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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置其于死地,林彪为何要疯狂迫害贺龙?

热度51票  浏览3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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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是中国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作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也迎来了新的考验和战斗。

9月14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里。夫人薛明按往常习惯拿了几份文件走过去。贺龙坐在沙发上,没有马上看文件,却是点上烟慢慢地吸着,脸上也不见往日的笑容。“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嘴角出现一丝冷笑,“可就是没有告准”。

原来,早在8月间,林彪一伙就故意制造了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借口要追后台而把矛头指向贺龙。他们欺上瞒下,把一些长期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抓起来,诬陷为“反党分子”,并扬言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反党篡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这些老同志加以残酷迫害,大搞逼供信,要他们揭发贺龙。与此同时,林彪在空军中的亲信吴法宪,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鄙手法,向毛主席写信诬告贺龙,胡说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李作鹏也遵照林彪的旨意写了诬告信。

9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见了贺龙,他把吴法宪的诬告信拿给贺龙看,主席见贺龙没戴眼镜,关心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贺龙看完后,面含怒色,一言不发。主席笑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也很坦然,问主席:“是不是找他们谈谈?”毛主席说:“有什么好谈的?”并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9日,毛泽东主席告诉贺龙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主席特意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

尽管如此,林彪、江青还是不放过他。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弦外之音是让贺龙跟他走。12月30日,江青也跑到清华大学,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要他跟父母划清界限。随后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唆使下,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了。街上的宣传车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去。围攻的人群经常挤满院子,他的家再也没法平静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贺龙极为愤怒:“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我得去见见他们。”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他回答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只好建议请示总理后再说。贺龙同意了,说:“那好,听总理的!”

来到周总理家,向总理请示。总理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总理留贺龙和薛明在他家住下。当时总理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关照贺龙。有时利用吃饭的时间,与贺龙说说话。对贺龙的孩子,总理也关心地问长问短。贺龙深受感动,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

然而,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造反派的广播宣传车在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很显然,贺龙不宜再住在中南海里。1967年1月18日,总理亲切地对贺龙说:“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着作,练一练毛笔字。”最后,周总理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但是,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两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战友最后一次晤谈和永诀。

年逾古稀的贺龙睡在光光的床板上,没烟抽了,只好把丢掉的烟头拣起来……连续45天断水,他为端一盆雨水而摔倒在地

1月19日凌晨。周恩来总理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京郊的西山,并要求他们严格保密。贺龙夫妇住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外,就再没有别人了。山沟荒僻,又是与世隔绝,这对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滚了大半辈子的贺龙来说,实在难以适应,一连几天,他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窗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还突然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但是,他想起总理临行前的嘱咐,只好安心住了下来。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的夺权运动却日益在全国各地展开。贺龙的罪名也因此而不断升级,他从报纸上了解了这些,非常气愤,他对薛明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更激起了他的愤怒:“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他把夫人拉过来,指着报纸愤愤不平地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给清出党外了!”

严酷的现实,使他决定向党中央上书,他忘不了1931年至1933年间洪湖地区的肃反运动。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理人夏曦掌握了党的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整套“左”倾错误政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一个个对他们有异议的同志,把一个个跟随贺龙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打开湘西局面的领导干部,从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营、连干部都当作“改组派”,有的关了起来,有的被杀掉了。洪湖的县区干部几乎被杀完了,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红六军创始人之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的师长王炳南,就是在那时遭到迫害的。一些跟随贺龙干革命的同志如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杨林等,那时都已被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

想起惨痛的历史,再难抑制住心情的激动:“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看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现在又被揪斗、被迫害时,他语气沉重:“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经过近一个月的回忆,3月7日,贺龙写完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他回顾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批判了王明路线的罪恶,总结和阐明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惨痛历史和经验教训,并将报告带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他是在用历史上血的教训来提醒人警惕和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重演啊!然而,历史的悲剧正以新的形式在重演,并愈演愈烈。在一个会上,林彪说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是“三反分子”。叶群在总参的会上叫嚷“贺龙要搞反革命政变”。江青也逼着周总理表态“把贺龙揪出来”,在遭到周总理的严词拒绝后,她仍不肯罢休,继续展开诬陷贺龙的种种活动。

