,放射化学领域重水和高纯石墨的研制等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有着特等素质的中国科学家一落脚、一集中,便以其高起点、高水准的研究工作,为我国原子核科学与原子武器的研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时间,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人才济济、矿景光明,形势煞是喜人。然而,这毕竟还是一个学科、一个部门、一个领域的努力,核工程所需要的系统的、跨行业的人员、资金、器材,全国范围内通力攻关的局面,如美国“曼哈顿工程”那样,还没有出现。

等待,来自最高决策层的一声号令。

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眼光敏锐、气魄宏大的毛泽东一锤定音!

1952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讨论了发展“特种武器”的可行性。

1953年,受法国居里家族熏陶多年、学有所长的钱三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周恩来专门“摸底”。1954年,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关于查找铀矿资源的汇报。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邀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座谈,进一步详细了解我国的铀矿资源、核反应堆、原子弹构造原理和核科学研究人员状况。核武器的研制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出席,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就我国的铀矿资源储量、原子弹原理和我国核研究现状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做了汇报。李四光用仪器当场做了探测铀矿石的演示,仪器测到铀矿石时发出的“嘎、嘎”声引起领袖们的极大兴趣。毛泽东望着眼前的铀矿石,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呦!他说: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5年1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对中国的核事业乃至中国的未来都有着巨大影响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核事业、研制核武器的决定。

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指导原子能工作的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11月16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议,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次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领导核工业建设。

此后,中共中央就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研制尖端武器,接连作出了几项重大决策:

――1955年12月,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家任新民提出研制和发展火箭武器的建议;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与1955年10月回国的钱学森探讨了研制火箭武器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后,万毅向军委提交了《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1956年2月,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两份报告,一个从职能部门的角度、一个以科学家的眼光,对我国发展航空与火箭技术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1956年3月6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其它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

――1956年3月1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一次专门会议决定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随后,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5月26日,周恩来出席军委会议,他强调,我们发展导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研究工作,现在就要抓紧,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10月8日,成立了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武器的决定以后,海军和负责原子能开发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经过充分论证,于1958年初向中央提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同年6月,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召集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及万毅、刘杰和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等研究发展核潜艇问题,并向中央呈送了关于研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很快,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一个由罗舜初任组长,刘杰、张连奎、王诤参加的负责筹划和组织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领导小组成立。为了明确职责,1959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核潜艇研制中的核动力部分由二机部负责,艇体和基本设备由一机部负责,海军抓总协调。

至此,新中国开始了向尖端科技进军的新征程,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几乎是在旋踵间全面上马。

苏援――在我国要向原子核这座尘封的“龙宫”敲门的时候,我们所能借助的惟一“外力”就是苏联。

有了一定的人才储备,又有了从中央到基层发展尖端武器的决心,能否在这个时候得到苏联方面的大力支持,是我国尖端武器能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

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我国和苏联在同志加兄弟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同盟契约关系”。无形之中,苏联的那把核保护伞也就罩在了偌大的中国头上。应当说,这种平时互帮、战时互助的契约关系,在几次对华战争威胁中,多少抑制了美国恣睢不羁的意念,使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有所顾忌。但是,中国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靠别人“打伞”,终有“漏雨”之时。在这把“大伞”之下,我们还要有一把自己的“小伞”。而要撑起这把“小伞”,“苏援”还必不可少。

自1950年毛泽东产生“我们也搞一点核武器”的想法后,毛泽东一直是心怀此念。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他询问毛泽东,中国方面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明确说道: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保卫自己。毛泽东希望苏联给予帮助:你们不愿意提供原子弹,给我们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也行。或许赫氏根本就没有想到他这么“随口”一问,中国竟会有如此的“高要求”、“高起点”,简直就超出了他的想象和预料。总之,赫氏对此是不甚积极,只是表示有苏联的核保护就行了,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倒可以提供帮助。日后,就有了两国在铀矿地质勘察、核反应堆方面的合作,1956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还正式签署了苏联为中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

