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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一个不平等的中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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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下旬在埃及首都开罗,美英两大国首脑和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举行了著名的“开罗会议”。中国与美英同起同坐在会议桌旁共商世界大计,这尚属首次。一时间,中国报刊广布所谓中国进入世界四强的舆论。但是,正在一些中国人春风得意之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很快又在伊朗首都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餐桌旁,开始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了。这次会议的前夕,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密电斯大林,建议中国领导人参加该会。第二天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称“德黑兰会议”除美英苏三强之外,“吸收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考虑都应取消”。斯大林并把此意电告罗斯福。邱、罗对此均表赞同。此后,美英苏之间,就“交换条件”问题一直在秘密协商,但“四强”之一的中国,却始终未能与闻这一事关自身重大利益问题的任何消息。

1945年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专机于12时10分降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小型机场。20分钟后,英国首相邱吉尔的专机也降落在此。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均前来迎接。苏联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英国国歌和共产国际歌。随后,一列吉普车队驶往克里米亚南端的小城雅尔塔。沿途有苏联部队严加禁卫,而部队中有相当多的女性。

当晚6点,罗斯福等人抵达曾是沙皇别墅的列瓦基宫,并下榻于此。

2月4日早晨,斯大林亦率员抵达,住在离列瓦基宫不远的一个小镇上。著名的雅尔塔会议开始了。

  

  雅尔塔协定让中国作出牺牲,蒋介石派宋子文飞白宫见杜鲁门

  

  2月8日下午3点半,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等会集列瓦基宫,讨论太平洋战区的军事形势。随后,话题转到远东地区的军事问题。斯大林说他希望商讨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罗斯福表示,对其条件已有所知。斯大林要求在远东能有一个不冻港,具体指的是中国的大连。罗斯福称,虽然尚未和中国的蒋委员长讨论此事,不能代替中国人做主,但他认为,可有两种方式使苏联达此目的,其一是向中国租借该港,其二是使该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他本人倾向第二种方式。

斯大林又说,苏联要使用中国的中长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合称)。罗斯福说,有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由苏联租借中长铁路以直接经营;二是中苏组成共同的委员会去经营。

斯大林说,假如这些条件不能达到,他将难以向本国人民解释苏联为何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回答,他需要找到机会和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斯大林称,现在尚无必要和中国商讨。他说:当苏联从西部(欧洲)战场上抽调25个师到远东战场上时,将是同蒋委员长谈此问题的好时机。斯大林又说:在我们三巨头离开雅尔塔时,这些经三国同意的条件,最好见诸于文字。罗斯福又点头称是,说,我想此点可以做到。

在这次讨论中,斯大林没有忘记说这样一句话,即他主张:中国应团结于蒋介石周围,蒋委员长必须领导全中国。

2月10日下午,在列瓦基宫,美英苏三方代表又有一系列的会议。斯大林称,大连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但旅顺应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由苏联租借。罗斯福表示同意。斯大林又称,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较为适当。继而话锋一转说:“蒋委员长对外蒙古之现状亦应表示同意。”罗斯福说,此事最好与中国方面商谈。斯大林称:我是当事人,所以最好是罗斯福总统去与蒋委员长商谈。罗斯福说,考虑到保密问题,此事何时与蒋委员长商谈为好?斯大林回答:当我们认为时机到来时,将通知总统。罗斯福似乎还有话要说,但这时邱吉尔首相进来了,于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中断。

2月11日,在列瓦基宫,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上签了字。这个协定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的条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主要是:

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保持;大连应列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苏联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长铁路将由中苏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

“雅尔塔协定”中还写道:三国确认,上述外蒙古、旅大港、中长铁路之各项协议,需征求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将设法获取蒋委员长之同意。三国领袖并一致协议,在击溃日本之后,苏联之上列要求将毫无疑义地得致达成;苏联表示乐于与中国国民政府签定中苏友好协定,俾得以武力协助中国自日本之压迫下求得解放。

当时,美国人打的算盘主要是,让苏联人去和在中国的日本人打仗,美军主要用于占领日本本土,这样,美军至少可以少牺牲100万人,并且美军还可以在苏联的西伯利亚设立空军基地,供用于轰炸日本本土的B-29轰炸机之需。苏联人的考虑也颇具战略意义,此点后面将讲到;同时非常现实地立即向美国提交了一个总数约100万吨的需紧急支援的设备物资项目单。对此,作为罗斯福继任者的杜鲁门,在有无必要坚持雅尔塔协定的争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减少中美两国生命的损失,我所重视的只在如何使苏联尽快加入远东对日作战,其余均属枝节问题!

