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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百年争端的是非恩怨:中印绕不开的历史问题

热度48票  浏览5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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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这场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甚至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道:“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一共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100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85英里的地方……”。

但是,胜利后的中国政府却作出“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而且还从'麦线'继续后撤了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的决定。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尽管早在战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已经说明了我国的作战意图,多次表示,只要保持边界稳定,中国愿意将部队撤至实际控制线甚至“麦线”以内,但是,近年来国际国内尤其是我国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仍对我国政府及时撤军的决策不甚理解,褒贬不一。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档案材料分析,我们以为,我国政府当时之所以作出从边界一带主动撤军的战略决策,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考虑,无疑是英明、正确之举。

1、“内忧外患”,形势严峻

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于二战后的冷战岁月。不久,美帝国主义便在我国东北部边界一带燃起战火,襁褓中的新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一带也不断出现紧张局势。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因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事端,频频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之时,正是美国对我发动冷战最激烈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矛盾扩大时期,美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对印度给予支持。此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趁火打劫”,不断叫嚣“反攻大陆”,美、蒋联手不断派飞机对我东南边境及内地进行侵袭、骚扰和破坏。应该说,中国当时四面受敌,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形势也不乐观。我们在连续圆满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出于迅速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急切希望,到五十年代后期,党的高层领导人逐渐滋生了“急噪冒进”情绪。1958年的“大跃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封锁和苏联的背信弃义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不少地区出现饥荒。印度入侵、蚕食我国领土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因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在有效教训了印度之后及时撤军,适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有助于我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国防建设等多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及时从中印边界一带撤军,既保证了我国西南边境线的长期相对稳定,又使中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到了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外交、国防等建设事业上,从而使我国逐步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局面,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处境,并相应地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

2、“易攻难守”,后勤困难

我国与印度的边界线相对漫长。在中印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而且一年中有半年时间为冰封期。中印边界地区我方一侧的恶劣环境和条件,给我军造成了后勤保障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和条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克服和改造。

当时,对印反击战的后勤保障主要靠老乡支前和牦牛运输。据统计,一次战役,即需支前牦牛三万多头。其它所有物资以及伤员烈士等,都要依靠老乡手拉肩扛。那时,家家户户全出动,就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加入了“支前大队”。因此说,没有边境一带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要打败印度是无法想象的。但是,这种靠牦牛和人民群众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

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80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车陷入其中。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西藏的雨季才算过去。但一到冬季,西藏地区道路上的积雪则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因此即使依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我国内地运送作战物资,也将个沉重的负担。就是目前,该地区的运输线也随时可能被冬雪夏雨而切断。30多年前的情况,只会比现在更遭。

当年,我军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教训印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为了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但一进入11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

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其胜利果实将不能保持住。而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虽然不如中国,但从保证后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在印度一侧,地势开始渐趋平缓,自然条件对印军特别是对其炮兵作战,较为有利。同时,印度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因此,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当时急于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也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印度国内则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向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后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非常高超的谋略或者说非常精确的算计。

3、巩固边防,代价高昂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边防是其基础之一。然而,边防完全是实力的体现和竞赛。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要维持基本的边防,也是非常艰难和昂贵的。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目前在西藏的驻军数量到底是多少。但据报道,仅担负青藏线一条公路军事运输的,就有九个汽车运输团。这些运输团队,平时驻在青藏公路北端的青海格尔木(格尔木是五十年代在柴达木盆地荒滩上建起的一座军城,作用就是保证对西藏的军事供应),城南几十公里处才是西藏高原北缘--昆仑山脉。目前,我国铁路只修到格尔木,它成了该地区供应西藏物资的转运站。西藏所需物资的80%从格尔木进藏;格尔木80%的职工直接或间接地为西藏物资供应服务。现在,我们随时可以看到青藏公路上长达几十辆甚至上百辆的军车满载物资驶往西藏。当年十八军进藏时,开始只有三个步兵师三万余人。随着进军深入,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后方机构迅速膨胀,相继了成立汽车部队、工兵部队、兵站系统、航空站和地勤站等,部队总人数扩到七万余人。但真正进藏部队只有八千多人,其他人都是服务于后勤,相当于每进藏一个人,后方要有八个人支援。

解放初期,西藏地区物资奇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物资也相当匮乏。即便是做饭取暖的燃料,对西藏驻军都是个大问题。因此士兵们经常被派出寻找可供燃烧的牛羊粪便,这在全世界军队中恐怕也属少见。

西藏高原面积虽大,能够种植粮食的地区却极少,生产的粮食仅够本地人吃。如果中国军队就地购买粮食,立刻会引起粮价飞涨,市场紧张,以至扩展为社会不稳。毛泽东主席曾专门就此问题指示我驻西藏部队,自己解决给养问题,不准在当地买粮。

