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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南方局的秘密电波:抗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热度61票  浏览8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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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起,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共逆流,南方局的机要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红色电波畅通无阻……

在纪念南方局70周年之际,童小鹏之子童丹宁同志特将父亲生前所著此文送本刊发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随后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一系列血案。特别是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我们的机要通信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斗争也很激烈。但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全体机要通信人员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精湛的技术,在特务封锁、包围和生活困难的条件下,采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既保障了南方局同党中央及有关组织之间通信联络的畅通,又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的安全。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中

为应对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对我们电台的检查,我以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出面,按规定登记电台的波长、呼号和联络对象,并登记少数报务员、译电员,其余以家属等名义作掩护。每次特务们来检查,我都要在办事处传达室应付他们,准备好一套应答的话,并预先安排相互间的“家属关系”,如以“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外孙女”等等搪塞过去。后来,他们还提出要看看电台,我们就把电台从三楼搬到一楼让特务们看。但在三楼,我们还设有秘密小电台,专门收发党的机密电报,以大掩小,以公开盖秘密,即使大电台被他们破坏,我们仍能同延安等地联络。

国民党特务为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设侦收台,抄写我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因此,我们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乱写的码子)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遇到长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另外,为防国民党顽固派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我们还能同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还在市内和郊区设立秘密电台。总之,我们千方百计保证核心机密的安全,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

国民党顽固派为加紧对我们的封锁和限制,他们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实行严格控制,不经卫戍司令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我们就通过地下党或进步朋友,进行秘密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换零件),而且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我就曾经通过可靠朋友--重庆民生公司电台台长袁名实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集存了两大木箱,利用1943年6月周恩来带100多人乘四辆汽车回延安的机会带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收到后十分高兴。我还通过袁名实的掩护,派报务员刘澄清到民生公司电台,被安排在一艘江轮上当电台台长;派钱松甫到鲁自诚(党员)的工矿公司设立电台,他的爱人江洪负责译电;派李冠华到莫止(党员)家建立预备台。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攻高潮后,南方局在红岩村召开会议。周恩来带来了中央的指示,报告了形势和提出应付时局的对策。他指出: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指示南方局组织部门起草一个文件以南方局名义下达。1939年6月29日,南方局发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拟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这些指示以及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通过电台或其他方式下达到南方局各地党组织,使各地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保证了党在国统区的战斗力。

在皖南事变中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南方局机要科的工作更加紧张。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来往电报很频繁,电台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我们机要电台人员特别忙。好在周恩来早有预见,他在1940年5月和8月两次从延安出来都带了机要和电台人员到重庆。

悲剧终于发生了。

1941年1月7日,我们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交涉,但蒋介石已蓄意反共。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我们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举行晚会,我也随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一起去。正当周恩来在庆祝晚会上讲话时,机要科两位同志急匆匆地跑来,送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一扫,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在场的同志无不震惊与愤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家担心是否特务破坏,警卫副官立即在门口警卫,报馆派人查电线。周恩来不动声色,他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电灯又亮了,他又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件透露出去,并准备揭露文章。然后,我们都随周恩来和其他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一方面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通知各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此后我立即到三楼向机要人员传达并作工作布置:除了必用的密码随身带外,其他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值班,听到传达室电铃响,即把手头的密码烧掉,绝对不能落入顽固派手中;要求大家绝对保密,准备坐牢、杀头,决不叛党。

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信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深夜,周恩来从外面办完事回到红岩,在办事处二楼的过道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他沉痛地向大家讲述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并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指明斗争的方向。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即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么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当然,反动派突袭我们,并不在于我们几个人,主要目的是想搞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了袭击我们的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个党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是周恩来。若再问别的,就一概不知,可以让他去问书记周恩来。”最后,他号召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的讲话深深地扣动每个人的心弦,大家都表示了要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牺牲的决心。同时,为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南方局决定疏散一部分同志,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安排,该留的坚决留,该走的坚决走。

周恩来讲完话,已经是次日凌晨。他在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把我和龙潜、袁超俊三个叫到他办公室,指定我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订保密守则,检查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这时,《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前来向周恩来汇报说,揭露皖南事变的文章全被国民党新闻监察所扣压,禁止刊登。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又派人在报社坐等审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完,沉吟片刻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里,不要送检,而且要大量印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下了轰动全国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他把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懑全部凝结在这25个字中。他签上字后把诗和题词装入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交给我,让我立即派人急送报社。我马上叫起副官岳仁和一警卫战士把这封信从招待所翻山过去送到报社交给章汉夫。第二天清早,《新华日报》除报童送报外,还组织干部送报,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周恩来的题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示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周恩来题词后,即扣留报童和报纸。当天下午,周恩来约国民党代表张冲一同到宪兵司令部抗议,要求释放报童,发还报纸。他说,你们如不放报童,我和董必武自己上街送报,看你们敢怎样。国民党顽固派只得释放报童。周恩来拿了部分被扣报纸,在回途中散发给路边行人。