核领域刚刚取得在“和平利用”上寻求苏联援助的松动,在研制导弹上中国也不失时机地递上“援书”:1956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请求苏联向中国提供全面的导弹技术援助。尽管苏联以导弹技术复杂为由,没有爽快地答应中国的这一要求,但还是答应先为中方培训导弹技术人才,先从“育人”、“教学”入手。于是,50名中国学生留学苏联,专攻导弹;苏联专家来华传授导弹技术。中国的导弹事业也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

1957年夏季,为寻求中国对苏联的支持,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凝聚力”,苏联“主动”提出对华进行实质性援助。7月20日,在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约见聂荣臻副总理,转达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就苏联援助尖端技术问题进行商谈。毛泽东、周恩来极为重视这次出访。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以外经委主席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艰巨会谈。经过反复商谈、交涉,苏方同意卖给中国4种型号的导弹样品及其相关配套装备和技术资料;但对于原子弹样品及其相关设备和技术资料,苏方却格外“吝啬”,既不愿提供也不同意中方派专家技术人员去苏联核武器研究部门进修学习,只同意派专家来华“指导”。先期回国的宋任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汇报了苏方的态度和立场,并转交了苏方邀请中共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信函。针对谈判中导弹、飞机等项目的“顺产”、“核僵局”的出现,毛泽东说道:赫鲁晓夫要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要树自己,需要我们支持一下,还要我去参加。我不去,他就没有面子,我看咱们就支持他一下吧。这次卖给我们导弹,他也算是做了点让步。原子弹样品人家不给,我看就算了吧,我们自己搞。告诉聂荣臻同志,“协定”可以签了。10月15日,聂荣臻和别尔乌辛终于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在导弹核武器、作战飞机、雷达等方面苏联对华提供援助。尽管苏联日后在尖端技术的一些敏感项目上都有所保留,但苏联的援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尖端武器发展步伐。

50年代中后期,对于我国的国防尖端事业来说,是一个争分夺秒、惜时如金的年代。国家充分利用同苏联结盟这一难得的外部条件,普查了铀矿资源,确定了第一批开采建设的矿山;从苏联引进大批设备,建成了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核燃料厂、核武器研制的设计亦陆续展开;由苏联培训和国内院校毕业的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到国防尖端第一线。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聂荣臻元帅为主任、陈赓大将为副主任的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尖端武器领域内的组织领导体系、科研体系、生产实验体系相继建立健全起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进行。

然而,就在我国的国防尖端事业蓬勃开展的时候,强大的盟友苏联翻脸了。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的技术援助是有“高额回报”的,中国除了要有价支付外,还要按照苏联的“步点”行事,要在中国建立苏联海军基地。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我们的舰队现已进入太平洋,主要基地却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能不能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那里驻扎、加油、休息呢?在中苏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中,赫鲁晓夫还要中国“变相”地将主权拱手让出。对苏方的这些无理的、强权的、霸道的要求,毛泽东逐一地断然拒绝。于是,苏联对华关系恶化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将中断向中国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中断若干援助项目、终止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回全部援华的1292名苏联专家。到8月23日,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内,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技术资料,所有订购的设备一律停止供应。苏联援助彻底终止,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既没有被我国面临的严重困境所吓倒,也没有被一时的激情所左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主张先摸清情况,将近几年积累的家底“清盘”梳理一番,再做取舍。于是,1961年10月由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牵头,组织人员对我国尖端武器研究状况进行调研。11月14日,张爱萍会同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二机部部长刘杰向军委呈送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几年来,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从1958年到现在,经过3年努力,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从一片空白到现在打下一些基础,不仅十分难得,而且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已经拥有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对原子弹的研究,从基本理论、选矿、设计、理论计算、实验验证、工厂建设、配套设备等都已经探索了一段时间,有了一定基础;导弹和原子弹方面的专门技术人员都已有几千人,他们不仅有一定的基础知识,而且在一些关键技术攻关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对核潜艇的核动力装置的预研与对氢弹热核材料性能与热核反应机理的研究均有一定基础。因此,从目前看,1962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只要中央领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这是一份论证充分、具体,目标明确、预测准确的报告。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亦亲自出席)同意报告的分析,并经毛泽东批准,导弹核武器计划继续进行。中国最高决策者亮了绿灯:核工程不仅要上,而且要快上,要缩短战线、选择重点、奋力攻关。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优先发展导弹核武器的道路。

