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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大搬迁

热度77票  浏览8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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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由宁来渝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已着手部署迁驻重庆的实施程序。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迁都大计,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漏夜登船,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史载当年林森启行道:

林森离开南京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他行前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物作了处理。……他在南京向蒋介石告别时曾说:“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你们一定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然后只身入蜀,义无反顾。

林森,福建福州人,1867年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为得力股肱。1912年初出任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贡献至大。1932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拥有国家元首的显赫地位。在离开南京前夕,曾预为立下遗嘱交代后事,以表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遗嘱写道:

人生七十古来稀,森今七十有二矣。身后之所嘱托,不能不预为之计。吾国自然科学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补充,刻不容缓。兹谨遵总理迎头赶上遗训,将所存国家银行伍拾万元,拔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并手自订办法24条,嘱由能表情于斯学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仁,是实始基,尚其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运,而利国家。

在林森这种临难不苟精神带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在紧迫繁忙的危局中,有条不紊地组织了搬迁工作。当年随行西迁的国府文官处书记官丁绍兰女士,忆述了那段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

国民政府本身的机构只有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直属于主席领导。全府员工不下一千余人。筹迁工作中,限于财力、物力的拮据,交通运输的困难,不可能全部迁移,只能是既迁移,又疏散。据据工作的需要,以既自愿又强迫的原则,除高级官员外,下级人员中认为不需要的,一律以“非必要人员”疏散,留职停薪,每人发一点疏散费。

军事委员会海军部特为国府首批西迁,调派了内河装甲的“永绥号”兵舰作为林森专轮,泊于下关码头以备随时派用。丁女士对该轮运载撤离情景加以记述称:

舱位本来就分等级,除主席林森居于专舱之外,其余员工以职位高低,依次乘坐不同的舱位,并允许携带家属。随身行李携带有限制,不得携带家具。

装船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天。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人员陆续登船。根据国民政府的组织,它有直属的侍卫队随船护航,军乐队随行。文官处铸印局还带走一部分印铸技工和必需的杠件。部分随行医生,还携带了医疗器材和药物。

全船还有一个临时船长,由参军处总务局局长、海军中将田士捷担任,负责航行的指挥和保卫。

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虽在10月即着手部署,但究竟何时正式启程,却因前线战况,而在15日临时发布。准备时间只有一天,“故离宁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精神状态紧张得很。”1937年11月17日凌晨,这艘满载千余名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物资的主席专轮,就不事声张地启碇西上。时局已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以记载这一历史时刻。

船行三日,途经武汉,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第四天驶抵长江三峡门户的宜昌。川江航道本来狭窄险峻,又当枯水季节,致使这只重载专轮不能溯江上行,只得逗留一天换乘川江客轮。23日,林森率文官、参军、主计三处长官和高级官员,先乘“民风轮”启行;其余人员、物资则另乘“民贵轮”随后跟进。两轮昼行夜泊,当晚即宿四川巫山,次日宿万县,25日泊涪陵,26日侵晨,“民风轮”先期进入重庆航段。

26日下下午四时,“民风轮”过铜锣峡、经唐家沱,出现在朝天门江面。早巳泊江迎侯的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l响,并随侍两侧,为“民风轮”护航。此刻,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代市长李宏锟等,齐乘“民律轮”,出港趋前迎迓。报载当时盛况写道:

民风轮开抵太平门仁和码头后,林主席换乘民律轮,驶至储奇门码头登岸。此间各军政首长、各机关法团代表,及各学校学生二万余人,齐集储奇门码头迎侯。林主席下轮登岸后,即向欢迎人员领首答礼。其时军乐大作,情绪至为热烈。

林森率国民政府迁抵重庆,是中国抗战由被动退却向主动运作的开端。作为中国元首,林森自到重庆即倡言抗战图强。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

抗战图强,义动瀛海,旖助中兴,倡言是赖。

千钧共举,大厦同支,凛兹来轸,任此艰危。

斡运启元,歼彼穷虏,同心同德,神州永固。

在中华民国体制下,林森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但他迁抵重庆,力主抗战,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稳定民心、维系国脉的作用。

省市拥护抗战国策

“七七”事起,重庆各界即闻风而动,于19日成立了“援助平津守土抗战将士大会”以支援华北抗战。27日,扩充改组成立了“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以团结努力,一心一德,各尽所能,各负其责为宗旨”,“以援我将士,迎头抗敌”为目标,成为当年重庆颇有影响的民间政治团体。该会在成立典礼上,即发表文告-《电请蒋委员长转请中央速颁抗战明令》。文告首先分析了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

暴日蛮横,毁法背约,强占东北,复攻平津,侵我主权,摧毁我文物,屠杀我人民,……民族存亡,国家生死,最后关头,于今已到。

大会一致通过:

伏乞钧座转请中央,速颁抗战大命,惩彼凶顽,灭此朝食,以期还我河山,复兴民族。

并庄严表示:

“本会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拥护钧座,抗战到底。”

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省府当局迅即作出响应。省主席刘湘特函电《上蒋委员长呈文》写道:

四川地大物博,被称为复兴民族根据地。期望既大,责任綦重。

今者寇已深矣,沿海交通被敌封锁,接近战区,日遭轰炸。四塞之地如西蜀者,举全国之力以开发之,在今日实为急切要图。

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得悉国民政府决定移驻重庆,其反应更形热烈。1937年11月28日,发表了《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政府当局毅然移来重庆的非常措置,表示衷心的拥护。书告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我进攻,企图袭击首都,迫我订城下之盟。我贤明的中央当局为策应万全计,已将国民政府移来重庆。这种非常措置和奋斗精神,值得我全体民众的竭诚拥护和热烈欢迎!

