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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起飞: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背后

热度78票  浏览8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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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搞就搞大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

在美苏两国登月的竞争十分激烈的日子里,中国人也急于打出自己的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早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而且,我们要搞就要搞大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

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工作被定为代号“581”任务。“581小组”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赵于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是中国动力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的奠基人,此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一时间,中科院内热气腾腾,调兵遣将,数十个研究所共同组建了三个设计院。

1958年,堪称放“卫星”之年。各行各业都争着“放卫星”:某县放水稻“卫星”亩产3万斤,没几天,另一个县又放“大卫星”,亩产水稻13万斤……

毛泽东视察河北,在徐水,县委书记说:粮食多得吃不完。毛回答说:那就让社员一天吃五顿。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与工人们座谈,他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中国科学院在当年6月份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提出放重型卫星,向次年的国庆十周年大庆献礼。

留在北京的两个设计院夜以继日,苦干了三个月。以年轻人为主的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群策群力。搬迁去了上海的第一设计院,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当时从各大学调进了几百名在读的大学生,平均年龄只有21岁。客观条件的限制,层出不穷的问题,使该院承担研制的火箭尺寸越来越小,研制压力却越来越大,最后只能研制简单的T7―M火箭。1960年,饿着肚子的大学生们将这枚T7―M火箭,竖立在了上海南汇县老港镇20米高的发射架上。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来到上海,参观上海新技术展览会。

一进大厅,他直接来到T―7M探空火箭模型旁边,在仔细观看了这枚火箭后,他问旁边的讲解员:“这家伙能飞多高?”“8公里”。毛泽东轻轻“噢”了一声,但马上又转头,对陪同来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了不起啊,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6个月后,火箭发射的高度达到了60到80公里,此前卫星模型也做出来了。但实际上,科技人员普遍缺乏火箭、卫星基础理论知识,而且没有设计资料、计算手段,总体设计参数难于选择。试验手段与测试条件更差,材料、元件也供应不上……一大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研制工作不得不搁浅了。

“651”工程:全面绿灯,“刻不容缓!”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同年7月9日和7月11日,连续成功发射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它们已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了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从1960年代起,就开始担任我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的正是孙家栋。

“两弹”的成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射卫星的工具问题。当年中国人的心目中,念念不忘大国是需要一些象征的,但我们与别的国家比什么呢?比汽车、钢铁?还是比国民收入、受教育水平?经过狂热的“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惩罚,许多人都退烧了,清楚在这些方面决不是十五年、更不是两三年就能赶超得了的――可以拿出来比,而且一比就能震动世界的,就是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1965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中国人既然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都能搞出原子弹,现在能吃饱饭了,怎么不会投入更大的力量搞出自己的卫星?转折发生在1965年。

1964年岁末,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身为人大代表的赵九章,听完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当晚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问题的建议书,次日上午,他当面交给周总理。 1965年1月6日,赵九章又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和副院长裴丽生阅此报告后,当天便批转给了中科院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请其尽快审阅处理。竺可桢阅完报告,在报告上欣然写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 并组织人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份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建议报告,正式呈送中央。

同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因是1月份正式提出建议,这一工程的代号定名为“651”任务。会议还强调,只要是“651”需要的,全国的人、财、物,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绿灯。

赵九章被任命为中科院卫星设计院院长,作为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的则是钱骥。1949年解放前,两人先后做过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在国民党政府仓皇撤离大陆去台湾时,两人都拒绝去台,两人都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钱骥已在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九章入党未成,没资格交党费,可交工会会费总是可以的吧。从建国起,他每月领到工资的头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100元钱交会费,一直交到自己成了“牛鬼蛇神”……

赵九章的死与周恩来的泪

犹如一部音符里弥漫着不安与不祥的交响乐,休止符的出现总是短暂的。1966年,历史将中国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癫狂。中科院里,赵九章首当其冲――

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工夫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园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乔算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了。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但家里不知被抄过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着找找乔的电话。

希望,有时就如安眠药,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但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地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钟,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里……

但赵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时刻关注着卫星工程,关注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中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他尤为牵挂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革”开始不久,钱骥便和他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他托人偷偷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并作好了被抓“现行”的最坏打算,纸条是用德文写的,然而,纸条送出去后杳无音信。赵九章无法知道的是,这时的钱骥也被打成“特务”,逐出了卫星工程的山门。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姚桐斌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此时的中国,哪里去找一张可以安静读书的桌子?哪里去找一盏能够让人俯首于橘黄色光晕下专心科研的明灯?

“文革”也让人看到,许多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

事业的全身心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撞成满地碎片,他们学不会苟且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 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了一层泪影……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党内四老”之一的吴玉章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毛主席像章要不要随卫星上天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大部分是在“文革”最动乱的年月里进行的。唯一庆幸的是,物是人非,沉舟侧畔,卫星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1967年7月,正在忙于导弹设计、时任国防部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孙家栋接到通知,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不陷于停顿,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又推荐孙家栋负责总体设计。