攻关――10年翻过三座山:“做窝”、“孵化”、“下蛋”

1962年9月,张爱萍和刘杰以二机部的名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0月10日,聂荣臻、罗瑞卿在听取刘杰部长汇报二机部的设想时强调,要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最好在建国15周年的1964年进行爆炸试验。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更明确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罗瑞卿并建议中央成立领导试验的专门委员会。对此,刘少奇在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11月2日,邓小平在罗瑞卿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真)核阅。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委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王鹤寿、孙志远、段君毅、高扬(1965年又陆续增补王诤、邱创成、方强、王秉璋、袁宝华、吕东、余秋里、谷牧、张劲夫等,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也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罗瑞卿兼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副主任。这是一个由总理挂帅,由7位副总理、7位部长组成的高度权威的领导机构,是后来研制过程中发挥了中枢神经作用的核武器工程总指挥部。

中央专委成立后,周恩来为了进一步掌握第一手情况,指定专委办公室人员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带领下组成检查组,分赴二机部所属的院所厂一线进行全面检查。1963年3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后,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转入了重点突破:一是关键技术,二是基地建设,三是试验检测。要实现突破,就必须征调、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专门人才、组织一支强大的攻关队伍,要在铀矿勘测冶炼、核反应堆、回旋加速器、爆轰装置、试验场区建设等重大项目上取得突破。

对于作为研制原子弹龙头的二机部,周恩来格外重视。在听取刘杰部长关于二机部情况汇报时,周恩来指出要把力量集中用在研制原子弹这个刀刃上,他当即决定大力加强二机部的科技力量和行政领导力量。他要求从国家部委到各省市要克服困难,对二机部要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全部调给、限期报到。他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于1962年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优秀人才500名,调配1100台设备,集中一代精英,组建攻关队伍。周恩来提出了二机部工作的“三高”要求,即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技术领域内,李觉少将任院长的核武器研究院是核武器研制的重中之重,也是核武器攻关的主战场。短短几年间,这里硕果累累、捷报频传:1958年9月27日,新华社报道,北京郊外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投入运作,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已经从这座原子反应堆中产生,加速器产生的高能粒子已被用来进行原子核物理研究;在彭桓武、周光召、邓稼先等的主持下,经过两年多纷繁复杂的计算论证,终于完成了核反应堆过程的总体计算,1963年3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型;在王淦昌、陈能宽等的主持下,科技人员为了取得准确的、理想的效果,进行了数以千计的爆轰物理试验,研制成功性能良好的高压雷管,取得了比较理想的试验效果;在钱三强领导下,解决了原子弹所要求的中子源装料,由郭永怀、龙文光等主持进行的原子弹装置结构设计也取得了预期的进展。同时,对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方式,朱光亚、程开甲等在对各种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后,提出原子弹装置先以塔爆方式进行试验,在对其性能验证把握取得可靠数据后,再进行原子弹空爆试验。

“两弹”(导弹、原子弹)场地建设同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工程。1957年8月,由著名的力学家钱学森领导的国防部五院提出《关于建设导弹试验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建议我国尽快勘察、选定、建设导弹试验靶场。9月25日,总参根据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指示,批准成立导弹试验基地(靶场)勘察筹备处。一个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为首的、34人参加的靶场勘察小组在对我国西北、东北和华北的一些地区勘察后,于1958年1月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呈交了靶场选址报告。2月14日,军委听取陈锡联和苏联专家的选址汇报。3月,中央批准了选址报告。5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武器试验场。建设导弹试验基地原本是由炮兵承担,原子弹试验基地原本由二机部承担。然而,刚刚接手,炮兵和二机部就感到场地建设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很强。于是,中央军委将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的建场任务统一交给由陈士榘上将任司令员的工程兵负责。1958年4月,以回国不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机关和志愿军工程兵指挥部为基础组成的、代号“7169”的专门负责“两弹”靶场建设的特殊部队――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陈士榘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旭清、谭友林为副司令员,黄文明为副政治委员,赵东寰为参谋长。从此,工程兵司令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的陈士榘上将便成为对“做窝”负全责的“中国导弹核武器基地工程司令员”。

