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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被日击败的根本原因

热度717票  浏览514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10月07日 17:18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中华帝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但是,当一支拥有近代化军事装备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后,人们开始长久地反思。除了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政治腐败等诸多原因外,其文化传统的差异不能不说是晚清北洋海军覆灭的重要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并对军事发展产生复杂与极其微妙的影响。

  文化上的差异是深层次的差异。从文化的视角看晚清北洋海军的失败,似乎更能解释那些常被人忽略的深层内涵,给人以新的昭示。众所周知,晚清时期北洋政府在海军建设上所花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比日本多,而结果却是“中不如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其原因有人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有人归咎于海军发展战略错误,有人归咎于海军管理水平低下。这些说法都自有道理,但探究其深层原因,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导致上述诸多问题出现的核心因素,是文化上的落后或缺失导致观念淡薄、思路陈旧、管理弱化、体制积弊、权益丧失,而这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覆灭的根本症结。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一般应包含三个层面:即实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我们就通过文化形态的三个方面,来探究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失败的具体原因和深层次原因。

  一、物质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翻开世界近代海军史,比较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海军建设,应该说清海军占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投资多。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费用,仅舰船的构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白银,加上其他费用,清政府以海军海防建设名义所征的费用约7000万两白银。甲午战前20年间,清政府用于海军建设的白银约60000万两,平均约占其年财政收入的3.5%左右。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投入。而日本当时并不强大,实际筹集的海军经费并不很多。据统计,从1868年~1894年,日本政府向海军的投入约为9480万日元,比清政府的投入少。二是规模大。到甲午战争前夕,清海军总共拥有78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8万余吨。而日本海军共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武装商船4艘,总排水量59898吨。显然,清海军的规模要大于日本海军。此外,在基地设施、官兵训练时间等方面,清海军都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这种明显的优势在战前和战斗过程中展现的却是一种低效能。首先,清海军战前虽有舰艇上百艘,但并未占据兵力兵器优势。实际上,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清海军军舰仅有25艘,鱼雷艇只有13艘,排水量只有4.4万余吨。清海军的其他军舰为什么没有参加战斗?这一问题令人深思。而日本海军有26艘军舰,24艘鱼雷艇参战,在参战的舰艇总数和总排水量上却优于清海军。其次,清海军虽然投资多,但其装备却并不比日本海军先进。相反,日本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均超出了中国。第三,清海军虽有设施齐全的基地,可是到战时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军舰船,反而资敌害己,受制于敌。第四,清海军虽然有较长的训练时间,但却将帅不和,官兵矛盾大,部队纪律不严,而且缺乏战术应变能力,火炮命中率低。造成以上诸多劣势的原因,表面上是在军事上,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在文化上。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制定了落后消极的海防战略;是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清海军运用了落后的装备和技术,所以,舰船的数量虽优于日本,但质量却劣于日本,在舰船的航速和舰载火力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致使政府和军队腐败落后、能力低下,以至于军队外强中干、战斗力不强。

  二、制度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军事制度文化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不是追求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使军队如何俯首听命和效忠皇上。晚清时期,这一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仍然是当时盛行的主流文化。“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引进先进装备比较积极,但却是只引“装”不引“制”,使军事改革基本上限定在军事技术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还停留在“器物”改革的层面上。对于国家和军队的安全体制,却因触及到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思想,甚至关系到上层封建官吏的切身利益而无法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海军的情况而论,由于清政府缺乏对高层军事领导体制的彻底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的问题始终未能得以理顺,致使海军建设分散、规划短视且弊端丛生,顽疾长期存在,海军的内耗、低效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这种体制,使“山头”军、“家”字号军各自为政,从而导致军队的领导体制不顺,指挥不灵,海军舰队之间,陆军、海军之间均未形成密切协同的作战体系,单打独斗,最终被敌军各个击破。

  面对海军建设存在的各种问题,清政府于1885年设立总理海军衙门,试图对之有所改动。但在不得触动“中体”这个根本前提下,总理海军衙门不但不能使海军建设走上正轨,相反,它本身也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衙门,参与对近代海军的腐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之“体”不变,传统的军事制度文化观念不变,近代海军的发展终究走向失败。这一推理和结论,在甲午海战中得到了极好的验证。

  而反观日本,他们在海军建设中,不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且对西方近代海军的先进制度、组织管理方式都较早地进行了借鉴和模仿。如明治政府对海军人才的严格正规教育制度、对海军经费的预算制度,都是从西方学习来的。明治政府为了对海军实施有效的管理,特别注重调整改革海军领导管理体制,从1868年明治元年到甲午战争时的27年间,日本海军领导管理机构做过23次大变动,其体制不断得到完善。此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很快便领悟到了西方军事法规的价值,并积极认真地加以学习借鉴。因此,在明治军事改革中,健全法制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从1868年~1895年,共计颁布实施了100多项法规,几乎每年都有数项新的军事法规生效,或者有数项修订后的法规颁行。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这就使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从法规上得到了保障。日军能在军费困难的情况下实现装备的统一标准化,能在人口总数少的情况下使大量的义务兵应征入伍,日军士兵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一种精忠勇猛的精神,皆源于这些法规制度文化。

  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昭示我们:清军和日军同样装备洋枪洋炮,可是中国人却惨败在日本人手下,其原因之一就是两军制度文化的差异使然。

  三、精神文化的差异是导致北洋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甲午海战的失败,表面上看是一次战争的失败,但从深层原因来看,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短板和缺陷。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和显着特点是和平主义、消极防御的传统文化心理。翻开明、清两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前期的海上武装力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明朝后期实行“重防其入”的消极海防观念。清王朝前期,实行禁海和“重防其出”的海防战略,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舰船技术水平的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期,清军的舰船技术性能和武器装备与英军相比,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几乎没有任何抗衡能力,致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完全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其海军基地开始组建北洋海军,重修环渤海地区的大沽、旅大、威海等三角形的要塞炮台体系。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在“避战保船”的错误作战方针的指导下,不敢主动寻机歼敌,且指挥混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在海上机动作战能力的完全丧失后,以炮台式要塞为主体的海岸防御完全置于敌海上火力的打击之下,陷入了孤立状态,最终以海岸炮台的全部失陷,海岸防御体系的崩溃,并最终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

  再从两个朝代的军事战略文化观来看,明王朝北方长城防线的机动作战力量不足,特别是骑兵机动作战力量的严重缺口,导致北方长城防线多次出现溃口,这种长线式防御作战已经挡不住机动式的重点式进攻了,宣告这种“消极防御”思想的失败。清王朝前期海防水师与欧洲海上力量本身就有实力差距,还把传统的筑城防御思想由北方移到了东南沿海的岸边,尽管组建了相当实力的北洋水师,但其作战思想不是夺控制海权,而是控守自己的港口和海岸,结果在晚清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由于海上机动作战力量的缺口,所以最终难逃海岸防线的崩溃和战争失败的厄运。

  明、清这两个封建王朝,由于消极防御而带来的大溃败,特别是晚清海上防御的屡屡失败,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我们农耕民族长期奉行“陆主海从”、“消极防御”军事文化观念和战略,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导致了我们国家海洋战略的缺位,使我们海上权益受累,长期未能走出这来自海上屈辱的阴影,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

  文化是一个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必须先有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要想有强大的海防,必须有先进的海防文化支撑,这是我们回顾晚清海防历史、思考北洋海军失败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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