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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在母亲河:刘邓大军击碎国民党黄河战略

热度80票  浏览5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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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黄河战略”的建构,国共两党即围绕着堵口与复堤、围攻与突破,展开了激烈而又影响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以国民党“黄河战略”的崩溃为标志,国共两党完成了强与弱、攻与防、主动与被动的角色互换。本文拟就中共打破国民党“黄河战略”的政治军事斗争及决策艺术略陈管见。

    堵口与复堤:“黄河战略”大背景下的斗争

    堵口与复堤是国共之间围绕黄河展开的第一场较量。

    堵口缘于决口。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本侵华军的西进,在郑州花园口决黄河大堤放水,黄河人为改道向东南狂泻,造成涉及豫、皖、苏三省广大地区的黄泛区。自1938年至1945年8年间,泛区近9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1945年冬,国民党当局打出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的旗号,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堤口门,引黄河水回归故道,借以构筑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黄河战略”,为发动内战、分别围攻分布于黄河两岸的中共解放区作准备。国共之间围绕黄河的较量由此而引发。 

    中共立足于黄河两岸的局面是其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英勇奋战造就的。1937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南退、华北沦于敌手的局势下,中共中央指挥其军队独力苦战于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利用花园口决口后下游河道干涸的有利条件,纵横驰骋,建立了横跨黄河故道两岸的大片解放区。至抗战胜利,已形成了雄踞华北、呼应华中和中原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堵口引黄归故,自然会收以水代兵分割解放区、进而分而击之之效。从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由南向北,先夺中原、苏皖,继而分击陕北、山东,压迫中共军队至华北而求决战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步骤,也可看出此种意图。对此,中共是非常清楚的,但又不便贸然行事,因为国民党此举打的是“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的旗号,中共若贸然拒之,就会被扣上为私利而不顾泛区人民灾难的罪名;若贸然应之,经过八年战火破坏和风雨侵蚀的故道河堤就会经受不住河水的冲击,使解放区陷入水患,而且由于长期无水,部分河床已被垦为农田,大约有40万农民在河床上耕种,不少地方还建有新的村庄,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第二个黄泛区。国民党此举名为堵口,实是“移河移祸”。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中共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提出了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宣布:为解除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灾难,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但决不同意国民党政府在下游未复堤即先堵口的行动,以免给沿故道区域人民带来新的灾难。这样,以复堤对堵口,名正理足,赢得了决策上的主动权。于是,国共之间便首先围绕堵口与复堤展开了较量。较量先是在谈判桌上。从1946年3月起,国共之间进行了多次谈判,先后签订了《开封协议》、《菏泽协议》、《南京协议》、《上海协定》等文件,议决堵口、复堤并行。然而,国民党并不关心下游复堤工程的进度,拖付复堤粮款,并弃开封、菏泽两协议于不顾,要求大汛前的6月底堵塞花园口口门,放黄河水归故道。4月28日,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及郑州绥靖区主任刘峙赴花园口工地视察,为加快堵口工程进度打气。显然,国民党当局是欲使堵口工程与其进攻解放区的步伐相一致。鉴于此,中共便开始公开揭露国民党借堵口之名、行内战之实的阴谋。5月5日,新华社发表晋冀鲁豫边区负责人对记者的谈话,指出国民党急于在两月内堵口“显系包含军事企图,有意指挥黄委会放水”,水淹冀鲁两省沿河人民。但国民党当局仍我行我素,至6月下旬完成打桩工程,准备抛石堵口,只是由于河水猛涨,冲毁部分桥桩,才使其堵口计划泡汤。

    此时已完成内战准备的国民党军队,顾不得堵口的失败,于6月26日发起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此后,堵口与复堤的较量便在战火中进行。国民党一边加紧再次堵口的准备工作,一边派出军队骚扰、破坏解放区军民的复堤;中共则一边发动群众加紧复堤自救,一边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和破坏。这样进行了8个月,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并未在军事进攻中占到便宜,反而损失了67个旅约71万人,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以重点进攻解放区两翼的陕北和山东两区。这样,堵口放水,构筑“黄河战略”,以水代兵割断山东解放区与其他解放区的联系,便成为与军事进攻密切相关的紧急之务。为此,国民党全面加快了抛石堵口进度,至3月15日,完成大坝合拢,滔滔黄水奔解放区故道而去。与此同时,解放区军民也紧急行动起来,一手拿枪,一手握锨,整修河堤,终于使河水安然入海。

    这次较量,总体看,国共打了个平手。国民党构筑起了所谓“黄河战略”,配合了重点进攻;共产党以复堤对堵口,决策得当,斗争坚决,赢得了复堤时间,粉碎了国民党“移河移祸”的阴谋。