就在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前后,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的领导机构也相继组成。当年红军长征时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直接指挥者、红1军团1师1团1营营长孙继先(此时任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中将)出任导弹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20兵团机关作为基地机关。1958年1月,尚在朝鲜的孙继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回国接受了这项新的秘密任务,3月13日,导弹试验基地机关在北京正式组建,27日,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动工兴建。由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空军部队和北京、兰州建筑公司等单位组成的10万大军征战在戈壁滩大沙漠的滚滚风烟沙尘之中。

此时,核试验基地的选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新中国第一任核基地司令张蕴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15军参谋长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1958年在第3兵团参谋长任上经陈赓大将推荐调任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常勇,副司令员张志善)。这位参加过百团大战和淮海、渡江、两广、滇南等战役,在旅、军、兵团等各级参谋长任上一路走来的“核司令”,一上任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果敢、决绝和务实的作风。1958年11月,由勘察技术人员陪同,他亲自前去实地考察苏联专家“看好”的核试验场。他对苏联专家选中的这个只能试爆2万吨梯恩梯当量核弹的场区很不以为然,又对它可能对周边古文化遗址造成的损坏忧心忡忡:“为什么把试验场选在这里?这地方怎么能行?”将军终于喷出了心中的块垒。“苏联建场专家选定的,专家讲这里能搞2万吨当量的试验。”随行人员说。“一个拥有上千万吨氢弹核大国的建场专家怎么会把中国试验场的核试验当量目标定在2万吨之内?2万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2万吨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民族!”张蕴钰震天的怒吼在大漠深处响起。

在对苏联专家的选址进行全面细致的勘察并用发展的眼光对其周边的人文、自然、地理、气候等因素作了充分估量后,张蕴钰一行决定“转场”。1958年12月,张蕴钰一行飞抵新疆,直奔罗布泊,他欣喜地发现孔雀河边、戈壁滩畔这块“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的“死亡之海”竟是一处难觅的试验宝地:在南北阿尔金山、鲁克山之间是一片荒芜的沙丘之地,周围300多公里内无居民人烟、无牧场耕地,还有着孔雀河罗布泊丰富的水源。勘察完毕,张蕴钰飞回北京向陈士榘、万毅汇报。1959年2月,陈士榘、万毅、张蕴钰向国防部呈交了转场、选场报告,3月13日,国防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场址,5月下旬,张蕴钰率领5万建设大军秘密开进。11月27日,中央书记处听取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选场及筹备情况汇报,批准了核试验基地的建设方案。一场惊天大战在此打响。

1958年6月,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召见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工程兵司令陈士榘上将,代表中央明确要求:导弹试验基地第一期工程务必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在各方大力支持下,施工部队突击抢建,1960年8月,导弹试验基地比预定计划提前3年全部竣工,恰好赶在苏联撕毁合同之前,苏方不得不按合同将订购的基地设备交付我国。我国工程专家对基地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项工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基地的高质量完工和订购设备的及时到位,使我们在基地验收后不久的9月10日就用国产燃料发射了苏制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亦初步建成,到1964年4月,核弹研制基地和试验基地主要工程陆续竣工。至此,“三场”如期以高效率、高质量的水准交付使用,保证了导弹核武器研制、试验的顺利进行。