18日晨,我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会议,成立保密委员会,由我、袁超俊、龙潜以及办事处、周公馆和报社各派一个人组成,由我牵头。我们用两天时间制定了详细的保密工作条例,内容包括对内部文件保管使用的规定、工作人员外出行动的纪律以及在外应付突变的措施等。当我们把这个条例交给周恩来审定时,他表示满意,批准立即执行。这个条例,当年在南方局、办事处和报社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它以后成为我们在国统区对敌斗争、应付突然袭击及保卫、保密工作的守则。

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具体执行条例时,我们又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

一是要求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的材料要立即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之后即烧毁。一般机密材料要记在脑子里,不保存。非保存不可的,如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的地址、暗语等,要用极小的字把它抄到很薄的纸上,并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三楼机要科保险柜里还故意放几本假密码本子,而真密码本遇紧急情况即烧毁;备用密码本则用铁盒装起来,藏在水泥砖心里,与砖夹在一起,不易察觉。三楼专门备了一个烧文件的铁炉子,电报传阅过即毁,并准备紧急时烧材料。

二是每层楼安装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一旦有情况,值班人员拉响警铃,各个部门立即做应急处理。在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处装上结实的门,紧急时分工把守,争取时间销毁密件。

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昼夜值班。警卫班喂了一条狗,取名“汪精卫”,帮助看门。

这些紧急措施下达后,周恩来还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演练,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正当斗争紧张的时刻,我意外地害了一场病。1月20日,我从曾家岩回到红岩,上台阶时,感到两腿没力,踉踉跄跄地回到办事处,请刘子华医生试体温,竟达39℃。但他无法判断是什么病,马上报告钱之光处长,钱之光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马上送武汉疗养医院,机要工作暂由刘三源负责。刘三源是中央机要科科长,1940年5月随周恩来到重庆,准备接替我的工作。本来周恩来已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回延安学习,因工作和形势紧张,又决定我留下来。我病愈恢复工作后,刘三源就调到香港工作去了。我住院时,领导同志一直很关心,叶剑英曾来看过我,并请医生好好诊治。但医院条件差,我牙痛,没有牙科,外科大夫就把我全身麻醉后拔牙,把牙拔断了,牙根还在里头。以后经邓大姐介绍的名牙医韩文信诊治,才把牙根拔出。那时恰巧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处长李克农等在重庆等车去延安,他的女儿双凤(即李冰)是护士,李克农要她在医院陪我几天。她准备为我输血,但因血型不同改为肌肉注射针剂。我住院十天,据说患了副伤寒,烧退就回红岩休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哪里休息得住,很快我就又投入到了工作中。为了减少损失,机要人员也实行疏散,只留邱松、紫非、郭庆标三人,赵继、康锡林到外面隐蔽。电报多时我也参加译电。电台的杨力平到桂林设密台,江洪回家隐蔽。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中

由于我党正确执行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方针,在斗争中争取了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政治失败告终。可是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1943年6月,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错误估计形势,命令胡宗南集结几十万大军,妄图闪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地下党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通过地下电台及时将情报密报中央。中央迅即决定由朱德总司令明电胡宗南予以戳穿,并在政治上公开广为揭露,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重庆也进行适当的斗争,使这一闪击流产,事态因此未进一步扩大。

在这期间,即1943年6月,周恩来已回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负责。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又一次对我电台进行控制。9月,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驻渝办事处均不设电台为借口,把我们的电台封闭了,让办事处通过军政部的电台同延安和前总联络。这种明目张胆对我封锁的行为,虽经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却仍遭蒋的拒绝。面对这样情况,在董老直接领导下,我带领机要工作人员同军政部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机密电报尽量压缩字数由三楼秘密小电台收发,大量电报则送给军政部总台发出,主要是一般的事务和报纸摘要等电报,用比较简单的密码,准备让国民党特务破译。延安来电大都是前方战报或边区消息。为了迷惑特务,就夹杂一些闭着眼睛乱写的“电报”送去,事先与收报方约好,收到后扔掉,而这些比“天书”还难解读的“电报”,可要让国民党专家们去白费劲了。事实证明,我们的斗争是成功的。1944年4月,军政部又进一步要求检查密电底稿,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董必武给何应钦写信,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不能送检,何应钦只得回信答应“暂时特准免缴电底”。不过我们还是谨防他们随时突袭,已在保险柜里放了假密码和假电报底稿备查。与此同时,准备好一部备用电台,保证只要不封办事处,我们就能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必要时还可启用在外面的预备台。

…… ……

机要工作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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