1967年夏,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逐渐控制了被秘密安排在西山的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不许拉开。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以至年逾古稀的贺龙和夫人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沙子太多,只好把米从做饭的战士那里拿来,戴上老花眼镜去挑拣。贺龙没烟抽了,便让夫人薛明拿点钱找战士买来旱烟叶。他用手搓碎烟叶,再用纸条卷上烟末抽。后来,由于迫害加重,不能再买烟叶了,薛明就把抽剩丢掉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来抽,直到逝世前夕,贺龙抽的都是烟蒂卷成的烟。

更有甚者,他们竟借口水源困难,连续45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以至于每逢下雨,他们都用水盆、水杯接雨水贮用。为了水,贺龙和薛明时不时张望天空,盼望下雨。有一次,贺龙为端一盆雨水而摔倒在地,扭伤了腰,连续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行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秋天到了。贺龙又记起了临行总理说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然而,正是秋天的9月间,贺龙被正式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尽管10月份周总理冲破阻力,又两次派人看望了贺龙。但从此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切断了他们的最后联系。

失去保护的贺龙夫妇遭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连护理他的医生也要经过多次政审,精心挑选。结果,他身边的必备药品被拿走了,连检验糖尿病的试剂也不给留下……1968年3月27日,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口角歪斜,头痛剧烈,被送进医院,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反被诬为“诈病”送回住处。

接到林彪、“四人帮”党羽送来的一封信,贺龙怒吼道:“撞她妈的鬼!栽赃,完全是栽赃”

转眼间到了1968年8月1日,即建军4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曾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特别兴奋。他向薛明讲起了南昌起义,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感慨地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充满自信地断言:“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验之事实,这话已成了科学预言!

贺龙热爱军队,关心军队,对军队怀有极深的感情。在失去自由后,他常与夫人谈论国家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以及有关他曾经视察过的建设工地、海防哨所、连队的食堂、战士的宿舍,乃至运动员的训练场。他满怀深情地说:“要是再能去看看这些地方,看看那些地方的人,该多好啊!”然而,贺龙哪里想到,等待他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越来越重的迫害和摧残。

1968年9月18日,林彪、“四人帮”党羽送来一封信,要贺龙“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向贺龙提出的惟一重大“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龙看完,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道:“撞她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栽赃,完全是栽赃!”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1931年至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不仅根据地丧失殆尽,而且红军也由五余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也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12月蒋介石对根据地采取两手政策,他一面以重兵围困红军,一面又亲自委派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

熊先派梁素佛联络,带着熊贡卿以昔日好友的名义写给贺龙的信,说是要来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立即识破了熊贡卿的用心,并认为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遂允许熊贡卿前来。熊贡卿来到后,供述了情况。贺龙便下令把他逮捕了。

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贺龙激愤地对部队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下令枪毙熊贡卿。

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和坚决的行动,凝聚了贺龙对阶级敌人强烈仇恨,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然而,这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竟成了贺龙的“罪行”?贺龙感到自己赤诚的心被严重地伤害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上“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烧灼着,烟吸得很多,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那天晚上,他极感慨,他极激动,话也很多。他对夫人薛明说:“1916年2月16日(旧历),我20岁时,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子,开始闹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又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驱赶了敌人派来的‘说客’,处理了部队的反动分子,保护了被追捕的共产党人和农协会员。然后,坚持执行党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我脱下将军穿的马靴,穿上了草鞋,和周逸群等同志带着几支手枪路过洪湖,攻打反动民团,缴了几支枪。后来我把枪留给当地组织游击队,自己回到家乡桑植一带发动农民起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组织了红四军,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接着,贺龙又谈到昔日九死一生的战斗和艰难的万里长征;谈到在王明路线时期,自己怎样处于被排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又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使革命减少损失;也谈到了在张国焘搞分裂阴谋的面前,怎样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进行斗争的情景。贺龙也谈到了他的亲属。

