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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图强之路:晚清第一次官商合作的失败

热度62票  浏览2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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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早期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工商业者亦即官与商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工商业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官与商合作的失败,其结果不仅导致民营资本的巨大损失,也造成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顿挫。晚清时期中国的第一次官与商合作致力经济发展的失败历史,即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训。

一、官商合作的发起

1、船炮主义到煤铁主义

19世纪70至90年代,即洋务运动的中后期,近代中国的官与商之间第一次发生直接联系并相互合作。两者联系与合作的具体形式,是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共同创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企业。当时,官商合办的企业为数不多,兴起也较晚,更普遍的是官督商办。这种方式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少见,在近代日本也只存在很短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官商合作的特点之一。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员,即后来人们所称的洋务派,鉴于内忧外患日趋严重,其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打出“自强”的旗帜,开始创办近代军用工业。10年之间,洋务派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近10个大型近代军用企业。但紧接着即碰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是资金不足,这些官办军用企业均属重工业,耗资甚巨,而当时的清政府由于对内兴兵镇压太平天国,对外偿付战争赔款,财政左支右绌,难以维持庞大军用企业所需经费。其次是没有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相配合,军用企业也无法发展。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即认识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于是,洋务派转而开始筹划创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图解决上述难题。

2、各图所需与共御洋产的动因

然而,在筹办近代民用企业的过程中,洋务派又遇到了更多的难题。清政府原本即财政竭蹶,怎能筹得款项创办新企业?此外,经营近代民用企业需要专门人才,而清政府官僚大都对管理近代民用工业一窍不通,根本无从下手。在此情况下,洋务派只得寻求与民间工商业者合作,一方面利用工商业者手中的资金解决经费困难,另一方面在工商业者中罗致经营管理人才,官督商办由此产生。

当时,不少商人手中已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他们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较早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投资新式企业获取利润的奥妙也有所了解。在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和私人工业企业诞生之前,许多商人已曾将自己的资金附股于外商在华企业,以获取股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即有华商附股外国洋行经营新式航运业。进入60年代以后,华商的附股日趋增多。包括保险、银行、码头、地产、铁路和工业等各部门的外资在华企业中,均有华商附股。因此,当时的工商业者已具备了投资近代企业的能力。

工商业者起初虽对官督商办洋务企业存有一定疑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多数还是愿意投资入股的。私营近代企业在当时刚刚开始出现,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恶劣社会环境,私人创办企业不仅要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倾轧,而且还要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各级地方官吏豪绅的盘剥和捐税的苛扰,也使其难以负担和抵御。19世纪60年代,就曾数次有工商业者拟发起创办新式航运业,结果均因封建势力的阻挠而未果。而由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出面创办近代企业,则可减少若干阻力,甚至取得某些优惠待遇。所以,商人希望通过这种“官督”方式,获得官方的庇荫,以便争取单纯依靠本身力量所难以获取的利益。近代中国官与商的首次合作,就是基于上述原因而出现的。亲身参与官督商办洋务事业的郑观应,当时即曾对此作过论述。他指出:“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存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殊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

除上述各自为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抱着不同的目的而携手合作外,官商双方在当时的合作也有一定的相同动因,这就是抵御洋产,分洋商之利,求富以自强。洋务派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已初步意识到利权旁落洋商的危险,主张“官合民办以收回利权”,民间工商业者也希望得到官方扶持,增强与洋商竞争的能力,以塞漏卮。李鸿章即曾强调兴办轮船航运业,“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反映商人意愿的郑观应同样认为,应使“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

3、商人的疑惧

近代中国商官首次合作创办近代企业的官督商办,与西方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和日本扶植民营工业的措施均有所不同。其具体办法是先由官方提供部分官款作为垫支资本,同时指定官僚或与官方有一定联系的商人出面承办,向民间工商业者招募资本,然后由企业以经营所得,陆续归还垫支的官款。稍后,有些商人、地主和中小官僚出资自办的中小企业,为了取得官方保护,在组织形式上也争取挂上官督商办名义。至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现了官商合办形式,其具体办法是由代表清政府利益的官僚与商人相互协议,订立合同,各认股份,按股份比例分配盈利或负担亏损。但当时普遍施行的方式主要还是官督商办。

为了争取商人投资认股,洋务派官僚一再声明企业应“赖商为承办,赖官为维持”。具体说就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还有的为改变“商人不乐与官交涉”的习惯,强调物色“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之员,不必处以官位,绳以官法,但令与华商交接,有言必信,有利必让,使商人晓然知官场之不骗我也”。然而,精打细算的商人大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亲眼看到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之前,对于认股仍不无疑虑。轮船招商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官督商办企业,在筹建过程中招股即不太顺利。因商人的反应比较冷淡,招商局半年时间内实收股金还不到20万两,与预期的数字相差甚远。开平矿务局创办时拟招股80万两,但从1877年9月到1878年10月,在一年多时间中所招集到的资本也只有20余万两。