后勤费用更是天文数字。西藏没有石油,石油制品全部需要从中国内地运输。在用油罐车运油的年代,由于运输距离长,每运抵西藏两车油,要消耗一辆相同油罐车运的油。后来我国花巨资铺设了一条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线,其中900多公里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860公里通过长年冻土地带,过10座大山,还有雷暴区、热溶湖塘、冰川等高原特有地形,整条管线常年由一个团的兵力守卫和维护。即使这样,这条输油管线还只是把油从格尔木送到拉萨,其他地区和边防部队的用油还是要靠汽车运送。

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后勤系统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部队的生存状态。中国士兵比较能吃苦,所需物资数量相对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资供应量也将成倍甚至数倍地增长。而西藏的道路状况又使得运输损耗高得惊人。如,一车玻璃从格尔木拉到拉萨只有15%完好率,一车水泥则有50%撒在路上。至于不通公路的地区,运输费用就更加昂贵了。在西藏墨脱县,我军驻有一个营,所需物资曾依靠雇佣老百姓翻山越岭背送。仅此一项,一年所需费用即达1000万到2000万元人民币。而一辆能在西藏使用的装甲车,其价值不过200万元左右。但要配备一个装甲团,至少要一二百辆装甲车,因此仅在装甲车上的一项花费,即是几亿元。

现代化战争与对后勤的依赖性大大加强。如今,如果光靠牦牛和人力运输,甚至连四岁的孩子背罐头,则远远不再胜任。现代后期必须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最多的物资、给养、武器弹药。

因此,尽管从军事上讲,青藏高原是中国的屏障,但从地理上看,它反过来又成为我军后勤保障体系的极为障碍。运输是难以克服和解决的瓶颈。

当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时,我国军方也曾强烈主张借此再打一场中印边境战争,收复失地,再不撤退,但是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碍外,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后勤系统,因为他们难以为战争需要提供切实保证。

4、展示诚意,廓清是非

实际上,主动撤军是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战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曾表示过这种意向。对印反击,是中国政府被迫无奈的选择。当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后,我军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时,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即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即停止战争,重开谈判,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甚至表示愿从“麦线”后撤20公里)。可谓诚意切切,仁至义尽。当日,周恩来总理还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这三项建议,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使全世界人民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决心,得到世界上受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接着,中国边防部队便遵照我国政府的声明,在东段于24日停止追击,到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也于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到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进一步指出:这三项建议对于中印双方“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希望印度政府能作出积极反应。

但是,尼赫鲁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在此情况下,我军重拳出击,以打促和,经过第二次打击,终于实现了边界安定的愿望,达到了毛泽东主席“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的安定”的目的。此后,尼赫鲁在边境线上欲打打不过、欲和丢脸面,维持了相对长时期的和平局面。这种和平局面,当然是打击的结果,但中国政府所表现的和平诚意,无疑也是其促成因素之一。

【中印边界地区的目前状况】

1、双边疆界状况

整个中印边界分西、中、东三段(边界线长分别为600公里、450公里和650公里)。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地区。

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在东段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这条线,在中国地图上标明为中国领土,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面积约九万多平方公里。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在这一地区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在西段,双方争议面积为3万多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的阿克赛钦地区,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都控制在我们手中。在中段,双方争议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现控制在印度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我国领土成为中印争议区的总面积为125500平方公里,我方控制其中27%,印度非法侵占73%。印度占我领土面积,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或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

2、两国军事状况

印度是世界上军费开支超过教育投资的有数的几个国家之一。近几年来,印度在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的同时,对其军事战略目标也作了一些较大调整,即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控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最终称霸南亚、控制印度洋、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国行列。

在这种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印度近年来每年投入100多亿美元的军费用于发展军事力量,并将逐年增加,争取在2015年前进入“世界一级军事大国”行列。 印度海军已拥有包括2艘轻型航母在内的100余艘舰只。为了获得海上强国地位,印度海军的主战装备正向大型化、导弹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目标是控制印度洋。而印度洋正是我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

印度独立后的既定国家战略是:在南亚与印度洋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势力圈;走富国强兵之路,以科技带动经济与国防;先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都有共同目标的地区性集团,并实现其对领土的要求,成为地区超级大国,然后争当世界强国。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印度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是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尼赫鲁当年讲过:“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印度霸权主义国家战略在当时就已初露端倪。

印度地区霸权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一、逐步控制南亚中小国家,首先控制巴基斯坦,并向印度洋扩张。二、更加灵活地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使东西方都能结好印度。首先是继续保持同俄罗斯的关系,争取援助和支持;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以便获取高技术;加紧发展与日本、西欧的关系,以获得经济实惠,并借势提高自己在大国中的地位。三、利用不结盟运动提高声望,扩充称霸的政治资本,力图充当第三世界特别是印度洋沿岸国家利益的代表。四、敌视和排除中国。因此,印度虽然公开表示愿意同我改善关系,和平共处,但始终暗自以我为主要的潜在对手,在各方面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与我竞争,以取得至少能同我国相并列的大国地位。同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以武力作后盾,企图通过外交谈判获得有利于印度的政治解决。五、侵占邻国领土。印度政府的这一主张和立场,经受了历届政府更替的考验,显示出了十足的顽固性,很难改变。

