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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

热度44票  浏览5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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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继为代都督),大肆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大量解散民军。胡汉贤和谭瀛组织的“瀛书敢死军”也被解散。没过多久,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卸临时大总统职后南下,经广州时,胡汉贤晋谒孙先生,请示今后去向,孙中山因胡汉贤是广东四邑人,遂派他到美洲联络华侨,宣传和推动华侨投资国内兴办实业。

胡汉贤领受任务,于1912年冬离国前往加拿大。抵达之后,即落脚于加西的维多利亚城《新民国晨报》。该报原为加拿大同盟会机关报,当时主持人为黄伯度(辛亥革命前谢英伯、冯自由曾主持过该报)。胡汉贤通过报纸、通信和口头宣传等方式,宣传华侨投资兴办国内实业,建设祖国等等,得到部分华侨的响应。但不久即闻袁世凯倒行逆施,派凶手于上海暗杀了宋教仁。继又听说孙中山领导癸丑之役讨伐袁世凯失败。

孙中山不得已来到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组织讨袁军,并派林森到美国三藩市组织中华革命党美洲华侨支部,派夏重民来加拿大组织中华革命党加拿大华侨支部。在夏重民因等待入境签证时,东京总部来电通知胡汉贤在夏重民未到达之前,就地召集旧日同盟会会员,先行成立党支部。接电后,即于1914年冬,由胡汉贤主持在维多利亚城《新民国晨报》内成立党支部。

1915年春,夏重民以应聘为《新民国晨报》编辑的名义,获得入境签证抵达加拿大(限在加停留6个月)到维多利亚接接管了党支部事务后,胡汉贤调往加拿大东部的问顿城(Ednouton),主持加中和加东的党务工作。经过一番宣传和组织工作后,一年内全加拿大先后成立了党分部与通讯处50余处,入党人数总共达数千人。

在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成员中,以工人、店员占多数,青年知识分子及商人次之。他们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危害民国等罪行,颇为愤恨,不少愿毁家纾难。

但当时加拿大致公堂的领导层,和中华革命党的关系,却日趋恶化。孙中山早期进行革命活动,曾加入致公堂,被奉为“大哥”,并对致公堂进行改组,拟订了章程,使致公堂成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组织。辛亥革命后,孙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不少海外致公堂领导人认为清朝已被推翻,革命成功,要求孙给以照顾。美洲致公堂主持人黄三德回国见孙中山,要求当财务部长,孙因他才干不足,只给以总统府顾问之类的闲职。黄大为不满,回到美洲后,大肆攻击,说孙“忘恩负义,忘记了致公堂出人出钱支持革命”等等。

  胡汉贤到加拿大后,当地致公堂的机关报《大汉日报》(主持人崔通约,原为同盟会员)和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新民国晨报》,经常进行笔战。《大汉日报》宣传革命目的已达,国内治安甚好,人民安居乐业,号召华侨拥护袁世凯,反对中华革命党的活动等等。《新民国晨报》则刊载夏重民、王二明、关素人等人的文章,予以驳斥,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说祖国人民在袁世凯、龙济光之流的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华侨应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打倒袁世凯等等。当时致公堂部分人已差不多同过去的保皇党人连成一气,来反对中华革命党。但还有不少致公堂的成员激于义愤,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盗暴露,各地华侨党人情绪愤激,纷纷表示愿意回国讨贼。革命党见人心可用,就有意组织华侨讨袁军回国。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堪称首创,即将此事向东京总部请示报告。东京旋复电,着先行组织训练,听候时机回国。在加拿大的革命党人即召集会议,议决组织军事社进行训练。军事总社设在加中的问顿城,由胡汉贤任总社长,马超凡任副社长。1915年4月开办,当时仅问顿城即有华侨党人数百人参加为社员,多属青年工人及店员,大家热情很高,白天作工,晚上集中训练。有住城外的,也报名参加。最突出的如马湘和西人马坤,他们的住处离城数十里,也风雨无阻,按时赶来受训。马湘后来是孙中山的侍从副官。马坤的父亲是加拿大籍的犹太人,他本人曾当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饱受种族歧视的痛苦,故同情、向往中国革命,且改用中国姓。