生产领域,在苏联援助中断、自然灾害频仍、国家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突出重点、缩短战线的指示,在特种武器研制中确定了“以两弹(导弹、核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导弹研制由近及远、先短后长;核武器研制先发展陆基,而后空中机载核航弹,最后海基弹道导弹核潜艇运载;核装料则是先铀后钚。据此,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把铀235生产线列为一线工程,全力突击抢建,3座铀矿山和5座原子能工厂陆续投入生产,钚生产线则列为二线工程,暂缓建设。到1962年下半年,铀浓缩厂铀235生产线各环节技术难关大都被突破,所需各种仪器仪表和成套设备大部分都已试制出来。1963年4月,铀浓缩厂分批启动扩散机组,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1月生产出了原子弹所需的合格的高浓缩铀。

核装料高浓铀的研制成功,是我国在掌握核技术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在此稍前的1963年12月14日,科技人员成功进行了缩小尺寸的聚合整体爆轰试验。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核研制基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弹(除未装填核燃料外,均为实物)爆轰试验。这样,经过千余次小型试验和多次大型试验,我国科技人员对于整个原子弹装置,无论是单件、组件,局部、整体,缩小尺寸、全尺寸,都取得了满意的测试结果。

试验基地的建成和尖端技术的初步掌握,使毛泽东同志异常高兴,他对陈士榘说:你们“做窝”(建基地)、他们“下蛋”(研制“两弹”),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了。

短短几年间,我国经历了最艰巨的攻关、最艰苦的创业、最艰难的时刻。钱三强同志说得好:为了早日造出“争气弹”,当年“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爆炸――天地轰鸣,世界惊愕!新中国气宇轩昂地跨入核门槛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主持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参试各个方面在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

在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有两件事使周恩来挂心不已:一是核爆炸后放射性尘埃污染和辐射的安全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人民身体健康的大问题。周恩来亲自指派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组织卫生防护队,分赴核试验基地下风400公里外居民区开展监护工作。周恩来要求参试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使这次大气层核试验不但不能使我国人民、而且也不能让邻国人民受到超过允许剂量的放射性尘埃的污染。对此,防护队在许多地区设置监测站点,制定并采取了种种严密的防护措施。由于各部门通力合作,气象预报准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不仅在比较理想的条件下成功进行,而且有充分的安全保障。整个试验过程的安全保密、保卫是周恩来关心的另一个焦点。当时,与美国关系敌对、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印度又进行了一场战争,台湾蒋介石集团亦不断骚扰、蠢蠢欲动,派特务到内陆捣乱破坏。美国更是以“动态的”(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等)、“静态的”(在我国周边设立监听站、观测站等)等多种手段搜集我国核试验情况,并不断发出打击我国核工厂、核基地的威胁。1964年8月底,美国情报部门根据侦察卫星图像显示,在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罗布泊附近的一处设施是核试验基地。但美国当时又认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核裂变原料,在年底之前不会进行核试验。上述四方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是极其敏感、格外关注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会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因素,这次核试验一旦走漏风声,势必成为各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的目标。

9月9日,张爱萍、刘西尧向中央专委呈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指出试验已经准备就绪。9月16日、17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要求与会人员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无关人员透露试验内容。他以自身教育大家说: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与试验无关,所以不能告诉她。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综合各方面意见后,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晚试,目前暂不试验,先抓紧三线建设,继续发展核技术,待机再试;二是早试,不惧怕核威胁,尽早进行核试验。

这两种方案报到毛泽东处,这位中国最高决策者作了最后裁决: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应该尽早试验。

真是一言九鼎,乾坤既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人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决定。

中国首次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进入了倒计时。

为了预防万一,试验前夕周恩来指示总参谋部下达防御任务,实行全面戒备,防止美苏和台湾国民党军的空袭与破坏。一切准备停当,所有参试人员按照周恩来“一丝不苟,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的指示,进入发射前倒计时准备。周恩来指派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为首次核试验的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总指挥,在试验现场全权负责;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现场的联系。试验方案拟定了各种意外情况如早爆、误爆的处置预案等。从最坏处着想,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10月9日,核试验党委根据近期天气预报,提出拟在10月15―20日间择日进行试验的建议,11日周恩来阅批了建议报告并专送毛泽东、刘少奇等。

