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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段祺瑞至死仍在忏悔罪过

热度59票  浏览3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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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春天的北京,“执政府”门前,47位爱国青年被打死,数百人受伤。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即为此而作。 

“三.一八”惨案为什么会发生?这与苏联有关。从现在解密的史料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苏俄对宿敌日本人的畏惧和警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无论是促进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支持北方的冯玉祥起事,大多是为了抵制段祺瑞与张作霖的强大。

1925年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国民政府代表鲍罗廷说服了驻扎在北京一带的冯玉祥的“国民军”,鼓动其发动“革命”,并向其提供大量武器。 

1926年,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设水雷封锁了水道。曾经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内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并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最后通牒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苏联人趁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会后,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烈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在苏联人心怀叵测的导演下,中国学生市民的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次月,由苏联支持的冯玉祥把“日本代理人”段祺瑞赶下了台。

据说,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在国会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之后,他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对于国务院要求“阁员总辞职”,他照办执行。

为了表示真诚的忏悔,段祺瑞从此素食终生。

1936年,段祺瑞的身体病痛不断,已经相当虚弱,医生建议他吃点肉以增强体质,他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后人写到这段历史时,有如下一段话:段祺瑞作为军阀执政府首脑,尚且人性未泯,尚且懂得屠杀无辜民众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段祺瑞有两点值得称道:

其一,直接动手“放平”了两千年帝制的死亡,以及其后的两次“帝制诈尸”。他一人充当了两个角色:封建帝制的敛尸人和新生的中华民国的监护人。在反对帝制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坚定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直接掐灭帝制。这一条,教科书上不曾提及。

其二,不论是真是假,段祺瑞身上展现一种叫做“操守”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其后的政治家身上,鲜有体现。这种东西,后来被一路突破底线,尤其是 “文革”,达到了谷底。

或许是要致之死地而后生吧,中华民族的新生,也许要突破“旧操守”的所有底线,从头建立一种“新操守”。这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如果从消极的意义上讲,自三代以来,道德一直在堕落,每天都在堕落,什么时候才会建立起一种“新操守”呢?

后言:

本人不是历史学家,此博素材均来自网络,谬误之处,望史学大家博友予以据实指正,当感激不尽。本文只是想说明一个观点:一个人类的社会,确实应当崇尚一种“操守”,一个“先进的社会”,更应该具备一种“先进的操守”,而这种“先进”,至少应该比80年前的军阀体制先进。探讨历史,为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往可以昭来,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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