军事社的社员分单双日两批受训,训练内容分3方面:(1)军事操练,以木枪作武器;(2)政治时事讲话,如国内外形势,袁世凯、龙济光祸国殃民罪行等,以激发社员的革命热情;(3)文娱活动,如唱流行歌曲及进行其他文娱表演等。

军事社对外以青年体育会的名义出现,以避免当地政府的干涉。当进行训练时,不少侨胞到操场观看,鼓舞了社员的训练热情。当地一些慈善团体也曾邀请他们表演,给以资助。此外如7月4日加拿大人庆祝美国国庆节,邀军事社到场表演助兴,给以实物奖励。

为了扩大宣传,军事总社组织警世钟粤剧团,往各华侨住区,演剧宣传,并筹集讨袁军经费。剧团团长林安,团员有黄家达、刘源、邝慎修、李典你、余百炯、黄贞民等数十人,还聘请西人协助表演幻术。剧目有《袁世凯行刺宋教仁》、《龙济光祸粤》等。各处华侨看后颇受感动,有身受其害者,看后声泪俱下,愤慨激昂;倾囊捐助军费者,不乏其人。报名参加军事社者,纷纷涌现。

总社曾派蔡鹤朋、黄惠龙往加中沙市加寸城党分部内,组织军事分社,并创办《白话甸志》,扩大宣传。《白话甸志》为油印本,每期发行六七百份。此外,又陆续在各主要城市,成立军事分社,如加西的维多利亚城、温哥华埠的军事分社,由黄柏度、李宜民等负责;加中的卡忌利埠、列心珠埠的军事分社,由李锐军、雷金玉等负责;加东的多伦多等地,由吴译理、谭伟楼等,为军事分社教练员,并负责通信。

美国东部虽与加拿大毗邻,但美国禁止外侨活动。故美东部华侨有参加回国讨贼的,由伍横贯、黄培等暗中组织,与加拿大军事总社联系。

  

  二

  

  1915年秋,袁世凯在国内用筹安会“劝进”为皇帝,军事社社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讨袁。总社据情电告孙先生。接复电着将各社员火速编成队伍,候命回国。社员们欢欣雀跃,追不及待,有的愿参加决死队,有的愿参加敢死队。随后,顺从多数,以“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命名,报请党本部同意。一时报名参加者约500余人。

但是,华侨远涉重洋,为谋生活,一旦舍弃职业,回国讨贼,对国内家庭经济生活,不无影响。领导方面,须代为考虑,妥为安排,同时也为了避免争先恐后,故挑选以家庭生活不受影响者先行返国,稍受影响者次之。但未被批准先行返国者,对组织者颇多责难,只得予以尽量说服。一切安排就绪,1915年10月,选派胡汉贤、关宝华、李赦等3人为代表,到东京总部向孙中山报告组织队伍经过及请示回国日期,孙除对此举予以赞扬外,说原定计划要派华侨讨袁军回上海、华东一带,归陈其美指挥,现上海暂不能去,要听前线军事发展情况,再行决定。并说已派军事部长许崇智去电前线询问情况后,再电告加拿大队伍暂时不要启程,等候命令。

最后孙中山因加拿大的华侨敢死队已有人可负责,于是要负责敢死队的3名留下来。他说现在有华侨捐助献飞机3架,拟在西京八幡町八日市机场,开办本党飞机学校,聘请日本人为教官,派定周彦时、夏重民两人负责该校事务,你们3人可加入为学员,学习飞行技术,将来大有用处。

