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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新解:是违抗军令,还是千古奇冤?

热度51票  浏览2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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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略态势和长远发展考虑,中共中央也一再要求新四军军部北进,开辟京沪杭和江北地区,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密布,物产丰饶, 人文辐辏,地位重要,发展敌后抗战事业,控制日伪顽所必须依赖的经济命脉,以游刃有余,以利于自身的壮大和战略上的主动。为此,从1938年就一再要求项英北上东进,此次顺水推舟,经过谈判磋商,确定皖南所部经过铜繁地区渡江北进。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问题的关键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皖南军部并不是一个协调一致的统一的整体。以陈毅、粟裕、徐海东、张云逸为首的江北指挥部早已遵从中央指示,挺进苏北、浙东,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根据地,发展壮大了自己。而皖南新四军却在副军长(政委)项英的个人控制之下,并不以延安的指令为准。相反,以模棱两可,阳奉阴违,推诿拖延的态度,拒不执行延安指令。以至最后作出与战时中央最后通牒和中共自己决定相违背的南进决策(1940年12月28日,军长叶挺无资格参加的军分会决议),断送了新四军大部精华,和四个支队起家的重要本钱。实际上咎由自取,勿怪他人。

 

    项英出身于工人,领导过“二"七”大罢工,在苏联学习期间,受到斯大林接见,并为其赏识,特意赠送手枪和自来水笔。归国后参加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委员。上海中央进入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高于毛泽东。长征时,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自认为是游击战无可非议,无人替代的专家,并著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书,广为传播。在对待抗战领导权的问题上,秉承共产国际一个领袖,一个中央的旨意,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格格不入。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在思想感情上倾向于主持中央宣传鼓动工作的王明,而不以毛泽东为然。囿于固有认识和经验教条,他固执地认为日寇将大举南进,必须依靠江南崇山峻岭,开展游击战争,最好是发展开拓闽浙地区。这样的意念左右了他的思维,使他对抗日战争与红军游击战争的本质区别缺乏认识。对日寇因屡次遭受重创,已无力占领江南广大山区,只能依托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以求沟通南北,威慑西南的战略格局一片墨黑。对开拓江北的困难只看到敌人强大,势在必争的表象,而忽视了依托这里的地利人和可以获得长足发展的战略优势,因此,他逡巡畏缩,迟迟不能决策,迷恋于南进策略,终于把自己和军部陷于极端不利的战略地位。

 

    1940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进方针给项英的指示》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并一再强调:在国民党最后通牒已下,势必北移的过程中,“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在移动中,如果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

    但项英在接到这个指令后两日,才召开军分会会议,拒绝北移,选择南进,否决了叶挺关于借道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为叶挺旧属,叶挺曾率部解救其被日军围困的部属),突破马头山天险,从日伪防区东进,强渡长江北移的正确建议。四天后含糊报告中央:“我部将挺进苏南”。回避了南进的意图,铸成大错。

    实际上,无论延安中央,还是陈毅、粟裕,和叶挺,都早已看到,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处于皖南大山中,虽然有利于休养生息,但是,不利于部队发展,壮大。除了小股游击队,因山大沟深,群众基础,利于生存而外,大部队处于这高山险阻,交通艰难,形如锅底的地区,在军事上就是一块死地。项英赖在此地两年,拒绝北进,自陷罗网,使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麾下上官云相所部分列四周要塞,四十师,八十八师于南部布防于星潭,旌德,五十二师呈兵于泾县,马头山,一零四师,新七师,一零八师分兵于云岭,茂林,南陵,七十九师堵截于石台,廊桥河。实际,已迁延时日,险象环生。如果采用叶挺上策,有90%的生还可能。采用国民党划定的铜繁路线北移,江北有日伪设防,两翼有国民党重兵,虽然危险,但国民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挑起内战,将为国际舆论所不齿,可以看作中策(军部家属,部分行政后勤人员已分三批,由此路,主要是宣城一路撤至江北)。维独南进,公开违抗军令,又陷入山大沟深,进兵困难的危境,实为下策。

 