雅尔塔会议后所发表的公告,对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条件等有关内容无一字提及,但蒋介石却敏感地嗅到了其中关于东方问题的某种气味,遂拜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助了解内情。在白宫,罗斯福回告赫尔利说: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任何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赫尔利却认定,已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是在真诚地撒谎。他终于说服了罗斯福让他查阅雅尔塔会议的记录,并抄录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定。当他拿给罗斯福看时,罗斯福似有所悟,叫赫尔利去和斯大林、邱吉尔谈谈,看有没有弥补的办法。但此事刚刚启动,罗斯福于4月12日突然去世。

副总统杜鲁门继任了总统。杜鲁门的态度是:我们已经接受的义务必须去遵守;对凡是由罗斯福总统作出的规定,我们都将采取这一立场!无奈之中的赫尔利,遂用“纯系私人性质”的方式向蒋介石私下通报了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被激怒了!即派宋子文于6月9日前往白宫面见杜鲁门,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规定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杜鲁门却回答说: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中的各种交换条件,便“不能不给以支持”。6月15日,杜鲁门训令驻华大使赫尔利,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向中国方面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指示赫尔利尽最大努力获取蒋介石的同意。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6月12日会见蒋介石的时候,已经向蒋通报了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并提出了苏联关于进行中苏谈判的前提条件。这五项条件是:一、恢复旅顺港的租借,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二、大连商港国际化,保障苏联的优越权利。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合办,共同使用。四、蒙古现状予以保持,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独立的国家。第五条是关于日本领土问题,此处不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宋子文曾提出,希望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同意使旅顺成为中苏美英四国共同的海军基地,希望美英加入中苏谈判,等等,显然是要把美国和英国拉进来以扼制苏联。但6月18日,赫尔利从该国政府得到的训令却是:美国对于旅顺成为联合军事基地,对于参与中苏协定,概不同意。于是,中国政府只得于6月27日派员奔赴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

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争论激烈,斯大林老大不高兴

  

  1945年6月30日,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其中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外交部司长卜道明,外交部参事刘泽荣等,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当日傍晚,即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进行了礼仪性的短暂会见。

7月2日,谈判正式开始。

中苏谈判中,旅顺问题是焦点之一。按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得恢复租借旅顺港并为其海军基地。但蒋介石对此反响强烈,他说,1898年旅顺曾被沙俄租借,中国人认为是民族耻辱,现在决不能再允许租借中国土地。谈判中,宋子文按此观点据理力争,并曾求助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哈里曼却说,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特殊困难。因为美国打算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某些海岛,故无法拒绝苏联使用中国的旅顺。俄方态度也十分强硬,不仅要求完全控制旅顺,而且要求旅顺周围一百平方公里以内均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

在双方争议不下的情况下,宋子文对斯大林说,蒋委员长无论如何不愿意再有租借地的名字出现于中国历史,中国方面愿意将旅顺港规定为中苏共同使用,而不是由苏联租借。斯大林表示,愿意照顾到蒋委员长的这一愿望,之后,遂推出了中苏共管即中苏对旅顺的行政管理权共同拥有的方案。宋子文坚持只能“共同使用”而不能“共同管理”,因为管理权事涉行政主权。争议既久,最终达成的协定是旅顺军港由苏联管理,军港以外由中国方面管理;军港之内苏方可自由决定一切。文字上的表述是:旅顺军港由中苏共同使用,其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共同管理之权交由中苏军事委员会处理。会谈最终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中关于旅顺的协定文字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一句话,中方除争得了免去使用“租借”一词而代之以“委托”之外,旅顺实际上依然是苏联可随意支配的海军基地。

相关的大连问题,争议亦甚激烈。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应成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海港的特别权益应予保障。谈判初始,斯大林首先提出以大连作为旅顺港的腹地,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要求。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条文据理力争,并私下与哈里曼协商。美国考虑到自己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自身利益,表示只能同意大连辟为自由港,而不能允许置于苏方单独控制之下。宋子文遂感理壮,与斯大林争执。苏方也不相让,致成僵局。后来美国参与,7月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与斯大林会谈时,从对美国利益影响的角度向斯大林提出,美国的主要考虑在使大连成为自由港。斯大林点头称是。其后的中苏谈判遂集中在对大连的市政管理权的争论上。最后的结果,是确定大连市政归中国,但管理大连港口必须任用苏联人,并且在对日战争期间,大连要受旅顺军港的约束。最后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的规定中写道:大连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大连港要有指定码头和仓库租予苏联;苏联凡是出入该港的货物及器材均免除关税。这些,就是苏联在大连的特殊权益。