1915年12月,胡汉贤与李赦两人随同夏重民往八日市飞机学校报到。关宝华因体质不合,留在横滨招待所,负责与加拿大方面通信联系,并准备招待将来回国的队伍。

1916年2月,留加讨袁军华侨敢死先锋队,奉东京总部电召,整队到日本横滨候命。即由蔡鹤朋、黄伯度、李宜民、李锐军、吴译理等带领队员,美国东部的队员则由伍横贯、黄培等带领,先后分3批抵横滨,共300余人,至3月底集中完毕。在日本又加入一批队员(约100多人),总共500多人。

5月上旬,孙中山派夏重民,与东京总部军事部派员一同带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进入山东潍县,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同时,日本八日市飞机学校也调回中国潍县,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飞机队。

华侨义勇团虽只有500多人,但编制却等于师的编制,团长为少将级,直属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领导。当时这样做,一是为了壮大声势,扩大对外影响;二是准备由以后回国的华侨队员予以补充。团之下分3个大队,每大队有3个中队,每中队有3个小队,每个小队有3个分队。团长夏重民,团副胡汉贤、伍横贯,总教练官刘铖,秘书长关宝华,副官长黄伯度,特别差遣黄英、邓荣,经理处黄培、萧挂荣等。第1大队长蔡鹤朋,大队附黄惠龙、谭尚武、马湘;第2大队长李宜民,大队附黄寄生、赵德华、雷金玉;第3大队长李锐军,大队附吴泽理、雷子定、谭伟楼。

华侨义勇团在装备方面,比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其他部队较优,当时有从加拿大购回的几十挺美式手提机关枪,此外则是步枪、手枪等武器。

飞机队附属于华侨义勇团,除日本人仍任教官外,以胡汉贤兼飞机队管理主任,刘季谋为助理员兼通译,李赦为总务,马少汉为军需,马栋廷为会计兼出纳,马超俊为副官,梁焕庭为机械员,学员30余人,编为飞行员。

飞行队有飞机3架,分为3队。第l队美式JN一4型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胡汉贤率领;第2队美式JN一5型飞机1架,飞行员I0人,机械员2人,由刘季谋率领;第3队英国造剪风号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李赦率领。日本人板本寿一、立花了观、吉田安仁3人为教官,另有日本机械工人6名。每日除有飞行任务外,仍按照八日节飞机学校课程训练。

当时日本教官狂妄自大,瞧不起中国人。他们在讲课中,常常夸耀日本人聪明能干,说他们的航空事业及飞行技术已超越英、美等国,外国人很难达到他们的水平等等。言下之意,中国人也很难学到他们的技水水平。因此,他们只是应付、敷衍,并从中监视和掌握飞行队的军事行动。

华侨义勇团5月初到达潍县后,不久即参加暗袭济南的战斗。这次战斗首先得到日本人的“支持”,继而由于日本人的出卖,以失败告终。经过情况如下:

这次战斗是由东北军司令部副官长陈子孚指挥的(陈是个日本通,后来当了汉奸),由于他向当时占领胶济铁路的日军联系疏通,日军答应给以“支持”,约定以济南车站(有日军把守)为转运点,“掩护”革命军便衣人员先期潜入城内埋伏,等待举事时里外呼应,先袭击督军署,然后占领全城。如万一失败,城内我军埋伏人员,即退向济南车站,由日军“掩护”撤退。

革命军决定以驻守飞机场的王贯仁团,作为攻城主力,华侨义勇团配合。在讨论作战计划时,王贯仁团长说他运气好,济南城内守军和第五师张树元退守济南的部分士兵以及守督军署的警卫连,在攻城时起义响应。需要物色一批外地人,能讲日语、英语的,扮作外地商人及旅客,潜入城内埋伏,等待举事时作内攻主力。当时华侨义勇团初到山东,渴望建立战功,即说:“我团有很多人适合条件,可干这工作”。王说派100多人即可。乃决定:由胡汉贤率领飞机队助战。由夏重民亲率从华侨义勇团中选出的100多人,化装分批乘日本人火车到达济南车站后,分头潜入城内,有的扮作外地商人,有的扮作旅客,还有的扮作日本修路工人。潜伏地点分为3处:第一处是济南城西北面的北庄,接近胶济铁路,附近住有日本修路工人1队,可作“掩护”,并有一缺口可通入济南新城,该处第5师守卫部队,已事先联络好,一举事即让我军埋伏人员冲进新城;第2处是济南新城,有日本人开的太和旅社给敢死队作潜伏地点,举事后直捣警察署;第3处是济南老城的督军署前面的院西街,有一日本人的某株式会社作潜伏地点,举事后即占领督军署,由督军署的警卫连响应。

