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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之战:托洛茨基组建苏俄第一支真正红军部队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学习时报   发布者:全球军事网
热度90票  浏览79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2月17日 01:55

  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1918年的上半年是个异常困难的时期。从波罗的海沿岸、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到远东,外国武装的干涉和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叛乱使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去打仗,不得不去进行一场几乎是无法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面临种种深渊的危机,而加深了这场危机的是,无论是旧军队士兵,还是工农群众都不愿意再打仗。因此,苏维埃政权的建军就不得不在两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情况下进行。一是,政权的建立在由上而下地艰难展开,二是克服和消除普遍的厌战,甚至反战情绪又势在必行。

  为了组建军队,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专门成立了“全俄组建红军部务委员会”,由波德沃伊斯基和克雷连柯等4人主持工作,第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就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开赴前线的。但是,这支军队人数有限,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没有作战经验,而且没有能率兵打仗的指挥人员。此外,军队人员的纪律性远不如人意。苏维埃政权面临新的决策。

  在托洛茨基看来,要组建军队,就首先要组建军事组织机构,这就像工农要掌权,就必须要首先建立苏维埃一样。因此,1918年3月14日,托洛茨基在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就立即着手将“全俄组建红军部务委员会”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其他部门合并,这项工作被托洛茨基称为“上层的组军”。他认为,不首先建立上层的、最高的军事行政机构,就不可能在下层建军。随着政权机构由上而下的建立,因此“下层的组军”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1918年4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乡、县、省和边疆区地方军事管理条例》。这项法令确定了苏维埃军事行政机构的统一模式,即托洛茨基称之为“军事委员会”制的模式。这个“军事委员会”是个“三人委员会”,它由一名军事专家和两名军事委员组成。

  按照托洛茨基的解释,这种军事委员会的实质就是:“在纯粹军事的、作战的问题上,尤其是在纯粹战斗性质的问题上,所有机构的军事专家都有表决权”,政治委员“有极严格的命令不得干涉作战指令,不得阻碍并不得取消它们。而军事委员也要在士兵和群众面前签字保证所下达的命令是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诡计。”这份命令事实上成了托洛茨基在组建新军队时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明确将军队的指挥职能分为两部分:政治的和纯军事的。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对组建新军队和它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全面阐述。托洛茨基明确提出,现在建军不能实行“一长制”,而要实行指挥员和政委的分工制。托洛茨基说:“我们不得不将军事领导人的权威分成两部分,将纯粹军事的、作战的、战斗的职能交给学习过这些、更了解这些和因此应该为此承担起责任的人;另一方面,将思想政治组织工作交给按其心理,按其意识和出身与掌权的新阶级相联系的人。”

  在这次讲话中,托洛茨基还对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建军时所执行的自愿原则提出异议,说“这是不符合工人民主性质的原则。”托洛茨基是指民众,尤其是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自觉意识到为什么又必须去打仗,因此不得不利用自愿原则,但是自愿原则并不能组建起一支纪律森严的、勇敢善战的军队,必须让每个人都了解进行战争的意义,自觉地去打仗。他还认为:“红军只是未来军队的骨架。”

  因此,托洛茨基一再重申:“建军的任务不仅是要吸引旧的指挥人员,而且要组建起新的指挥班子。”无论是旧军事专家的利用,还是新指挥班子的组建,托洛茨基都提出“要按照阶级的原则”进行“过滤”。

  为此,托洛茨基向会议提交了《红军职务充任程序》法令,请求大会批准。托洛茨基说:“我们已经卷起了袖子,着手建军的工作了。为此,我们需要你们全体一致的信任:这项工作是必需的,在地方的粮食和运输事情中,在与胡作非为,与流氓行为,与混乱和玩忽职守作斗争的事业中,我们能得到支持。”同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建军原则和做法,并通过了《红军职务充任程序》法令。