1964年10月14日18时,张爱萍主持试验党委常委会议,在对气象等各种因素分析后确定16日为正式试验日期。20时30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批准了试验委员会提出的实施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日期。

10月14日,在核试验基地,张爱萍向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郑重宣布中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起爆的零点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零点时间即核爆炸时间。从现在起,进入起爆试验的倒计时。

当晚19时20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被吊装到102.438米高的铁塔顶部,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船艇、各种车辆、建筑和动物、植物等效应物散布在试验场四周。这里,人员紧张忙碌、调试精心细致、气氛庄严肃穆。以往多少个日日夜夜,一锹锹、一铲铲泥土,一道道、一件件打磨,一笔笔、一页页计算,一次次、一个个攻关……走过了多少漫道雄关,经受了多少人间磨难,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渡过了多少危难险滩,此刻,现在,即将迎来的会是霞光一片……

10月16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试验总指挥)、刘西尧(二机部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副部长、试验副总指挥)、张蕴钰(核试验基地司令员)、李觉(核武器研究院院长)、吴际霖、朱光亚(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均亲临现场作最后一遍检查。然后,张、刘两位总指挥坐镇距爆心60公里处的白云岗地面观察所,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坐镇地下指挥所,参试各级指挥员和地面地下各岗位所有人员各就各位,零时即将来到。

北京时间14点40分(距零时前20分),张震寰下达了“加电源”、“开机”、“预热”等程序口令,14时59分50秒,随着张震寰一声“启动”的口令,主控站操作员韩云梯当即按下启动按钮,控制系统进入自动延时状态。15时整,中国第一颗以铀235为核装料的原子弹在76吨重的无缝钢管结构的自立式铁塔上准时起爆。但见大地颤抖、天地轰鸣、强光闪烁、烟柱升腾……一位开国将军事后是这样描述的:

“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爆炸中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可怕而又惨烈的景象――那座巍峨的铁塔顷刻间化为一条细细的麻花,机群化作一具具骷髅,坦克像被回炉的块块赤色毛铁,火炮阵地、通讯中心宛若一堆堆塑料玩具;被用作试验用的猴子、兔子、狗,有的被烧得斑斑点点,有的面目全非,好像不同颜色的梅花鹿;那些一息尚存的动物不时发出阵阵刺人心肺的惨叫,只有被烧化后又重新凝结的沙砾变成了一颗颗紫色的玻璃球,流光闪烁”……

见此情景,现场总指挥张爱萍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坐镇北京、等候消息的核试验最高领导者周恩来报告了这一喜讯。周恩来马上追问:“是不是核爆炸?”张爱萍转向身边的核专家王淦昌,王点头后张爱萍向总理做了肯定的答复: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蘑菇云已经升起,根据爆炸景象判断是核爆炸,试验成功了。周恩来表示热烈祝贺,并要求迅速拿出检测结果。根据部署,气象部门、卫生防护部门、空军、炮兵、防化兵或是取样、回收效应物,或是监测放射性沉降、剂量测量,或是观察记录仪器,对提取的各种现场物质进行化学分析。根据现场检测,烟云上升到10300米、空中和地面剂量测量证明烟云放射性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爆后1小时爆心剂量为7700伦/时,14节铁塔的上部7节已熔化消失、下半部扭曲在地,爆炸威力超过2万吨梯恩梯当量。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制造、试验都达到预计要求,这颗“内爆法”原子弹爆炸威力为2.2万吨梯恩梯当量,与设计的理论值相近。日后,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我们自己研究、设计、制造的这颗原子弹,同美、英、法国试验的第一颗相比,水平要高,试验所用的上千台(套)设备,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是高质量的、过得硬的。

当晚,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新华社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保卫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一声炸响,世界为之惊愕。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一声雷鸣、一团尘埃,气宇轩昂地跨入核门槛。这一天,苏联赫鲁晓夫黯然下台。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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