城外的部署是由王贯仁团攻打济南北面的商埠,王团并事先派人在南埠纬一路埋伏(以日本人开办的商店作埋伏点),约定于5月14日晚7时举事,在纬一路一空铺放火为号,外攻内应,占领济南城。

同时,为了瓦解敌军军心,于5月10日由飞机队派出全部飞机3架,飞往济南上空散发传单,宣传敌军弃暗投明,不可附逆,并在城内外低空盘旋。那时飞机队的学员还不会驾驶飞机,只得由日本教官驾驶,每机各派1人随机做散发传单和绘图、观察等工作。由胡汉贤和日本人板本寿一驾JN一4型飞机,刘季谍和日本人立花了观驾JN一5型飞机,李赦和日本人吉田安仁驾剪风号飞机。

当时北洋军队没有飞机,经革命军这一威胁,一时军心大变,山东督军靳云鹏还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后以张怀芝为山东督军。

正当一切作战部署已经完成,即将举事之时,不料日本浪人向济南督军署告密。5月14日下午6时(离举事时间一小时)济南宪兵队接替了督军署警卫连的警卫工作,并派大批军队往济南商埠经一路和纬一路一带截击革命军王贯仁团,使王团于突围中牺牲多人。埋伏城内的华侨义勇团战士,幸得到督军署警卫连连长的通知,及时撤到车站,乘夜用专车返回潍县,虽未遭到牺牲,但已丢弃了带进城的全部短枪、火药包等武器和无线电台,且在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当时已到济南车站负责指挥的陈中孚及所有人员也撤回潍县。夏重民从危险中回到潍县后,对日人此举非常不满,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此,北洋军队对济南防守甚严。

6月初,驻防坊子(在潍县西北)的部分华侨义勇团,击退了敌军张怀芝部的偷袭,俘获奸细数名。飞机队则照常训练。

华侨敢死先锋队第4批人员,在6月初,由周梓骥、秦竹裴率领返国,计有队员周游、周炳琳、高汉等30余人,但他们没编到山东来,而是奉派潜入上海干别动队工作,为陈其美在上海被暗杀寻找报复。

