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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间谍与中美关系危机:美国称“宁愿丢面子”

热度21票  浏览3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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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冷战初期的中美关系由敌对与隔绝的状态转入对抗与缓和共存的新阶段。中国政府重新考虑早日实现台湾统一,美国政府却借美台共同防御问题加以阻挠,双方冲突难以避免。同时,两国兵戎相见的军事对抗基本结束,双方出现某种缓和迹象,中国因为“一五”计划建设的开始而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美国为争取滞留在中国的侨民及战俘回国而积极寻求同中方沟通的渠道,最终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上实现了平民回国问题谈判。对抗与缓和构成此时期中美关系的二重变奏,其间的跌宕起伏、变幻难测激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1954年底,中国政府对13名美国军事间谍进行宣判,对干涉台湾问题的美国政府给予严正警告,此事一度引发美方强烈反应,中美关系因此出现严重危机。值得关注的是,危机的发展及其化解充分反映出中美两国的利益取舍与外交策略。本文利用中美双边外交资料,其中包括新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对此问题进行重新考察。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用飞机频繁偷越中国国境,向中国空投间谍人员、刺探地方情报,中国政府1954年依法宣判的间谍案就是其中的两起。1952年11月29日,供职于美国中情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的唐奈、费克图,乘坐飞机在中国东北进行间谍活动时,被吉林省驻军击落并捕获。1953年 1月 12日,以阿诺德上校为首的“五八一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的军事间谍在辽宁省被击落,机上3人当场毙命,其余11人均被抓获。根据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犯罪事实,195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上述13人依法宣判,分别判处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20年徒刑、阿诺德10年徒刑,另外判处其他10人刑期长短不等的监禁。美国间谍案宣判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发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两起美国间谍案的判决书。在事发近两年后才宣判上述美国间谍人员,除因该案的审判需要一系列的取证、调查、审讯等司法程序外,中国政府还有特殊的外交考虑。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拒绝部分西方盟国接受新中国政权的建议,一方面坚持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的僵硬立场,另一方面对中国大陆继续执行遏制和封锁的“压力”政策。他们相信,美国坚持该政策将会使中国陷于极度困难,因此只有加强对苏联的依赖才能度过难关,而这种依赖一旦超出苏联的承受能力,中苏联盟将被迫分裂。为加强对中国大陆的遏制与封锁,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急于插足台湾事务。与此同时,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也乘机大做文章。1953年1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问台湾,台湾“外长”叶公超趁势向他强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重要性及必要性。12月8日,蒋介石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1954年1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在中国领海范围内实施军事威胁。与此相配合,国民党军队不断骚扰新中国政权,训练并装备游击武装,破坏东南沿海的交通运输及大陆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根据这些情况,刚从抗美援朝战争中缓一口气的新中国,不得不迫切考虑如何尽快扭转台海局势的问题。

195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给美台以严重警告,并表达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同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指出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错误”。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再次警告美台,希望通过英国向美方转达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要美国“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9月3日和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两次炮击金门,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此前,毛泽东在发往前方的电报中明确指示,中国军队的攻击行动“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否则不要攻击”。周恩来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指出: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因此,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攻势,借以警告美国不要继续干涉台湾的事务。然而,炮击金门并未阻止美台间的进一步行动。11月2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在华盛顿正式开始。中国政府对美国干涉台湾事务的举动,极为愤怒。11月23日对13名美国间谍进行宣判,就是对美方的严重警告。根据本国的法律,对侵入中国领空的间谍人员进行审判,本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司法活动。但是,在此判决结果宣布后不久,美国军政界作出异常强烈的反应,一度计划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轰炸上海至南方的铁路,甚至以战争相威胁,13名间谍人员引发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

美国对中国政府判决13名间谍反应迅速。11月24日,国防部紧急召集联席会议,讨论应对措施。为采取报复,国防部提出多种计划行动方案,其中包括:从海上强行封锁中国大陆的所有或部分港口,扣留中方的舰船及舰船上的人员,对部分港口和工业基地进行空中打击,立即发动联合国框架内的谴责决议,建立并授权调查委员会进入中国大陆,暗中支持国民党占领中国大陆控制的沿海岛屿,在中国大陆为国民党提供中程雷达支持,强行阻断上海到南方的铁路交通线。