   围攻与突破:“黄河战略”陷入危机

    围攻与突破是国共之间围绕黄河展开的第二场较量。

    “黄河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攻防。黄河中下游自然伸展的“乙”字状,使中共各解放区形成了一分为三的态势:晋冀鲁豫区被分割,中心处于黄河以东以北、“乙”字形的中部,南北机动之路被河水阻隔;陕北、山东区则分别处于黄河以西以南、“乙”字形的两侧。滔滔黄水犹如在三者之间开掘的天堑,增加了相互联系呼应的困难。以此地理形势为依托,蒋介石调整了其军事部署:依靠黄河天险,在自风陵渡到济南约千余公里的正面以少数兵力沿河布防,对晋冀鲁豫刘邓部队取守势,调重兵于陕北、山东两端,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将中共部队挤压于“乙”字形中部。此亦即蒋介石集围攻于一体的“黄河战略”的真正意图。

    黄河帮了蒋介石的忙,但也暴露出其战略弱点。他以水当兵,认为黄河天险抵得上“40万大军”,在千余公里的黄河防线上只部署了24个旅,且中原和江南纵深亦少机动兵力,十分空虚。这种腰细腹空的哑铃式战略,无疑给机动中的刘邓部队留了一个可乘之机。正如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言:“在山东和陕西之间,蒋介石把自己的中路河南暴露出来,好像把长江流域自己的老巢大开门户,邀请共产党进去似的。”这是蒋介石的致命弱点。而中共中央也看准并紧紧抓住了这一弱点,调整全盘部署:令山东、陕北两端部队全力引诱国民党向两冀伸展,充分突出其中间的弱点;同时令刘邓部队加紧休整准备,伺机突破黄河,砍断哑铃把。至6月底,背负沉重压力的山东、陕北两冀冀解放区军队已诱使国民党军成两臂尽展之势,时机成熟了,于是,6月30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2余万人在东起张秋镇、西至临濮集150余公里的宽大正面多路出击,一举突破黄河防线,迅速插向敌人侧背。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自吹能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一夜之间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这是蒋介石及其美国顾问没有料到的,一时间惊恐万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7月7日,蒋介石急忙宣布全国实行“戡乱”总动员。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李宝奇在日记中写道:“余月来最担心之情况,今日出现!”

    刘邓部队以突破对围攻,击敌之弱,捅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为堵上缺口,修补“黄河战略”,急忙调兵遣将,从豫北、豫皖苏抽调整编第32、66、58师及整编第63师之153旅,从山东战场调王敬久统一指挥,分东西两路向北钳击,企图迫我背水作战,或赶我退回黄河北。对此,刘邓将计就计,实施鲁西南战役,集中兵力,连下郓城、定陶,再捷六营集,重围羊山集,置国民党军队于惊慌失措之中。7月19日,蒋介石急飞开封坐阵指挥,从西安、临潼、豫北、山东等地再抽调8个师20个旅驰援鲁西南。至此,刘邓部队的突破之举收到了两个效果:一是打乱了蒋介石以“黄河战略”为轴心的战略部署;二是减释了山东、陕北两战场的压力。其中山东战场得益最为明显。此前,山东战场之华东野战军实处于敌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集团推进进攻方针下难寻战机的困境。刘邓部队出击鲁西南,不仅调动了山东敌军,而且与华东野战军形成东西呼应之势。于是,华东野战军乘机分兵向津浦路及其以西地区出击,迫敌由鲁中山区分兵西援,山东之敌集团猥集之势顿消,我军趁机出击分散之敌,瓦解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这样,国民党重点进攻之初因“黄河战略”而造成的解放区一分为三的态势迅速改观,形成我东、中、西三线呼应,反陷国民党军队于三点难顾之境的局面。此可谓收“围魏救赵”之效,使蒋介石的“黄河战略”陷入崩毁的危机。

    逐鹿中原:“黄河战略”彻底崩溃

    逐鹿中原是国共之间围绕黄河展开的第三场较量。 

 

    刘邓部队在黄河正面的突破抓住了蒋介石“黄河战略”的一大弱点,但这并非是蒋介石整个部署的唯一弱点,它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后防空虚。1947年初,为组织重点进攻,蒋介石以“黄河战略”为轴心,部署了南北两条战线,用去了其总兵力248个旅中的227个旅,致使广阔的江南只剩下21个,几成空防。刘邓部队进入鲁西南,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但从总的局势看,此举也只是在蒋介石的黄河防线上开了一道口子,由于蒋介石还有陇海路作屏障,刘邓部队还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之中,所以,还没有能从根本上整体上打碎“黄河战略”,也没有真正击中蒋介石的致命要害。鉴于此,中共中央遂决定利用敌后防空虚的弱点,进击中原。7月23日,中共中央电示刘邓,甩开当面之敌,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为配合刘邓行动,又指示陈赓、谢富治集团和陈毅、粟裕所率之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准备伺机渡黄河南进豫西、鲁西南及豫皖苏。至此,中共已形成了三军逐鹿中原的态势。

 