《告民众书》进而向全体市民指出了对国府西迁重庆的应有认识:

一方面是将最高政府暂时避开,以免受敌人的暗算,一方面是表示不屈不挠,长期抗战,奋斗到底。所以国府移渝,不是消极的示弱,正是积极的表示了与敌偕亡的决心。

该会号召全体重庆市民,“在长期抗战的决策之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个死活,以争取国家民族最后生存的胜利。”

国民政府移驻新址

对大批中央机关的到来,重庆市民及团体纷纷让房、让地、搬迁转移,表示了切实的支持。

中央机关在重庆选址,以国民政府主席办公之地为最急迫。当移渝宣言发表之际,林森已过武汉。当他23日在宜昌转船入川时,省市当局才勘定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办公地址-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当天,省府教育厅接到重庆行营转报教育部下达的命令:“高工职校原址,供国府移渝办公之用。"’为此,省教厅特将原省属高级陶瓷职业学校并入高工职校,转令高工职校立即往陶瓷校行课,三天之内迁徙完峻,腾出校舍。奉令迁出的高工职校师生员工,闻风而动,将必要器材物资,临时搬到牛角沱省公路局车场,因陋就简,照常授课。市府当局二面迁校,一面改建,仅用一周时间,于12月1日正式交付国民政府使用。在八年抗战、十年陪都的岁月里,驻在该地的国民政府,成了中华民国岿然不屈的象征!是执政的国民党所掌握而获得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的所在地。

当年,《华西日报》曾以《新国府巡礼》为题,对55年前这块举世嘱目之地作了如实的记述:

大溪沟工中校的地形是前临马路、后靠山坡。面积尚不算小,而其一步一升的路梯,恰似象征着新中国未来的大路。大门亦如首都一样,共分三道。中间的一道比侧边的略高,巍峨宏伟。三道大门的门柱,都是内撑杉杆,外钉木板,再加以洋灰做成。下面再垫以最坚固的基石。

门首将来预定要安四个岗棚,以宪兵担任守卫。现在,宪三团第二营第六连,已经全体迁入了,并已在府内各重要地点安设岗位。进大门有一空坝。坝之中央奠立旗杆基石;坝之左边,面积稍大,将准备辟作停车场。右边有若干经霜凋零的树木。再左为主席侍卫及乐队室。

拾正面石梯而上,第一幢楼房是过去工中校的理化实验室,划作参军处的办公点。楼下左边为会客室,右边为收发厅,内面为文书组。会客厅是由几间房子合辟而成。如在普通署,自然足够漂亮;但在国府的立场来说,就嫌过于狭小了。

第二幢过去是工中校的土木科教室,现在都被划作主计处的办公地点。

再由此上走,即是工中的教员院了。因为这里的房子比较低旧,特划为参军处储藏室及工役室。

林森办公处:

由这里左去的一幢新楼房,为过去工中学生的宿舍。房含新建不久,尚相当修整;经过一番粉刷,更焕然一新。阶下新土初掘,花木扶疏,一望而知是新近的布置。楼上为首的一间,是主席的办公室。里面除新装两盏电灯外,其它尚一无所有。第二、第三两间,均 为文官处长办公室。以此之后即为文官处一般职员的办公室。

文中最后描述道:

从窗口眺望,见后面山坡上栽遍了青青绿绿的菜蔬。主席于批阅公文之暇,得亲见农民耕种,素来不为人所注意之劳苦生活,今后必将一一直陈主席眼帘……

可见当年国民政府住地实重庆市郊山野中的一片菜园坡地。愿国民政府书记官丁绍兰也有类似记述。

1937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参军处及主计处西迁人员全部抵达重庆。附辖的国府卫队、乐队及勤务,也同船到达。12月1日,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电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随即,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于12月6日在重庆召开联系会,亦决定通告各级党部,中央执、监委,“六日在重庆开始办公。”

市民团体协助国民政府移址办公

随林森抵渝后,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人员机构,经武汉、宜昌、水陆兼程,分头迁往重庆。到1938年,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新闻单位与外国朝野在华机构,潮涌云集。当时,所有内迁单化,大都是利用原重庆各界公私房舍,稍加修憋,匆匆进驻。

史载:

朝天门是扬子、嘉陵两江合流之处的第一大码头,大溪沟便是抗战时期改称为国府路的渝简马路,这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长逾十里,由西往东把大重庆一剖为二,可以说,十里大道两侧的好房子和贵地皮是全重庆乃至全四川精华之所在。尽管迁川初期逃难客对于川胞习呼之为“下江人”、“脚底下人"颇不愉快,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客居四川八年,受惠于四川地主甚多。四川地主比其他各地远为慷慨豪爽,有白送房子给下江人住的,也有借地建屋收一块钱象征性租金或竞分文不收,多一半采取借地建屋胜利以后连屋带地一并归 还的办法,其结果是因为抗战房屋因陋就简,一住八年也就倒了坏了,地主一无所得却也并不埋怨。

国民政府所属中央各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集中迁建于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及大溪沟、罗家湾约两平方公里的地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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