国防部提出这几种报复方案的同时,美军也在台海地区频频进行军事活动。在国内发动战争的骚动中,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明确反对动辄诉诸武力。1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美国政府“要鼓起勇气要有耐心。努力不倦地寻求我们走得通的每一条道路”,“如果我们一旦处于认为必须采取战争步骤的地步,这种步骤也不能由我个人的任何单独冲动行为来发动”,毕竟战争发动需经国会批准。因此,总统新闻发言人哈格蒂注意到,虽然艾森豪威尔赞成杜勒斯的强硬立场,但是对有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美国封锁中国海岸线的计划很为恼火,他担心这将引发一场新的战争。无独有偶,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弗莱格也主张采取冷静态度,因为“任何形式的封锁都是一种战争行为”,弗莱格担心国会未必会批准诉诸武力的方案,这毕竟“有违我们对联合国宪章所作的承诺,即和平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基于此种考虑,弗莱格建议,美国不应采取任何封锁行动,只能进行外交谴责。同时,还应坚持在休战条款的前提下,寻求“联合国军”16国的一致行动。

美国国内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时,在日内瓦与中国进行领事级谈判的美方代表给中方代表打电话,要求尽快举行双方会晤。但是,已经清楚美方要求会晤原因的中方代表,以时间不合适为由拒绝与美方立即见面。

11月29日,中美双方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会谈一开始,美方代表高温便向中方提出抗议,称这些美国军事间谍人员是由朝鲜飞往日本的途中被劫持到中国的,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判决是违反朝鲜停战协定、是完全非法的。对此,中方代表针锋相对地用高于美方代表的声音宣读声明,严厉谴责美国间谍人员潜入中国边境,并称中国政府有权依法对其进行审判,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美国政府无权横加干涉。未等中方代表宣读完毕,高温又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将中方代表压住。而中方代表反过来又用比对方还要响亮的声音将美方代表压住。这种“比赛声音高低”的戏剧性场面,即便在过去的中美谈判中也很少见到,会谈最后不欢而散。

会谈难以取得明显进展,11月30日,国务卿杜勒斯只好打电话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希望他能“在联合国针对我们的飞行员被拘一事进行斡旋”。然而,洛奇却对此感到为难。显然,如果此事移交联合国大会,将成为一个永无休止的议题。基于这种考虑,洛奇建议,美国可以将此事移交到联合国安理会上去。杜勒斯最终接受了洛奇提出的方案。

12月2日,洛奇从华盛顿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立即召集英国、法国、哥伦比亚三国驻联合国代表,转告美国打算将此事移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意图,并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当天下午,洛奇又召集“联合国军”16国(埃塞俄比亚缺席)举行紧急会议,通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总体意见,并发表以下几点看法:(l)飞行员的活动是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授权下进行的,执行的是联合国集体行动相关的任务,释放这些飞行员不仅与美国有关而且也与其他成员国有关。如果这次援救活动失败,联合国从此将一事无成,再也不要采取什么集体行动了。(2)中国审判并监禁11名飞行员的行动,违犯了朝鲜停战协定和联合国已经达成的法案。(3)尽管尚未掌握有关16个士兵(包含已死3人在内)的准确资料,但是美国认为,如能证明他们被中国政府拘禁,联合国就应该采取有利于他们获释的行动。

美国借助联合国安理会解决此问题的想法,其实存在不少“漏洞”。英国方面就考虑到,苏联可能会使用手中的表决权来干扰美国意图的实现,因此建议美方还是通过中美日内瓦的领事级谈判来解决此事为妙。不仅英国如此,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梅农在拜会杜勒斯时也表示,美国借助联合国的行动可能不会如愿以偿。

然而,12月24日,洛奇坚持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将美国间谍案列入九届联大议程,并称11名美国军事间谍被击落的地点是在“北朝鲜宣川城附近”。12月8日,联合国九届联大就美国间谍案专门召开全体会议,洛奇在会议上对中国判决美国间谍人员一事大加攻击,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纳丁也在一旁帮腔。在美英的共同操纵下,12月10日,九届联大通过“控诉违反朝鲜停战协定扣留和监禁军事人员”案的决议,指责中国拘留美国间谍人员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代表联合国设法争取11名间谍获释。由此,美国间谍案可能引发的中美冲突开始转向缓和,激烈的对抗转为以联合国为中介的外交斡旋。