印度的国防战略,是与其地区霸权战略相适应的“地区进攻性战略”,即谋求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军队的现代化,稳步塑造和发展对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强大威慑形象与国防力量,力争能同时打击巴基斯坦和对付中国,巩固既得利益,并伺机向周边国家、印度洋及中国南海地区扩张。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

当前,印军实行“攻势防御”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其对华战略防御思想的重大发展。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一支实战与威慑并重的军事力量,在边境地区保持对我的军事压力。二是以巩固和扩大领土利益为目标,加强在边境地区的蚕食活动,力图保住东段、守住中段、夺取西段。三是有重点地建立攻守兼备的军事部署,准备与我打一场不同强度和规模的战争。

目前,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包括中锡边境)地区部署的陆军有2个军8个师共21万多人,而且在纵深(靠近错那方向)还部署了1个军作为预备队;空军有9个飞行联队、1个导弹分队。与60年代初相比增加了4倍,已对我形成局部优势(7倍以上优势),远远超过了它的防御需要。而且印军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优势明显,尤其是空军力量和导弹力量较强。印军现有各型飞机1800架,其中有40架幻影2000,100架米格27,63架米格29,120架美洲虎,40架苏30MK。与我相比具有明显的质量优势。

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度炮兵发展迅速,现已全部装备了瑞典的FH-77B(155毫米口径)和俄罗斯的M-46(130毫米口径)野战火炮。FH-77B型火炮射程在40公里以上,可发射从俄罗斯引进的“卡斯诺普”-M型激光制导炮弹。目前,印度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超过70公里的火炮,如果此种炮弹全面投入使用,印军可取得中印边界地区的炮火主动权。此外,印度还在中印边界部署了射程为150公里的“普里特维”战术导弹群。

为了适应与中国未来在山地作战的特点,印度专门组建了10个山地师,其中9个部署在中印边境。并且在中印边境上部署了印全部军力的1/3以上,特别是空军在中印边境对中国形成局部的绝对优势。自80年代起,印度不惜耗巨资在地理环境恶劣的中印西段边界的拉达克地区全面进行战场建设,目前该地区的战场准备已具规模,囤集了7倍于我的兵力。此外,还在近几年里连续举行了数十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作战演习。对于我国积极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印度一些人称,“中国会借此打开通往印度洋的西南战略通道,对印度构成新的威胁”。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视中国为潜在对手,明确宣称其核武器实验针对的是中国。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面对印度迈进核门槛后对我国安全带来的新威胁,需要我们在汲取对印斗争成功经验基础上寻求新的对策。我们应正确分析形势,充分认识对印斗争的战略地位,合理确定对印军事斗争的目标,采取灵活斗争策略,发挥外交手段的遏制作用,加强国防建设,有效掌握对印斗争的主动权。

3、中印关系现状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和幅员大国,都属第三世界,历史上既有相同的遭遇,也有友好交往的传统。双方具有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基础、愿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唯一途径,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当年的边界战争,完全是中国方面的被迫选择。中国人民愿意并力争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两国领土争端,并一直坚持着不懈努力。早在1979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印度外长时就曾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应该看到,只要双方都能以诚相见,按照上述原则办事,中印边界是能够成为一条和平友好边界的。

当1987年印在非法的“麦线”以南中国领土上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与此同时中方多次严正声明并要求印撤回所有越线设点的军事人员之后,第二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便应邀访华,双方表示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同时,双方还就建立边界问题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达成一致。迄今,两国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联合小组已举行了10余轮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边界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其他双边关系障碍,而应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协议,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此后,印度总统、议长和国防部长等要人相继访华,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两国政府又签署了包括《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并成立专家小组,讨论制定协定的实施办法。同年,李瑞环主席访印,双方进一步增强了了解,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次年,两国高级领导人继续互访,签署了一些新的协议、协定。

正是在此基础上,1995年11月双方撤除了两军在边境东段旺东地区过于接近的哨所,使边境局势更趋稳定。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是中印在建立相互信任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有助于进一步维护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之后,两国依然保持着高层对话的势头。

但是,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了核试验,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我进行无端指责,中印关系严重倒退。中国方面对印度的污蔑和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印方有所收敛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我接触,寻求修复两国关系。7月,在第五届ARF会议期间,印计委副主席主动拜会唐家璇外长。1999年2月,中印两国外交部官员在北京会晤,确认双方互不构成威胁,后来又经过多次高层接触,达成谅解,双方均表示愿意推动双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应江主席的邀请,印度总统科切里尔.纳拉亚南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2001年1月,李鹏委员长再次访印,促进了两国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至今,中印关系一直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当前,中国政府和人民正满怀真诚地积极谋求和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更加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我们相信,只要两国人民以诚相待,捐弃前嫌,通过两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在新的世纪里一定能够公正、合理的解决困扰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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