  《红军职务充任程序》规定了班长根据连长的提名任命,排长先由地方军事委员会提供候选人名单,后再由部队的指挥员与军事委员会协商,选择某个候选人充任。在行军和战斗中,所有的指挥员都采取任命制。师和师以上的指挥员的任命由军事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军事委员会协商后确定,并报人民委员会备案。这个充任程序体现了托洛茨基的保证红军组建的阶级属性的“过滤”办法。

  1918年6月7日,召开了全俄第一次军事委员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在开幕词中再次明确了军事专家和军事委员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委员——政治活动家,革命家。军事领导人要对自己的全部活动和军事行动的结果等等负全部责任。如果委员发现军事领导人方面有对革命威胁的危险,他就有权毫不留情地惩治反革命分子直至枪毙。”

  6月16日,苏维埃面临的局势愈益恶化,当德国从西方,日本从东方向俄罗斯的中部积压过来,英法从南北两个方向,“要瓜分死熊的皮”时,托洛茨基在谢尔基耶夫人民之家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不能允许人们凭借3、4万步枪就来威胁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他呼吁年轻人、先进的革命的工人参加红军,保卫祖国。于是,大力开展了首先在莫斯科、伏尔加河沿岸和西伯利亚地区征召人员入伍的工作,而这种征召则加快了组建红军的由“自愿”到“义务兵役”原则的转变进程。

  到了7月底,苏维埃共和国几乎陷入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面包围之中,尤其是在东部战线,7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兵团攻占了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向喀山逼近,伏尔加河沿线成了共和国最主要的战场、最危险的地区。8月7日,托洛茨基受列宁委派要立即赶到这一地区,组织和指挥红军,打败敌人,保卫住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当托洛茨基乘坐临时编组起的一列专列向喀山方向进发,开始一条在战斗中的建军之路时,列宁向工人同志们发出了呼吁:“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事实上,喀山已经在8月6日陷落。这是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时不知道的,所以他的专列不得不停在离开喀山最近的一个火车站——斯维亚日斯克站上。也就是从此时起,这个专列成了伏尔加河战线的最高军事指挥所,托洛茨基在这里开始了重整在喀山被打散的红军队伍、组建真正的红军的进程。

  喀山的陷落就是因为军队的溃败。首先是指挥官的逃跑,其次是守卫喀山的军队中有叛变者和内奸。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支蔓延着厌战情绪,而又没有严格纪律的部队。所以,他们未经一战就逃跑,放弃了喀山。喀山的陷落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如果不能将喀山收复,莫斯科将会失守,苏维埃共和国将有覆灭的危险。收服喀山就成了“不胜利,毋宁死”的问题。而要收服喀山,就必须首先重整一支誓死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队。

  托洛茨基的整军从严肃军纪开始,对此,托洛茨基发布了一道命令:“我警告,凡部队擅自退却,首先枪毙该部队的政委,其次是司令。英勇善战的战士将提升到指挥的岗位上去。对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将严惩不贷。这一点我向全体红军保证。”但是,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打过仗,在斯维亚日斯克一线,托洛茨基也是首次上战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亲临战线还是第一次。”因此,他这时起用了旧上校军官瓦采季斯为东方战线总司令,因为托洛茨基认为他不仅通晓军事,而且在混乱中不惊慌失措。托洛茨基对他赏识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8月6日晚,他是从喀山司令部撤离的最后几个人中的一个,虽然喀山失守了,他却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为此,托洛茨基坚持了一条他自己确立的建军原则:不干涉军事专家的具体作战行动。

  托洛茨基整军的一个更为重大的措施是,在清除叛徒、内奸和逮捕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指挥员的同时,用他随专列带来的50名莫斯科年轻共产党员作为骨干,组织新军队。这些共产党员随后不断增加,其结果就正如托洛茨基所记述的:“杂牌部队变成了正规军。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党员参加了进去。团队得到了充实和锻炼。在部队中,政治委员被看作是革命的领袖和专政的直接代表。法庭告诫大家,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要求人们做出最大的牺牲。在短短的几星期里,部队发生了必不可少的转变。一批动摇的、不坚定的、分散的人群被改造成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的炮兵明显地占了优势。我们的舰队控制了河面。我们的空军取得了制空权。我已经毫不怀疑,我们必将收服喀山。”于是,就有了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和斯米尔诺夫指挥的第五集团军等军队。这些集团军成了托洛茨基领导下组建的红军的骨干队伍,而在喀山方向由托洛茨基领导组建的红军则成为支撑苏维埃共和国、使其摆脱战争危机、最后获得国内战争胜利的重大力量。