12月10日,九届联大通过对中国判决美国间谍案进行干涉的决议,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亲自写信给周恩来,试探中方有无可能接受他访问北京。在信中,哈马舍尔德称,“鉴于我对此事的关心,我将欣赏获得机会来亲自同您商谈此事。为此理由,我愿请问,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我愿建议在12月26日之后不久作一访问;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我愿请问,在那个时候左右的哪一个时期对您是合适的。”此时,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仍然掌握在台湾当局手中,对于尚未取得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新中国进行访问,哈马舍尔德的北京之行确有违“惯例”。

中国政府对于是否接待哈马舍尔德一再权衡。周恩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表示:中国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在过去的7年里,美国针对中国的间谍案已形成惯例,这次的美国间谍案并不是孤立的或简单地由朝鲜冲突引起的。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美方代表给中方代表的美国侨民名单中,11名间谍人员只是作为在华的美国平民而不是军事人员,同时美国安排用4名中国留学生获准离境来换取新中国政府释放2名新闻人员和2名其他人员,但是美国却言而无信,至今仍然不批准这4名中国学生回国。另外,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给尼赫鲁的报告中透露,如果美国同中国政府“动粗”,或许问题将更严峻。赖嘉文认为,这些间谍人员的出路是在不承认“错判”的条件下获得减刑。如果美国敢于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政府或许永远不会释放这些所谓的“飞行员”。

对于哈氏希望访问北京的来信,周恩来12月14日专门召集外交部、公安部的负责人开会商讨。两天后,又召集有罗瑞卿参加的外交部党组会议,再次商谈此事。12月16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指出,如果中国拒绝哈马舍尔德访华,西方还会通过亚洲中立国家继续进行活动,这个问题有可能提交到科伦坡国际会议上讨论,这将对中国不利,甚至会影响到中国参加 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因此,拒绝哈马舍尔德访华,中国将陷于被动。故而,接受哈马舍尔德访华无疑是上策。12月17日,周恩来回复哈马舍尔德两封电报,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处理间谍案的立场,指出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哈氏访问北京表示欢迎。对于周恩来的复信,哈马舍尔德曾多次向他人提起,他觉得周恩来信中“很谦和”、“不诉争端”,语气和悦。此外,哈氏还秘密地告诉洛奇,周恩来通过哈氏担任瑞士驻北京代办的亲属转口信,对秘书长来京访问表示高兴。哈马舍尔德从周恩来的友好表示中受到鼓励。所以,在同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弗莱格等人会面时,哈马舍尔德没有询问美国的态度,更没有向弗莱格提及此事,以至弗莱格觉得哈氏对北京之行充满信心。

1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收到哈马舍尔德一封长信,信中详细分析了哈马舍尔德决定为受审的美国间谍人员赴北京的原因。哈马舍尔德认为,他不得不“冲开大门”,中国拒绝联合国相关决议,但又不能不考虑美国的观点,他无法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办法。同时,他还无法邀请诸如瑞典、瑞士或印度这样的第三国来充当调解人,最后只好由他亲自出面。当然,如果只是传达联合国决议,那样只会使问题蒙上阴影,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又不能解决多大问题,通过中国政府与联合国代表之间交换观点又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所以,他不得不亲赴北京访问。

