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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之女讲述父亲与北平解放:在父亲身边卧底

热度40票  浏览3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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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后来应聘到天津《大公报》做一名编辑。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

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这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说共产党打了第一枪。接着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大同,并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要他们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我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 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 ”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行锋,解危大同,攻占张家口,被国民党捧为“中兴大臣”、“塞上英雄”、“天之骄子”!

由于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你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那天夜里,父亲也向我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并得到了批准。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等,都来劝他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替去。怕蒋把父亲扣在南京,不让回来了。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你父亲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他又问了几句后,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致中共中央求和电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开始,我看他的情绪还算正常。没过两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我想,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 《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说:近***与那位同学又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父亲说:那好,请他替我给中共发个电报。我说,好,就要去拿笔、纸。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中共方面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父亲问过我,我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吗!”“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

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后来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如果你能按照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我把父亲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中共方面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是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1948年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马占山将军家吃饭。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异姓兄弟。邓伯伯来平不久,就与崔月犁同志接上了头,二人商量着如何做父亲的工作。

后来,我去向崔月犁汇报情况时,我还没开口,崔问我:前一两天,你与父亲和邓宝珊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饭吧?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答:邓将军对我说的。他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当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没有封口的信引起的波澜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来看望父亲,父亲就让值班的勤务兵端茶倒水,与苏静处长热情地聊了起来。我就退到了里边房间。紧接着,邓伯伯也随我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我,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我看后,感到措辞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信一开始就指责父亲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接着就指责父亲所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给父亲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下午12时前作出抉择。

我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父亲看到信后,一旦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了怎么办?我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我父亲看后大发雷霆,说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后来我听段清文说,父亲把邓伯伯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邓伯伯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父亲看了,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存档就行了。邓伯伯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3年 “三反”“五反”时,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扣压中央给我父亲的信。我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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