华侨义勇团到达山东潍县后,每日都有中外记者前来参观访问。而敌人也乘机派遣间谍来侦察动向,先后破获北京及济南方面派来的间谍就有数人。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两面利用,从中拨弄,互相牵制,坐收渔人之利。他们一方面支持袁世凯,但当中国人民起来讨袁贼帝制自为,看到袁贼必然会垮台时,他们又假意支持中华革命军的活动。如华侨义勇团到达山东时,在青岛和大连日本人办的报纸,就用大字标题刊登这项消息,说孙文的军队,有海外华侨出人出钱支持,集体回国当兵,配有新式武器,又有飞机助战,其力量不小,我邻邦不可轻视,云云。初时给予革命军一些方便。但当革命军有所发展时,就多方面加以抑制,甚至出卖。连从海外运来的武器,也加以扣留,此时,敢死队员身受其害,才逐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停止进攻,等候政治解决;并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召开国会的主张。黎元洪表示同意孙的意见。将讨袁军改编为国军,欢迎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到北京协商改编工作,居正曾到北京一行。同年10月间,北京政府派曲同丰到潍县改编东北军,拟将华侨义勇团人员编入保定军官学校为学员。飞机队全部设备及人员,调往北京南苑,改为中华民国飞机学校。以此征求华侨义勇团的意见。华侨义勇团接孙中山电示:华侨义勇团同志全体返上海办实业。飞机3架,寄存青岛,听候使用(后给日本人拿去)。随后并亲笔致书团队同志,大意说,现在革命尚未达到目的,帝制余孽、北洋军阀盘踞要津,随时可以死灰复燃。未来的革命事业,依赖华侨同志之处还多,现在不可混入军阀队伍,助长反革命势力,埋没我华侨同志之革命正气。孙还在信中提醒我们,要吸收辛亥革命的教训,说当日许多同志,中了袁逆之毒,提倡功成身退,放弃革命,贻患到今,费了偌大力量,牺牲多少同志,始有一线曙光,但仍未可乐观。孙中山并谆谆告诫华侨义勇团的同志说,我人今日,不是做官时候,还是于革命时期。现在革命工作,正系开端。真正的革命,还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有待于后来人继续努力,及华侨同志,共同奋斗,并要更加努力,后来居上。先生最后希望华侨同志,要体会缔造共和艰难,坚持革命到底……词意恳切沉痛,使华侨读后至为感动。

华侨义勇团奉书后,除马超俊早在飞机队已和日木教官立花了观有勾结,一起到北京投奔北洋军阀外,全团同志于11月下旬返回上海,由黎元洪发给每人遣散费600元。华侨同志选近路程,多数返回日本。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侨同志,除10多人返回原地或广东外,多数集中到无锡,经营农林种植业。至此,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即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和飞机队)宣告结束。

  

  三

  

  随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继而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乘机再起,再毁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先生乃邀部分国会议员,率领海军南下,华侨敢死先锋队留国内的同志,也追随到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士敏士厂,是为护法政府,原日华侨敢死先锋队同志,编为大元帅府华侨队(加上由南洋回粤华侨,共约500人),以卢振柳为队长,华侨队的任务是从事训练和警卫大元帅府(按当日大元帅府的警卫工作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福林的福军警卫,第二线由华侨队警卫,第三线即大元帅的贴身警卫为侍从副官)。以原日本队员黄惠龙、马湘为中山先生的侍从副官。西人马坤为特别差使。派胡汉贤和蔡鹤朋、黄伯度3人为华侨执行所主任与专员。执行所设在广州寺前街(今惠东路)镇东旅社。

当时大元帅府处处受桂系军阀所钳制,政令不出广州南。广东督军莫荣新并批量使李耀汉,诬掐“私藏炸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将胡汉贤及黄伯度、蔡锷生3人逮捕监禁,原因是胡汉民与李耀汉争夺广东省长,大元帅府支持胡,桂系军阀支持李。胡汉贤和黄伯度、蔡鹤朋等以华侨招待所名义打电话给海外华侨,要他们通电支持胡汉民当省长,反对李耀汉当省长,说李是贼子出身。结果还是李耀汉当上了省长。莫荣新和李耀汉就对华侨怀恨在心。当1917年中秋节时,市民施放鞭炮,华侨招待所所有同志,以锡纸包火药掷地而响,代替鞭炮作玩儿,莫荣新、李耀汉便借妄加罪名,虽然查无证据,还是将他们监禁。此外,莫荣新还逮捕了在大元帅府任职的黎萼(湖南人)和邓三伯(广东开平人)的一些手下人,罪名是“私招民军,骚扰治安”,并将几个招收民军的党人枪毙。

孙中山气愤之下,于1918年1月3日晚上,亲率军舰炮击观音山督军署,隔天莫荣新始向大元帅道歉赔罪,并释放被捕党人。

胡汉贤被释放后,于同年2月间由孙中山再派到加拿大联络华侨,在加拿大沙市加寸城,创办中华革命党强华飞机学校,培养飞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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