得知联合国秘书长访华的消息后,台湾方面惊慌失措,他们很难相信美国在背后不会与北京方面有什么“交易”。12月30日,台湾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要求紧急会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想从洛奇口中探听美国关于哈马舍尔德访华的计划。他特别关心哈马舍尔德是否得到美国“以任何方式”与中共进行会谈的授权。在同洛奇的谈话中,蒋廷黻特别提到35名中国留美学生是否会获准离境,同时关心北京方面是否要求美方作出其他方面的让步。洛奇看出蒋廷黻的担心。因此告诉蒋廷黻,美国没有授予联合国秘书长代表美方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力,他的权力只来自联合国的授权,随身带走的也只有尚滞留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军事人员名单。洛奇认为,哈马舍尔德只能在朝鲜停战协定框架内谈及此事。然而蒋廷黻仍担心哈氏是否会为解决此事而有第二次或第三次北京之行,也就是说这可能开启联合国与新中国政府来往的先例。关于这点,洛奇没有任何表示。尽管如此,蒋廷黻觉得还是搞清了美国同北京方面进行条件交换的内情。蒋廷黻离开时,洛奇好像听到他在门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新中国政府尚未取得联合国代表权,联合国秘书长的到访确实具有特殊的外交含义,台湾政府不会不担心华盛顿与北京外交关系的改善。

1955年1月5日到10日,哈马舍尔德抵达北京并与周恩来举行四次会谈。对于哈氏会谈中的表现,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哈马萨(即哈马舍尔德,引者注)已到北京,观其与周总理的谈话,此人真可算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典型外交家,谈话漫无边际,模棱两可,双方均不得罪,真是'妙文'。”与此相比,周恩来却态度明确地提出谈论美国间谍案必须坚持两个前提: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案不能接受;中国内政不容干涉。同时,周恩来告诉哈马舍尔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曾就双方侨民问题(包括犯罪的美国人)进行过接触,中方向美方介绍了中国的侨民政策:中国政府对于侨民,包括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侨民,是友好的。对于其中守法的侨民,我们给予保护。对于少数罪犯,我们依法惩处。美国利用间谍案做文章,其实质是转移世界舆论不去注意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联合国居然顺从美国,诬蔑中国判处美国间谍的举动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可见,联合国再一次把自己放在美国侵略工具的地位。会谈中,哈马舍尔德曾直白地告诉周恩来,中国应该释放犯人。对于哈氏不同寻常的说话方式,周恩来并未在意,而是委婉地告诉哈马舍尔德,中国方面的确想释放在押的美国犯人,但是绝不以屈从美国外交压力为前提。中国希望美方准许中国留美学生回国,并不愿意用这些犯人作为交换。1月10日,哈马舍尔德离开北京前与周恩来发布一个联合公报,公报称:会谈“涉及了有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各项问题。我们觉得这些会谈是有益的,我们并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次会晤中所建立的接触”。除此公报外,哈氏北京之行并未取得实际成果,中国政府却因此赢得外交上的主动。

然而,1月13日,哈马舍尔德在与洛奇会面时却称,他对北京之行表示满意,主要方面都有突破,间谍案问题已经廓清。同时,哈马舍尔德还称,周恩来认为间谍案存有疑点:唐奈和费克图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侵入中国国境时被捕获的;这次飞行除执行联合国任务外,还有其他任务。因为当时飞机上还有其他人员,他们受UCR4电台误导并试图通过其他地方的通讯员发现这一电台;美方递交给中国的声明中称,他们尽力寻找所有经他们核实的人员名单。但是在日内瓦会谈时,美方交给中方的名单并不包括唐奈和费克图。这些不能不影响间谍案的最终解决。对于这次会谈,哈马舍尔德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来“尽量避免一切会使将来释放犯人更困难的事情发生”。周恩来在与哈氏会谈时强调,中国的愤怒主要集中在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保护将会扩散到其他地区,或许不仅包括台湾,可能将中国大陆也包括进去。

1955年1月7日,在哈马舍尔德访华尚未结束前,美国国务院再次讨论因间谍案引发的国际形势,再次提出针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和战争威胁的建议,其中包括高空轰炸、封锁港口、炸断铁路等极端方案。杜勒斯甚至提议海军采取行动,截断中国的海上交通。l月 16日,少数派领袖诺兰参议员在演讲时称,哈氏北京之行是一个失败,这是“远东的慕尼黑”,希望借机掀起新的反华浪潮。对此极端主张,总统法律顾问弗莱格指出,报复行动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还会引起全中国人民的仇视,总统不可能得到宪法授权。此外,还有人指责截断中国海上交通的建议,因为即便在朝鲜战争中也未采取过类似措施。稍后,艾森豪威尔也表示,他怀疑整个美国或国会因此而准备进入战争状态,并对诺兰参议员的演讲很生气,指责他是在搅混水。