二、官商合作的收效

不过,商人的态度很快即发生了变化。由于洋务派官僚在兴办民用企业之初,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官督商办的原则,注意保护商股的利益,从而使商人的疑虑逐渐消除,其投资认股的积极性也随之高涨。例如李鸿章接受他人建议,将经营不善的招商局进行改组,邀请熟谙新式航运业的商人唐廷枢、徐润担任总办和会办,全盘负责所有集股和运输业务,另两名会办朱其昂、盛宣怀负责漕运和处理一切“官务”,同时,清政府向招商局提供了许多优惠待遇,加以扶持。改组后的招商局一改前貌,当其决定集资的消息公布后,认股情形“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很快就招得近50万两。1881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次年改为官督商办,并在上海集股创设分局,所售股票“不胫而走”,商人争相认购。在公开招股的一个月内,股票市价就出现了15%的升水,“已挂号而不得票者”尚为数不少。

不仅少数企业如此,当时的商人几乎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投资认股的小小热潮。上海报刊纷纷报道:“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1882年全年中,许多官督商办企业的股票,在上海股市的价格始终维持在票面额之上。据有人估计,洋务运动中期所招商股共达一千万元之上。工商业者也通过投资官督商办企业,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利润。

三、官商合作的失败

1、官权加强,官商交恶

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情形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后来的事实表明,官督商办时期官商之间通过这一方式进行的合作最终并不成功,也没有因此而真正建立新的官商关系机制。19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洋务官僚加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控制,排斥和压抑商股,侵夺商权,官凌驾于商之上,使企业“商办”性质日见削弱,官商矛盾激化,以致最后决裂。

官督商办实施之初,洋务官僚确定官商关系的原则为:官总其大纲,商自立条议,企业“所有盈余,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过了一段时间,即改变“盈余与官无涉”的原则,对商官关系作了新的规定:“官商一体,商得若干之利,官亦取若干之息”。这是因为官督商办企业在当时发展比较顺利,官也要分其利。80年代以后,洋务官僚为控制官督商办企业,进一步规定即使全部偿还垫借官款,企业的经营和用人仍须听从官方旨意,“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听其漫无钤制”。由此可以看出,洋务官僚对商督商办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明显变化。

2、官方食言,商权受损

洋务运动后期官商合作的恶化,首先是因为洋务官僚改变早期所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的承诺,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竭力排挤商股,侵夺商权。如盛宣怀早就蓄谋夺取招商局大权,挤垮唐廷枢和徐润。1884年趁受命查核招商局之机,他大肆攻击唐、徐二人,声称招商局在二人主持下“弊窦滋生,几难收拾”,不久徐润即被革职。接着,盛宣怀又多方活动,将唐廷枢从招商局调至开平矿务局,他自己当上了招商局督办之后,规定“用人、理财悉听督办调度”,会办也由他“保荐”,使招商局的经营管理大权完全落入官僚之手。唐、徐二人被排斥和盛宣怀的独断专行,使许多商人股东提款退出招商局,商股力量大幅度下降。又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官方代表戴恒、龚寿图与商方代表经元善、郑观应之间,多次为企业经营管理权发生冲突,结果经元善被迫离局。漠河金矿于1890年由官僚袁大化充任总办后,重要职务大都改由其亲信担任,袁氏家族成员身任要职者即达16人之多。

3、官方盘剥,商利受损

官商合作恶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大肆盘剥商股,使商人遭受严重损失。如1887年龚寿图整顿上海机器织布局,强令老股东必须在3个月内每股(100两)加银30两,逾期不交,则3股并为1股。当时被迫如期加银的约有1600股,另有1300股因未加银而蒙受重大损失。1893年织布局被焚,盛宣怀奉命主持清理旧欠和规复新厂,以所剩地产、烬余物料等折价摊还旧股东。股东不仅多年未得股息,而且股本仅收回二成。新厂建成后,盛宣怀还将26万余两官款损失转嫁给新股东,命“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经常强令企业报效,随意提取企业资金。招商局承担的军运,均不敷成本。赈捐、筹防捐动辄一二万两,慈禧太后做寿更报效5万余两。电报局在还清垫借官款之后,仍常年免费收发官电作为报效,以至赔累不堪。经多方请求,才改为半价收费。漠河金矿从1889年开办到1895年,报效军饷累计达85万余两,有时甚至不得不动用企业的公积金。

许多洋务官僚也利用职权擅自动用企业资金,如果说李鸿章经常提取某企业的资金尚大多是为了挹注其他企业,更多的官僚则是为谋取私利。如龚寿图利用冒领的8300余两织布局公款,收买各处股票以投机渔利,后因银根吃紧股票价格下跌,他又以借押款的名目,将损失推归于企业,这势必损害商股的利益。经元善曾愤怒地说:“移借局款,贩卖股票,龚道实躬自蹈之。”袁大化主管漠河金矿,两年内仅以“花红”名义,就分取了盈利7万余两。更令工商业者失望的是,许多官督商办企业最终或沦为官僚私产,或被外国资本兼并,或被收归官办,“致商民百万资本尽付东流”。

清政府和洋务官僚的盘剥侵吞,对商股是一种公开勒索,激起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强烈不满,两者合作关系的恶化也势所必然。郑观应曾指出:“轮船电报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这几句话可谓生动地描述了工商业者对官督商办的认识与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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