    7月28日,刘邓部队力克羊山集,结束鲁西南战役,转入休整。时逢连日大雨,黄河水暴涨,国民党军队又欲重施决堤放水、以水代兵故伎。为避免意外损失,刘邓部队提前结束休整,于8月6日果断甩开敌人纠缠,全力南下,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至27日胜利进入大别山区。大别山是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战略要地,占据该地,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北瞰中原。此举可谓是中共放出的至关全局的大要手,犹如在蒋介石裸露的胸膛上刺了一剑,它给国民党带来的已不仅是惊慌,简直就是手忙脚乱了。当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出击鄂东、皖西,连克江北数城时,敌以为我军将南渡,九江一日数惊,武汉宣布戒严,蒋介石急飞庐山调兵遣将组织防御和对大别山的围攻。正是此时,陈谢、陈粟两集团东西呼应,双冀齐出,先后南渡黄河,展开于豫西、鲁西南,使蒋介石顾此失彼。9月下旬,陈粟集团复由鲁南越陇海路,完成在豫皖苏地区的展开,与刘邓、陈谢构成品字形态势,共谋中原。至此,整个战局大变。对于此变,周恩来曾作了如下的比喻:“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这就是说,黄河已不再是蒋介石分割解放区、阻挡人民解放军机动作战的障碍了,“黄河战略”已土崩瓦解。这种结果,对于中共来说是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的欢悦,对于国民党来说是走向失败的灾难。一位美国记者对当时的情势作了这样的记述:“蒋的政权机构顿时从四面八方一齐垮了下来。'共产党已打到长江流域'的惊呼过后,一些人开始指责蒋介石。这种众叛亲离之势虽然还不快,还不全面,但却是空前的。当时旅居美国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不但拒绝回国,反而号召他的旧部起来反蒋。从前蒋介石行辕的主任李济深从香港再度鼓动华南起义。天府之国的四川军阀感到农民不满的压力,也叫嚷要取消长江水路运给陷入困境的蒋军的大米供应。共产党的钞票第一次在上海的浦东一带出现。在其他地区,共产党钞票的币值猛涨为国民党钞票币值的三、四十倍。在后方,骚乱蜂起。”由此也可看出打破“黄河战略”在解放战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它是国共之间攻防转换的一个界标。

    要害与时机:决策艺术之要

    国共之间围绕黄河而展开的较量以国民党的惨败、共产党的全胜而告终结。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其中最具韵味的当是中共的决策艺术,而抓住要害与时机乃是中共决策艺术之要。

    所谓要害即问题的关键或矛盾的主要环节。国民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归故,显然是出于构筑“黄河战略”的政治军事目的,其实质则是放水、“移河移祸”。对此,中共若只着眼于军事的利害而反对堵口,就会落进国民党的阴险圈套而陷于被动。中共采取了以复堤对堵口的对策,既使自己立于为国为民的主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黄河故道人民的支持,动员起了千百万的复堤大军,又没有给国民党留下可做文章的口实,这正是抓住矛盾实质与主要环节的决策艺术的巨大效应。

    “黄河战略”构筑起来后,国民党军队即伸出两只拳头,向山东和陕北发起了重点进攻,颇有黑云压城之势。此时,人民解放军若只把眼睛盯在两只拳头上,必受其损。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的两只拳头是靠虚弱的黄河防线和江南空防支撑着的。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与要害。对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刘邓部队中央突破的决策,击其腹,撼其身。身不稳,必减其两拳之威力。进而,又指挥刘邓千里跃进,瞄准其虚弱后防,直出大别山,猛击其胸,同时,指挥陈谢、陈粟东西分进,斩割其臂。身摇臂断,两拳之力顿失,局势亦随之大变。此一决策,不愧为美妙绝伦的艺术佳作。作为亲身经历者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亦对此决策发出了无尽的感叹,他说:“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抢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出色,倒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尽管没有行动一切都将是空的,而主要在于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想象力。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以下这一件事上(指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引者)堪称为大师:他们善于抛弃不重要的方面,而紧紧抓住主要环节。”[⑥]“紧紧抓住主要环节”,一语道破了决策艺术的精髓。

    决策要抓住要害,也要抓住时机。所谓时机亦即空间与时间的选择与把握。这种选择与把握不仅是决策的必需,而且会影响决策实施的成败。就刘邓部队的突破行动而言,如果其选择的行动时机不是国民党军队在山东和陕北两臂尽展之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其选择的突破地域不是鲁西南,就会减弱对山东战场的呼应作用;如果其进入鲁西南后不适时南进大别山,也不会尽收打乱敌军部署、调动敌人兵力的效果;如果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陈谢、陈粟两军不适时出击,则会造成刘邓孤军深入的困难,给国民党以从容调整中原地区兵力部署的机会;等等。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共牢牢地把握住了这种种时机,才使决策的构思和实施紧紧结为一体,将整个决策展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能否抓住要害与时机直接决定决策的优劣及行动的成败。而要抓住要害与时机,则需要细致地分析矛盾双方的实际情况并选准立足点。这也是中共在这场较量中体现出的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决策思想。从复堤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整个决策无不贯穿着这些思想。而蒋介石在这场较量中的失败,表面上看是由于判断错误、指挥失当,实质是他的狂傲所致。狂傲使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使他忽视了问题的关键,这样,他的一切决策便失去了可靠的依托,留下了巨大的隐患。问题发生后,尽管蒋介石费尽心机,但一切都徒劳无功,兵力上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主动--被动、进攻--防御随之换了位置,历史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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