  8月31日,因列宁遇刺,斯维尔德洛夫秘密紧急将托洛茨基召回莫斯科,商议国事。9月2日,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讲话。他称列宁的遇刺是又一条战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胸廓上的战线”,“克里姆林宫的战线”。他说,“目前这条战线是最令人不安的。”在谈到喀山的情况时,他说已经有了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为骨干的严格纪律的、坚定的部队,这些部队与当地居民有了密切的接触,“使伏尔加河农民的情绪有了重大的转变”,“我们的部队在壮大,精神上和数量上都在增强”,因此,“胜利就在前面”。在全国的其他战线,也“有了多得多的胜利的机遇”。

  托洛茨基指出,战线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为旧战线而成立的军事机构必须随之加以改变。他提出将适应旧战线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和原本只为东方战线而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理由是,目前这场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将不是在两周、两月内就可以结束的,谁也不清楚战争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苏维埃共和国将不得不以怎样的措施来保卫自己。他认为,目前国家无论在军事领域还是在资源方面,都是消耗殆尽和贫乏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将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一个军营,而我们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力量,国家所有的财产,公民们的和公民各自的财产都应该径直用于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他要求实行动员,动员经济,动员人力,动员人们的精神。因此,托洛茨基呼吁:“应该由一个领导机构,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一个总司令来领导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和财力。”

  托洛茨基还警告说,未来的两个月是极其困难和艰险的,但这两个月过去之后,就是胜利。他说:“我们相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胸廓上的斗争将以生命的胜利而告终”,“在为数不多的几周内,在工人阶级的领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间里,我们定将在其它战线上取的胜利。”托洛茨基的这番话稳定和团结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力量,对作战中的军队和处于艰险抗争中的民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苏维埃共和国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将权力集中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

  会后,托洛茨基返回斯维亚日斯克的指挥列车,参加了收复喀山的战斗。几经凶险和波折,喀山终于在9月10日被红军攻克。对于喀山之战,托洛茨基感慨地说:“我们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波澜起伏和出人意料。小战争却是大学校。”而这时,列宁康复,终于重新站立起来,他对喀山的收复极为高兴,11日给托洛茨基发去如下电报:“喀山,托洛茨基。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愿这一胜利成为工人和革命农民的联盟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粉碎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并使世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保证。世界工人革命万岁!”9月12日,红军第一集团军攻克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红军战士给列宁发来电报:“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复您的故乡,这是为您所受的一处伤而对敌人的回答,为了您受的另一处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列宁回电说:“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最理想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振奋,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做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喀山之战是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不仅击退了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进攻,而且扭转了伏尔加河一线的战局,消除了苏维埃共和国面临覆灭的威胁。同时,胜利使民众的情绪发生急转,人们开始相信为了生存和自由的生活,必须进行抗击帝国主义的战争,曾经蔓延的厌战情绪得到有效的消除。而更为重要的是,喀山之战使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有了真正的红军,有了能保卫自己政权的武装力量。托洛茨基的建军路线和实践也在喀山之战的战火中经受住了艰难的考验。自喀山之战后,苏维埃共和国重新挺立,新组建的红军赫然屹立。对于国家,对于红军,喀山之战,这都是凤凰涅槃。

  喀山之战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远没有结束,各条战线上还不断传来告急的警报。列宁曾为此指令托洛茨基到危急地点去就地指挥战事和处置红军事务。托洛茨基的专列也就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巡行了俄国的一系列战线,而在这种巡行中,托洛茨基也就将红军的建军事务陆续扩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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