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雅尔塔协定规定应由中苏合组的机构共同经营,苏联的特殊权益应予保障。但中苏谈判一开始,苏方就提出中长铁路应由中苏共有并共同经营。斯大林说,要经营须先“共有”,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将来条约期满后,苏联将让出该铁路,由中国接过全部所有权;中国对该铁路的投资极其微小,且已得到了归还。宋子文反唇相讥说:苏联已经把中东路廉价出售给了日本。斯大林无言以对,只能一笑了之,避而不答,但他依然坚持所有权必须中苏共有,要求以苏联为主进行管理。斯大林说,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必须均由苏联人负责”。最后达成的协议,还是苏联的观点占了上风。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最后文本上,对中长铁路的有关规定中明确写道:中长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其经营管理须在苏联人任铁路局长和任监事会监事长的条件下进行;在对日作战期间,苏联有权在该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苏联凡经由上述铁路直运之货物,应免去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

谈判中,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苏联军队在参加对日作战并击溃日军后,何时从中国撤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就惹得斯大林老大不高兴。斯大林明确表示说:这“很令我等不快!”他说,要求解放一个国家的军队于一定期限内撤退,倘若法国在美苏军队登陆之前就提出类似问题,我不知道会生出何种结果!但宋子文坚持己见。最后,斯大林答应在击溃日军两三周后,苏军开始从中国东北撤退,三个月之内撤退完毕。宋子文要求将这些写入条约,但被斯大林拒绝。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条约正文中不写明此点,但在条约的最后部分附上一个“记录”,其中写道:斯大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日军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军撤退一节,但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宋院长询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斯大林统帅谓:彼意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期间内完竣。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定在三个月以内撤完,斯大林统帅谓:最多三个月足以完成撤退之期。

谈判中还提出了关于战胜日本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公私财产,作为战利品应作何处置的问题,但未及详细展开讨论。

斯大林说:要我们帮你们赶走日本人,就得接受我们的要求!

  

  关于外蒙古的地位,是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焦点问题。

7月2日晚8点,当谈判进行到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讨论时,局面很快就僵持起来。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宋子文认为,“现状”即指继续维持中国对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权地位,但斯大林却认为,“保持现状”即是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实际的独立国家地位。他说:“外蒙之现状,实际上就是独立,外蒙在1921年业已独立,我们希望此项事实,此种局面,中国方面应予以法律上的承认。”宋子文说:我们对外蒙“保持现状”的理解与美国的理解一致,就是认为保持中国在法律上的主权。斯大林说:所谓的中国主权,在外蒙实际上已20多年不存在了。宋子文答道:即使50年我也不管,但这是一个法学学理上的问题。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直到10点半钟,只得不欢而散。

7月3日,宋子文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把昨天晚上他和斯大林会谈的详细英文记录稿给哈里曼看,并说:斯大林坚持把雅尔塔协定中“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这句话,解释成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他问哈里曼:当初签订雅尔塔协定时,罗斯福总统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他还要求哈里曼就此紧急电询美国政府,以确定如何解释。宋子文对哈里曼表示:除非外蒙古问题得以解决,否则,会谈将停止不前。

7月4日,美国白宫给哈里曼发来第308号指令,其内容是国务卿贝尔纳斯给哈里曼的复电。文中称:杜鲁门总统认为,在目前中苏双边会谈中,美国政府如试图充当雅尔塔协定任何有关条款的解释者,那将是不明智的。贝尔纳斯接着说,据我们理解,“现状”是指:从“法律”上而言,外蒙古的宗主权应属于中国,但“事实”上不能行使这一宗主权。贝尔纳斯并特别叮嘱说:你应向宋子文表明,美国政府不能对雅尔塔协定中的文字作出任何官方的解释,你的非正式解释仅供宋本人知晓,不能在同苏联的官方会谈中应用。

得知哈里曼的答复之后,宋子文还是很高兴,更坚定了在外蒙问题上的立场。7月5日上午,他再次会见哈里曼,并告诉他说:如果在外蒙古问题上不能达成协定,会谈将会破裂!但哈里曼却一再强调对达成中苏双边协定的期望和不能达成协定的“诸多不利后果”。