孙家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七机部挑选干才。当时正值“915”、“916”两大派内斗,杯葛之深让人头皮发炸,孙家栋却没有使这回挑选变成一部鸡飞狗跳的历险记。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他在七机部上上下下跑了两个多月,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从中挑选出18人。他们个个是披坚执锐的精兵,日后被誉为“航天十八勇士”。有意思的是,在路线斗争上打得昏天黑地的两大派,对于孙家栋挑中的人选均无异议。事后,钱学森对孙家栋有过一句评语:“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1967年12月,孙家栋主持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会议,审定了总体方案和各系统方案。鉴于法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邻国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而以当时我国的国情、技术基础和工业水平,按1965年的卫星设计方案,发射还需要很长时间。这种局面,促使我国第一颗卫星首先得是一颗政治卫星,即简化过去的方案,去掉卫星上的很多探测仪器,不追求高难技术,只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就是成功。用许多年后孙家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

上得去,便是发射成功。抓得住,即是准确入轨。难就难在看得见、听得到。

原卫星设计方案里,虽有72块平面,直径却只有一米,而且表面反光率不高,亮度大约只相当于天空中亮度极低的六等星。这么小的东西在天上飞,地面上的人用肉眼难以看见。那就将直径做大了?可卫星超过了既定重量,火箭又送不上去。后来琢磨出来的办法是,在第三级火箭外面套个外面镀亮的球形气套,卫星发射时气套闭合;卫星上天后,利用第三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给气套充气,使之展开为球体。这个办法原理上有些像折叠伞,理论上可行,关键是能否找到制作这种气套的特殊材料。 跑了国内许多厂子,都因要求太高而无力研制这种特殊材料。最后在上海,找到一家工厂曾经研制过一种新型绸布,与气套所需材料基本相同,可原材料有毒,早就不做了。而且,这家工厂在“大风大浪”里已经停产。在得知气套的用途后,不少工人立即“上岸穿鞋”,由“抓革命”转入“促生产”。11个月后,终于研制成功。

为了“听得见”,也动了很多脑筋。

那个年代,老百姓家中鲜有收音机,且多是中长波的,极少有短波的,谁不怕“偷听敌台”的罪名从天而降?就算是有短波的,卫星使用的频率也听不见,于是想到由中央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转播什么呢?光听工程信号,嘀嘀嗒嗒,老百姓听不懂。播送文字,外国人也听不明白。合适的只是歌曲,最能传达中国特色的,无疑是《东方红》。

按这个方案向钱学森汇报,钱学森也支持,并叫人写了一个报告,呈交聂荣臻元帅。聂帅同意后报中央,中央予以批准,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前8个小节。

让孙家栋忧心忡忡又难以言说的,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语录手中拿,毛主席像章满街走,这是“文革”中走遍中国的一道风景。卫星总装之时,随各装置、仪器交上来的,还有大量自己设计的毛主席像章。有的还做得非常大,非常重。像章加上去以后,装置和仪器当然比原来沉了很多,可验收时你还不敢说,你怎么超了半公斤?他振振有辞:我仪器就是两公斤,那多出来的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说这半公斤增加得不对?但你加半公斤,他加半公斤……加在一块儿,火箭就打不动了。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恩来汇报。临去的头一天晚上,他一夜无眠,这事到底怎么办?要不要说?一见面,总理拉着孙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其实,这年他已40岁,但总理这句话让原本精神紧张的孙家栋松弛下来,他想了想,心一横,把这件事汇报了。没说几句话,周恩来马上清楚了。总理没正面说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然要无限热爱、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会堂――政治上这么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厅挂了主席的像,有的会议室挂了主席写的字。但是挂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来考虑什么地方合适挂,什么地方不合适挂,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没有挂。你们回去也要好好考虑一下……

“东方红”乐曲响起的时候……

孙家栋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砰然落地。

1970年3月2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总装任务,达到了发射要求。1970年4月25日18点,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

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律播送“东方红”乐曲。

苏联第一颗卫星重83.6公斤,美国第一颗卫星最轻,只有8.22公斤,法国第一颗卫星重38公斤,日本第一颗卫星重9.4公斤。中国的“东方红一号”不但超出了原设计的100公斤,而且,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这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鸡蛋那么大的我们不抛”的壮志,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听得着。

25日的《人民日报》上,整版刊登了卫星经过祖国各地上空的时间表:几点几分过天津,几点几分过广州,几点几分过上海……当天晚上8时30分,卫星经过北京上空。长安街华灯怒放,人群潮水一样涌向天安门广场,一边敲锣打鼓,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口号,一边伸长脖子,在满天繁星里搜寻那颗移动着、闪烁着的小星星。

没有谁会想到,作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技术总负责人的孙家栋,此时却没有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负责指挥,而是埋身于天安门广场的嚣嚣人海中。

继“两弹”之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又一次为中国博得了作为一个大国的自豪与尊严。然而,中国航天人在哪里呢?孙家栋此时因出身问题“靠边站”了,赵九章、姚桐斌两位先生已含冤去世,钱骥等不少前期参加了卫星工程的科学家们则是在“牛棚”里听到“东方红”音乐的……

在研究我国航天史的专家们看来,迄今为止,中国的航天历程已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这是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第五阶段,即新世纪的前十年,“神舟五号”、“神舟六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2007年9月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这是我国的第一颗月球卫星。

但若没有弥漫浓烈政治色彩、深藏“文革”创痛的第一颗地球卫星,就不会有今日飘逸人文气息、抒发“崛起”情怀的第一颗月球卫星。

此时,我想起了龙应台先生的一句话:

人们完全不知道最悲伤的黑暗,就藏在那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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