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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正常化背后: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外交”

热度67票  浏览5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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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贤简历:1939年2月出生。曾任中苏边界谈判办公室科员、副处长;中苏谈判办公室副处长、副司级参赞;外交部苏欧司副司级参赞、副司长;欧亚司副司长、公使;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格鲁吉亚大使;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当年的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一样,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许多中国外交官是这段往事的亲历者,李景贤大使就是其中一位。1963之后的30年间,李景贤一直在苏联――俄罗斯这个方向工作。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段往事。

中俄“老死不相往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到苏联1991年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有42年零86天。对中苏关系的“四个十年”,李景贤的说法是:十年“亲热”、十年“冷战”、十年“热战”、十年“回暖”。

新中国一成立,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需要的考量,就开始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苏联也因内政外交上的需要,给了我国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苏两党、两国经历了一个将近10年的友好合作时期。

但是,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金门炮击”等突发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关系骤然起了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等地区多次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都有伤亡。本是“鸡犬之声相闻”的两个社会主义邻国,却“老死不相往来”很长一段时间。

中苏关系恶化,使双方都付出沉重代价。后来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曾提到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仅仅在资源方面,苏联自身就白白消耗掉了至少5000亿卢布,按当年的汇率算,几近9000亿美元之巨。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就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小平同志紧紧把握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勃列日涅夫的“绝唱”

1982年3月24日发生了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天,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他在讲话中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 的提法;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

26日,在外交部中苏谈判办公室工作的李景贤一上班就得知,“邓办”来过电话,说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

当日上午,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表示坚决拒绝其对中国的攻击,强调要看苏联的实际行动。

三句话一讲完,发布会就告结束。李景贤回忆说,当时记者们的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情。有外电评论称,对抗的中苏两党两国“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世界面貌就会为之改观”。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所以这篇讲话就被人称为勃氏“绝唱”。 

小平同志的另三个回应

勃列日涅夫“324”讲话后,小平同志还作出了三大回应:首先,4月16日,小平同志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

其次,这一年夏天,小平同志邀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家里进一步商量对策。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第三,在当年秋天,我方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与苏方进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

对苏“葬礼外交”

常言道,世事难料。同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我驻苏使馆很快就收到了一条消息:小平同志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我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4日清早,使馆又收到了黄华特使发表的书面谈话。原来,他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发表谈话,并直接请被海外华人誉为“大陆文胆”的胡乔木拟稿。胡乔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这篇书面谈话。

李景贤说,当时他看到打印出来的这篇谈话内容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昔日被我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谈话”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并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提法与我外交部发言人7个多月以前所说的那三句话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手笔”。老人家这是借悼念逝者之机,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也着眼于苏联老百姓,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谈话”还有两个生花的妙笔。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

另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

11月14日中午,黄华特使飞抵莫斯科。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黄华特使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时间,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 

磋商变成“马拉松式”谈判

从1982年10月起,李景贤和他的同事们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间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钱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我的威胁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3年时间。不过,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特殊,这种磋商变成了“马拉松式”谈判: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苏联3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去世。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难以解决。

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小平同志于当年 10月9日请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他带口信,后来还通过传媒发表谈话,强调苏方如能在柬埔寨问题上迈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随后,苏方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出松动。

到了1988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终于决定迈出实质性一步,借此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实现与邓小平的会见。于是,历时6年,在莫斯科、北京两地举行过12轮的中苏政治磋商,终于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中苏领导人“不拥抱”

到了1988年年底,中苏关系正常化已水到渠成。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谈及与苏联领导人会见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意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老人家这是用“不拥抱”这种形象说法来告诫我们:应致力于与苏方发展一种新型关系,再也不能回到50年代那种“结盟”中去,否则,将有损我国的根本利益,也会震动世界。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次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中方承认有过错,在中苏关系史上,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小平同志在上海会见他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8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历史性会见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双重身份,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戈此访的“重头戏”是与小平同志的会见。两人的会见定于5月16日上午 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8时许,李景贤与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戴秉国同志和两位俄语高翻,早早就来到了会见大厅。钱其琛外长指定李景贤给小平同志做记录,记下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以及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两百架照相机的闪光灯顿时闪成一片“银色火海”。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见。

中午12时,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正浓,邓榕同志递上了一张条子。李景贤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并没理会。12时20分,邓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条子,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过了好一阵,老人家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整个会见进行了两小时又30分钟,小平同志当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这不仅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也因为他为这次会见准备了三年多时间。

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落座,就庄重地对小平同志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会见时,这位年仅58岁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一直聚精会神地听小平同志讲话,边听、边记、边点头,偶尔也插插话。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会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中苏间长达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过去,开始了两国间一种新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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