这是他第一次告诉夫人,他的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在同敌人生死搏斗中壮烈牺牲,妹妹贺满姑被残酷地杀害,连尸骨都不能收。战争中,贺家宗族上百口人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的家被抄,房屋被烧、连祖坟也被挖了……是啊!贺龙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找到了党,他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从没三心二意,从没有片刻懈怠。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他叹了口气,声音低下去了,“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这一夜,贺龙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宵没有入睡。第二天,薛明在整理床铺时,发现枕巾湿了一处。

那几天,贺龙不断重复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他告诉薛明,1966年9月间,林彪曾阴阳怪气地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但贺龙立场坚定,明确拒绝了林彪的拉拢。

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所以疯狂迫害贺龙。置贺龙于死地,是因为林彪在战争年代曾犯有错误,贺龙对他作过批评和揭发。他的夫人薛明也清楚林彪夫人叶群在国统区时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贺龙在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

1969年2月的一天,贺龙用手杖敲打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他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中共九大召开后,贺龙看到公报和中央委员名单,指着林彪、江青及其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想把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决定为贺龙平反。周恩来在贺龙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

贺龙不仅在政治上受迫害,而且在生活上、身体上也受到了严酷的摧残。他年老体衰,患有糖尿病,尤其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却利用贺龙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贺龙吃的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给的饭也时常吃不饱,有时只好到院子里拔些野菜,用白开水洗洗烫烫充饥。然而这些终究解决不了贺龙的营养。糖尿病逐渐失去控制,饥饿和病魔的折磨使贺龙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在医疗上,林彪死党派来了经过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医生”。这位“医生”采取各种各样的花招,抄检搜查贺龙的药品,甚至用所谓“组织决定”的名义,把贺龙一些必需的备用药品全部拿走了。医疗条件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

无情的事实使贺龙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恐怕不行了。但是,他不想死,他要活下去。他用当年长征的艰苦生活来激励自己。“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贺龙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神在向他逼近。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照常听过广播以后,突然一阵恶心,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四肢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表现。薛明万分焦急,立即向监护人员报告,请求医生救治。但是,医护人员根本不作认真诊断治疗,只是让那个所谓的“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能止住呕吐。直到晚上八点钟医生才来。他们只给贺龙输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就匆匆走开了。他们是向在外屋直接掌握这次“救治”的专案人员“请示”去了。趁他们出去的时候,贺龙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确实,他们后来取了病人的小便去化验。但他们检查的并不是病人的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出是不是病人自己服了毒。那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却输了一夜,整整2000CC,他们是要用医药谋杀贺龙,还要把“服毒”的罪名安到贺龙头上。

第二天,天一亮,医生要贺龙去住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坚持要住院,并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薛明看看医生,见他们没表态,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贺龙被抬出房门,送上救护车,送到了医院。然而,就在这天下午3点钟,几小时前还神智清楚的贺龙却停止了呼吸,负屈含冤、蒙垢饮恨地永远离开了人民。

贺龙去世后,遗体被秘密火化,亲属也不准到场。火化后,林彪、“四人帮”党羽又把骨灰藏起来,并且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目的是不让人们了解贺龙之死的真相。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1971年9月林彪篡党夺权未遂,驾机叛逃时机毁人亡。全国掀起了批林高潮。此后,贺龙的亲属在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到北京团聚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讲到了贺龙,他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次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周恩来总理带病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并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48年前,在贺龙入党仪式上,周恩来曾说过:“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现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又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并在贺龙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1982年10月,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彻底推倒了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对贺龙战斗的、革命的、光辉的一生,作出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贺龙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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