    1940年11月24日(电文日期有误,做12月,马后炮),苏北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11月29日发动)前夕,为了避免国民党军报复,中央即电令新四军军部必须于12月底移师北进。并电令叶挺率部先行。但是,项英一再拖延,直至1941年1月4日,才渡过青弋江,南进之茂林,舍不得盆盆罐罐,机关后勤人员,辎重不精简坚壁,四十里费时十四个小时,又分兵三路,一纵出求岭(傅秋涛所部,最终突围而出),二纵出丕岭,三纵出高岭,不能集中兵力于一路,轻装简从,强力突破。攻下丕岭后,又不一鼓作气,拿下星潭,强渡徽水,冲出重围。而是遇敌慌乱,缩回拳头,不容叶挺指挥突破。分秒必争的危急关头,一个军事会议议而不决,耽误七个小时,致使敌军合围已成。更要命的是决议回师云岭,陷入联长坑二十余里险谷之中,全军由是进入绝境(敌军封锁丕岭,高坦山口,两头扎住口袋,请君入瓮)。

    新四军军部及所部事实上违令南进黄山、天目山,有重蹈十年红军游击战争,于国统区,非敌占区游击构乱之嫌,超过了国民党当局通融和允许的底线。至此,蒋介石抓住了把柄,名正言顺地可以于茂林地区(叶挺指挥部队突围退到该地)全歼叛军了。

 

    项英犯了以下致命的错误:

    第一,不该架空叶挺,使这位能征善战的骁将无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克敌制胜,成就名将的英名,只能形同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英雄无用武之地,出师未捷身先死(当然,这一责任,不全在项英。延安不能用人不疑,用叶挺威名而不用其人,即想以其号召江南,又恐其为蒋介石操纵,控制了新四军,故始终不予实权,直到在劫难逃)。

       第二,不该拒不执行中央指令,迁延滞留皖南,迟迟不肯北进,陷于四战之地;又拒绝叶挺东进的正确建议,南进遇敌受阻,不能当机立断,强力突破,回师进入绝境。执意违令南进的结果,造成战时违令,图谋不轨,被围歼的实际结局。

       第三,军事移动,贵在神速,当断则断,婆婆妈妈,贻误战机,坐陷绝境,优柔寡断,首鼠两端,又不肯担负责任,离队出走。只求自保,罔顾将士。虽然后来归队,但按军令当斩(如果是一个普通指战员)。是为不聪,不义。

       第四,新四军军部实际是项英的家天下,就好像红军时代的四方面军是张国焘的家天下。集权政治失去驾驭控制,难免独裁专制,已是规律。叶挺是傀儡,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听命于项英,没有己见,参谋处长赵凌波是内奸叛徒。项英一意孤行,大局不可挽救,也是命运之使然。

       所以,新军十万归属八路军序列,陈毅黄桥一战,为取得江北桥头堡不惜重创国民党八十九军,曹甸一战,为打通苏北根据地拔除国民党钉子,实际已大大伤害了国民党中央的利益和面子。泄愤报复是迟早可以预料的事。但是,身陷重围,处于四面被战之地的项英还一厢情愿地作着自己勾画的南进梦,不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已降临到自己和九千将士身上。是为不智。

       

       跟着这样的将领去打仗,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将士,确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做了刀下鬼,战死的冤魂!

       因此,一个复杂、深奥,多方位层次而诡异的皖南事变,并不能简单地以蒋介石挑起摩擦,“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盖棺论定之。

       但,一个为抗日组成的军队,违令开向并无日军的黄山、天目山,中央政府管辖范围,似乎要回到过去,则给当时的中央政府制造了口实,确是历史不争的事实。这是时耶,命耶?

 

注:

       ①,张荫悟句:张荫悟是国民党系河北民军的首领, 占据太行山东南和冀南一带,在战略上防碍八路军宋时轮支队东进和一零五师开辟山东。1939年6月11日,八路军以该部袭击深县八路军机关为由将其歼灭。

       ②,鹿钟麟:冯玉祥部将,将清室从故宫清出的名将。西北军代司令,审判张学良和韩复榘的军法总监。1938年6月任河北省主席,河北游击总司令。翌年,为了将冀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将其政府驱赶。鹿归重庆,任上将,兵役部长。建国后投诚。

       ③石友三句,1940年2月底-3月,新军事件之后,阎锡山,胡宗南所部朱怀冰,石友三部队进攻上党地区八路军129师所部,由于地理不熟,支援不力,被129师围歼,损失三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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