从1954年12月21日到1955年1月 10日,针对《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湾骚扰东南沿海的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100多架次飞机,连续5次轰炸大陈岛,主要针对国民党停泊在港内的舰只。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2月12日至14日,又占领上下大陈岛。25日,浙东海面的岛屿也全部被解放。这些攻击行动有很强的针对性。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与此同时,美方也积极进行军事部署。1月19日,杜勒斯向叶公超、顾维钧转达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建议台湾从大陈岛撤军,美国愿为此提供空中保护。另外,美国向台海地区增派兵力,部署4艘航空母舰和12艘驱逐舰,“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和1艘巡洋舰也加入其中,空军方面的轰炸机增加到75架。2月13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代号为“茶杯行动” 的原子弹试爆,并让参议院太阳能委员会发表有关试爆的报告,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战云密布的台海局势再度趋于紧张。是战?是和?不仅关涉中美利益,同时也将引发远东局势的变动。

中国政府成功警告美国与台湾后,开始主动采取缓和台海局势的行动。2月,周恩来通过瑞典驻华大使向美方透露,中国愿意与美方就缓和台湾地区及远东局势举行直接谈判。3月7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议,举行一次由中、美。英、苏等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引起重大反响。随后,杜勒斯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因此,台海危机引起中美关系一度紧张后,双方很快又趋向缓和。

在上述情况下,被迫中止的中美日内瓦领事级谈判重新进行。至1955年7月15日为止,中美先后经历六次领事级谈判,就中国留美学生与美国侨民(包括犯人)回国问题进行多次协商。美国代表提出让唐奈与费克图作为平民遣返回国,中国代表明确地告诉他们,二人触犯的是军事犯罪,不能按平民遣返。双方谈判因此陷入困境。

4月2日,美国宣布允许76名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很快得到中方回应,中国政府也对4名美国飞行员驱逐出境。这让美方确信谈判是解决间谍问题及台湾问题的有效途径。杜勒斯表示,不反对与中国政府直接会谈,并打算由中美各派1名特派员到对方国家处理双方人员的回国问题,但这又与美国只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则相冲突,因而被抛弃。台湾问题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胶着在一起,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美国称“比起为保卫这几个小岛而打一场全面战争来说,从大体出发,我们还是宁愿丢点面子为好”。最终杜勒斯决定将双方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谈判升格为大使级谈判,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方的赞同。7月25日,中美两国联合发表公报,同意将领事级会谈改为大使级会谈。

中美将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消息公布后,各国重要报刊都争相刊登此事。8月1 日,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为争取主动,会谈一开始,中方代表王炳南宣布:7月30日,中国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7月31日,他们已离开北京,估计8月4 日将到达香港。8月2日,哈马舍尔德当面交给王炳南一封信,信中提到,“亲爱的周恩来先生,我抱着深深的感激得知11名飞行员的释放”。6日,周恩来给哈氏回信时称:“感谢你对王炳南大使所表示的愿意尽力协助中美会谈的好意。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有助于中美会谈取得积极结果的行动。希望你能够转告美国方面也在行动上有所响应。”至此,有惊无险的美国间谍案结束,台海危机得到缓和,中美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以对抗为主要特征,虽然朝鲜战争后双方并未发生直接战争,但是美方在与中国举行平民回国问题谈判前始终坚持遏制与封锁中国的“压力”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刻意避免与中国发生外交接触。然而,美国对华外交却表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遏制、封锁中国的同时,又不得不寻求与中方实际接触的机会。为解决间谍案,不仅敦促联合国秘书长访问北京,还将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这同以前避免和中国发生直接外交接触的强硬立场几乎背道而驰。外交态度的强硬与实际上的步步退让,美国处理间谍案与中美关系危机时都以本国利益为归宿。中国政府抓住美方迫切希望本国情报人员回国的外交弱点,交替使用对抗与缓和两种武器,宣判间谍案发动外交攻势、炮击金门给以军事警告,迫使美方不断作出让步。在中美关系一张一弛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成功掌控了外交角逐的节奏,迫使美方不得不随之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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