这次谈判之后,宋子文连日数次电告蒋介石谈判情况,特别是关于外蒙问题的争论,并就此事进行请示。依宋子文意见,外蒙问题,不妨“允其高度自治”,甚至允其军事、内政、外交亦可“完全自主”,苏联也可以在那里驻军,但宗主权须仍属中国。可是,一连数日,宋子文均未能收到蒋介石的回电,不免有些焦急。其实,此间蒋介石正在西安而不在重庆,因而未及阅读宋的报告。但宋子文对此并不知情,于是,7月4日又再度致电蒋介石说:现正准备一切,并候钧座指示,以便继续谈判。万一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即只能终止交涉,钧意如何?乞核示。

此电既出,蒋之回复依然未到。宋子文只得商请蒋经国,请他以个人身份与斯大林进行会外的私下接触。在蒋经国与斯大林的非正式谈话中,斯大林先是很专注地听取蒋经国的意见,表现得甚为客气。蒋经国的中心意思是说,中国多年抗战,为的就是国家主权,现抗战尚未胜利,而作为国家主权一部分的外蒙主权却要分离出去,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承受的。他请求斯大林对中国政府的处境给以充分理解。但斯大林态度虽然温和,在实质问题上却丝毫不肯让步。他说:从历史进程看,外蒙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它作为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已经20多年了,中国已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权;对苏联而言,外蒙作为一个友好同盟,对苏联的战略因素极为重要,它是从远东进入苏联的“后大门”,一旦这个“后大门”被不友好的强国所占据,就会成为进攻苏联的跳板,1939年日本在诺门坎就这样干过;苏联政府为避免和防止日本或其他强国对自己的侵略,必须支持外蒙古独立!蒋经国依然据理力争。此时,斯大林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日本占领了中国,你们中国自己没有力量赶走它,既然要让我们苏联来帮忙,那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其态度之强横,令蒋经国一时为之语塞。

7月7日晚11点,中苏双方代表再次谈判外蒙问题,但僵局不仅未能打开,争论反而益行激烈,彼此各不相让。在45分钟的争吵中,斯大林曾两次声言:谈判就到此为止吧!大有终止谈判之势。

事情回到中国陪都重庆。7月5日,蒋介石从西安返渝后,即开始研究对苏交涉问题。阅读了宋子文的一连串电报之后,当晚他在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接阅子文冬亥报告电,乃知斯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

7月6日午后,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元老和党政要员戴季陶、吴稚晖、邹鲁、孙科、陈诚等聚议,商议结果是:“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

此后,蒋介石即发出了给宋子文的电示,告知处理外蒙问题的基本原则。其内容主要包括:同意外蒙古在战后由外蒙古人民投票,如投票结果为赞成外蒙古独立,则在中国政府同意后,允其独立;但苏联方面必须保证: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地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暴动。蒋介石在电令中最后说:“以上述四点为中国要求之交换条件,如无具体结果,则应作断然终止谈判之准备。”

事情又回到了莫斯科。当中苏谈判因外蒙问题的僵持而停顿的时候,一个外蒙古的代表团于7月4日抵达了莫斯科。代表团团长、外蒙古总理乔巴山一行受到苏联官方很高规格的热情接待。7月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盛大午宴,招待乔巴山等。苏联方面,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党政要员27人出席。席间,斯大林在举杯致辞时,说了如下一段话:“一段时间里,蒙古人中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同什么国家保持友好,同日本还是同苏联?诸如德王之流的蒙古人主张同日本友好,我则向那些理解并正确地决定同苏联保持友好的蒙古领导人敬酒,这些领导人现在成了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袖,而那些与日本结盟的蒙古人如今则身败名裂。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在中苏之间关于外蒙的独立问题正在激烈争论之中的时刻,作为苏联最高领导者的斯大林,竟然在克里姆林宫为蒙古的独立而干杯!这清楚表明,在苏方看来,外蒙古地位的归属,完全是在他们一手执掌之中的,中国方面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事后,在1946年3月9日,斯大林曾向乔巴山讲述过他如何迫使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据蒙古方面的材料记载,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不仅在反日斗争中取得了自己的独立,而且迫使中国正式承认和保障了蒙古的独立。那时,苏联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关于友好和同盟条约的谈判,中国人不想承认蒙古的独立……但是,我们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曾这样对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那我们就将不会去同日本人作战!'这样一来,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斯大林的话真是一语破底,清楚地表达了外蒙古独立中苏联所起的作用。

