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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红星闪耀中国西部

热度78票  浏览3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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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70年前作家何其芳对延安的描绘。

其实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状况。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但是在70年前,这里却“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动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初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寂静的小镇从此变成了革命的圣地。

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

而中国共产党却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 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途径: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但是到了1938年秋天,情况发生变化,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由于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很多,他们虽有革命愿望和抗日热情,但毕竟未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思想状况更是复杂多样。因此,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抗日干部,就成为根据地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工作重点,把创建干部学校作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于是,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各类干部学校。仅在延安,就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

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情况作了系统报道。随即,他们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读者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抗战》马上刊登相关内容,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统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

1940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发布了第四期招生简章,规定了考试科目,包括政治测验、政治考核和各系艺术测验。各系除了都要考作文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专业考试项目,如戏剧系要考戏剧常识、发音读词和表演技术;音乐系要考音乐常识、器乐,进行技术测验(听音、记谱、指挥、试唱);美术系要考美术常识、写生、创作(宣传画、漫画、插画任选一种);文学系要考文学常识、平时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招生简章后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庆读初三的李莫愁,由于家境衰落,加上对旧式教育的不满,自动放弃升学机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迅速高涨,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这正是她一直向往的学习抗日救国的地方。于是,她与同窗好友相约,集合了九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先到成都,停留了三天,又分批来到西安。在这座古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操着各地乡音准备去延安的青年。他们找到青年干部训练班办事处,负责人说,延安一时还不容易去,动员他们先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期(三个月),然后再到延安。在青训班的学习结束后,他们步行50多公里回到西安,白天四处打听去延安的汽车,晚上就睡在青训班办公室的桌子上。后来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又步行了四天,来到离延安更近的位于旬邑的陕北公学分校。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李莫愁向组织提出希望报考延安的鲁艺,并终于在11月初的一个傍晚,看到了被暮色笼罩的宝塔山。

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而且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不加一点限制。当时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贴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他们来后仍然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队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队则在甘肃庆阳建校,一些学生还被安排到旬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专门设立了交际处。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到了以后,先由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登记造册,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青年都是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再分配工作。

旅途:穿越布满哨卡的八百里秦川

要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安是必经的门户,所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承担了桥梁和堡垒的作用。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2万人,这里成为众多爱国青年参加革命的起点。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于国共合作形势好,各地青年来西安的特别多,办事处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负责人伍云甫不得不亲自坐在门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学生。1938年4月,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都派人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中共中央还批准办事处成立“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学习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后,食宿、路费都成了问题,办事处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扩充了招待所,以解决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难。而且还对没有路费的青年学生给予补助,女青年给予乘车的便利。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到了困难,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国民党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是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1939年6月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200多名爱国青年,并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抗议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得神经失常或遇害。

曾经导演过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著名导演王滨,1938年4月从上海来到武汉,准备转道西安设法北上延安。他的十天旅途颇具传奇性。那时火车必须时时给军车让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达河南省渑池县时,王滨在等待中闲得无聊,跑到一个土坡上晒太阳。朦胧中见有刺刀逼在胸前,原来这里是炮兵阵地。士兵将他抓去审问,直到找到一位保人,才被释放出来。他和好友于敏连夜上路,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西安。黎明时,又发现盘缠已被偷窃一空,他俩只好当掉大部分衣物。但支付完车钱和店钱后,就只剩下三元钱了。可巧,他们在街上碰见一位熟人,这位朋友慷慨地资助他们30元。靠着这笔钱,他们开始向延安开拔,走了七天才到达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站――洛川。这时,于敏已累得体力不支了,突然一辆卡车卷着黄土开过,车上一人竟然打开车门大叫着王滨的名字,原来这是一位上海电影界的同行,筹备了一些经费正准备到延安拍新闻片。于是,最后两天的路程缩短为4个小时。1938年5月1日下午,他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后来,于敏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道:“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视红军长征,不过是泰山与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说明,一代青年为寻找人生之路的不易。”

皖南事变后,在重庆的音乐家贺绿汀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去延安的请求。1941年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通知:目前国民党封锁很严。男同志去延安很困难,现有一批女同志可以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去延安。贺绿汀和夫人姜瑞芝商量,决定由妻子带孩子先去。次日一早,全家四口雇了一名挑夫挑着行李,来到办事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去延安的大卡车明早就出发,东西不能多带。因为是家属的身份,要装作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所以口袋里不能有钢笔、照片,而且要改名换姓,以防国民党军随时检查。

就这样,一批女同志作为八路军的家属,乘坐四辆大卡车,从红岩村出发了。刚刚制造了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军,怎么会让这支车队轻而易举地从自己眼皮底下平安通过?果然,车到汉中,国民党军便截住车队,让车上的人都下车接受检查。但并没有查出什么违禁物品。国民党军仍不甘心,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将他们押往城内,并且让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贴着城墙站成一排,举起枪对准他们。后来,周恩来得到消息,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他下令对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扣留了一辆八路军干部乘坐的卡车,其余车辆放行。

由于难以通过层层封锁线,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直到1943年4月初才通知贺绿汀可以去延安。在赴延安之前,贺绿汀特意留起了八字胡。他改名陈益吾,换上新做的长衫,俨然是个买卖人,来到了上海。在这里,他花钱让人帮助办了一张华北通行证,开始北上。从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几经周折,来到离石县的八路军地区,被送到县政府。那里的人对这位穿着长衫,留着八字胡,自称是从新四军那里来的人非常怀疑,幸亏县政府有个干部曾听过贺绿汀教歌,才给他解了围。那一夜,贺绿汀睡得特别香,想想穿越敌伪区的经历,每日每夜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抓,现在总算是回家了。第二天,有人送他过黄河,经吴堡县、绥德专署,直奔延安。

可以说,70年前,每一位爱国青年都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们每个人的延安之旅背后,又都有着一段历经坎坷、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十分动情:一过边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闻,用嘴亲吻,甚至躺在黄土地上高兴地打滚。就这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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