得到蒋介石指示的宋子文,于7月9日晚上9点与斯大林再次会谈。对于这次会谈,蒋介石给宋子文有专电指示,并令他按照专电的内容,“代表我向斯大林元帅说明其内容,要清楚,要毫无保留”。蒋介石的专电,系统说明了中国方面对中苏谈判焦点的若干问题的原则立场,其重点则是关于承认外蒙独立问题的交换条件。对这种被称为“马匹交易”式的交换,苏方代表曾很不以为然,但他们还是基本上接受了处理外蒙问题的交换条件。这次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苏方对新疆问题、中共问题、东北三省问题均有承诺,故而谈判之后,宋子文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大问题也已大致解决。”

因为斯大林要离开莫斯科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中苏谈判要停顿一段时间,宋子文决定临时回国去。7月17日,宋子文从莫斯科返回了重庆。

宋子文不愿承担丧权辱国责任,中苏条约最后由王世杰签字

  

  此时的宋子文,心情十分沉重。在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第一次见面时,宋子文的表现是将两手一摊,继之用流利的英语讲道:我是身心俱惫,精疲力竭了!他接着说:签订中苏条约,对于签约的人来说,必将危及其政治前程。可见,宋子文之返国,并非仅系于回国报告谈判情况,实则还有关于个人前程的深层思考。以深富外交经验的宋子文,竟然在外国大使面前将其内心状态暴露无遗,固然说明他处境确实艰难,另一方面却表明,宋子文将会为摆脱此种困境做出努力。

果不其然。7月24日,当宋子文见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时,即明确表示,希望王世杰能同意接任由他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并与他一起前往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王世杰则完全是在事先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遭受宋子文的“突然袭击”的,可以说毫无心理准备。他先是一惊,然后略加思考即敏锐地反应道:“予殊不愿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又一再敦促、说服。王世杰只好另寻退身之计。他对宋子文说:请让我考虑一两天再答复。宋子文虽不便太强人所难,但还是将他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六次谈判的记录稿塞给了王世杰,请他先仔细阅读。

显然,富于心计的宋子文,事先已向蒋介石表露了他的心机,并很可能已经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所以才能如此单刀直入地径直要求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25日,王世杰去蒋介石住所请示工作时,蒋介石果然提出了要他接任外交部长的事。蒋介石并坦诚相告:宋子文所以要辞外交部长,其原因,主要在于下一步中苏谈判要涉及承认外蒙独立之事,他怕负责任,“其所以返渝,亦正为此”。蒋介石接着说:外蒙早非我有,故此事不值得顾虑。但是,即使在蒋介石一再催促的情况下,对于担任外交部长一事,王世杰也“仍未应允”,只是说,请“允再考量”。

其后,处于两难境地的王世杰冥思苦想,寻求“两全之策”。过了两天,他向蒋介石表示:如果一定要他当外交部长的话,他本人则希望不去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继而他又找到宋子文商量,可否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外交部长人选调整问题,意即把外交部长人选更换问题,推到莫斯科谈判之后。这样,即使仍要他当外交部长,也可以躲过莫斯科谈判了。但宋子文仍坚持己意,并明确地告诉王世杰说:你须同我去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深谙官场运作和宋子文处世风格的王世杰,料定外长一事已成定局,势难再加推卸了。果不其然,第二天,即7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第一百六十四次常会时,宋子文就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提出,更换8名部长人选,其中就包括免去自己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改由王世杰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王世杰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对蒋介石说:拟议中的中苏协定不宜有任何秘密协定;外蒙问题,宜于批准之前,先向立法院和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报告,获得他们同意后再批准,否则对国家及负折冲之责者均不利。蒋介石认为他说得很对。

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一职之后,宋子文即告诉他:你是外交部长,中苏条约由你签字。王世杰答道:可否由我俩共同签字?宋子文干脆地回答说:不可以!但如果苏联方面是由斯大林签字的话,那么,我可以签字。

实际上,王世杰的一番苦心未能起任何作用。后来在中苏条约上签字的,只是王世杰一个人。

这件事中还有美国人的作用。宋子文的本意,是很不愿意再去莫斯科参加下一阶段中苏谈判的。他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曾明确提出,由王世杰率团赴莫斯科完成下阶段的谈判。但这一计划被美国驻华大使认为“不可行”。赫尔利明确地说:宋子文应该“完成此次谈判”,因为宋是行政院院长,是中国政府中除蒋介石之外唯一适合与斯大林谈判的人;如果宋子文不去莫斯科,而派新任外交部长独往,将对谈判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也不好再固执己见,于是,最后决定:宋子文仍要再行赴莫,新任外长王世杰随行前往。

其实,美国一直在密切关注中苏谈判。在莫斯科,美国大使哈里曼与宋子文保持密切接触。宋子文每次与斯大林会谈后,都把会谈记录拿给哈里曼看,并听取他的意见。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正如赫尔利亲口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所说,蒋介石一直都把宋子文从莫斯科发来的所有电报拿给他看,并一起商量。但一个少为人知的事实却是,赫尔利经常向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透露情况。莫斯科的档案材料表明,就在宋子文从莫斯科返回重庆并表示不愿再任外交部长、不愿再任赴苏代表团团长职务的时候,赫尔利还在私下对彼得罗夫说,“苏联最终能够获胜”,不管谈判过程中会出现多少困难。他还对彼得罗夫说:蒋介石始终在谋求与苏联达成全面和解。事实上,是赫尔利和美国政府不同意宋子文辞去中国代表团团长之职。在华盛顿的同意下,赫尔利亲自告诉蒋介石,对宋子文不要妥协,因为中国与苏联的谈判只能是最高级别的谈判;如果宋子文不去莫斯科,其结果只能是蒋介石本人亲自出马。在赫尔利授意之下,蒋介石只满足了宋子文的一部分要求,即同意他辞去外交部长职务,但拒绝另派他人为代表团团长。据俄国档案材料记载,蒋介石还曾向宋子文保证,他对中苏条约及其结果将负完全责任,宋子文大可不必担忧。

另据俄国档案材料记载,赫尔利还亲自对彼得罗夫说,如果宋子文顽固坚持己见的话,苏联政府可通过蒋经国劝说蒋介石摆脱宋子文,但俄国大使不赞成这个建议。

有了上面这些情报,彼得罗夫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曾一再强调指出,蒋介石的意图是与苏联在所有方面达成协议,包括在外蒙古问题上。

苏联对日宣战,斯大林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

  

  于是,1945年8月5日上午八点半,宋子文只好率领新任外长王世杰,以及蒋经国、熊式辉等一行17人,由重庆白石驿机场起飞前往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大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等4人。

虽然中苏谈判只是在进行中,并且双方的会谈还时起波澜,但苏联方面的对日作战准备,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945年6月26-27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联军政首脑参加的专门会议。这次会议上,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总指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汇报了苏联军队在远东战线的战斗准备情况。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梅柳茨科夫元帅建议,发动对日作战后,苏军应同时占领日本的北海道。赫鲁晓夫支持这个意见,但莫洛托夫外长、朱可夫元帅等却反对,认为这种冒险行动,会被盟国认为是“严重破坏雅尔塔协定”。主持会议的斯大林没有作会议总结,只是作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就在中苏谈判期间,日本政府也在与苏联政府进行紧张的秘密接触。日本政府的构想是,允诺奉送苏联一系列优惠权益,以拉拢苏联,避免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这件事,苏联方面的主要参与者是其驻日大使马立克。苏联政府的态度是尽量拖延时间。7月28日,在杜鲁门等参加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向美、英通报了有关苏日接触的内容,并对日本的要求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对此,杜鲁门说:我不反对。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曾对杜鲁门等说,苏联需要找到参加对日作战的借口,如果同盟国方面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借口。这正是杜鲁门所希望的。他说过,他之所以亲自参加波茨坦会议,最为迫切的原因,是希望得到斯大林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准备上的确认。显然,他的目的达到了。

这次会议后,由美、英、中三国联合发出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经过上述协调和准备,8月8日,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给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发去一封绝密电报,其中说:你会收到一封要送交日本政府的我方加急电报,要保证尽快译出并及时送达。同一天,莫洛托夫正式通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苏联已对日宣战。

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沿五千公里的战线,向侵华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对于这样一场战争,斯大林其后(9月2日)在庆祝日本投降和远东战争结束而发表的讲话中说过: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留给我们极其深刻的记忆,成为我国的一大污点。他说:污点终究会得到洗刷,我们的人民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十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在上述背景下,已持续了近四十天的中苏谈判,在诸如外蒙古与内蒙古的疆界等问题上还是争执不休,蒋介石且有“决裂亦在所不惜”的指令。但宋子文、王世杰等认为,苏联已经发兵,如不尽快签约,将无从约束苏军在中国的行动,其危害难以估量,遂力请“授以全权,使得相机行事”。得到蒋介石首肯后,8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

对这个条约,事后,苏方领导人曾多次说过,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斯大林在1949年7月11日晚会见秘密访苏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关于中苏条约,在与毛泽东的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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