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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妖书坑腐儒:始皇帝迫不得已的治乱之举

热度92票  浏览5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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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秦历来非儒,视术儒如粪土。及至秦始皇扫平六国,遂有“焚书坑儒”之举――这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强秦素有尚武重法精神。秦国有伟大的商鞅变法,有《吕氏春秋》,有《谏逐客书》,有韩非子的学说,有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的团结精神,有世界最早的军衔制度,有先进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精湛的兵器工业,高超的大地测量技术和造车技术,六国奴隶向往这里,逃亡到秦国成为国家农业经济主力,粮食生产多了就有行赏,固有的国民成为军队的主力,军功多了就有土地,新兴的军功地主带动了国家活力。俨然是一个伟大的古代超级大国的形象。这种昂扬向上的气象,屡遭术儒非议。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诏求贤,六国人才纷纷归秦,至吕不韦为相,已有门客300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作好了人才准备。公元前247年吕不韦令门客兼取道、墨、法、儒、兵、农、阴阳各家之说,汇集成《吕氏春秋》,命秦始皇熟读作为治国理论。秦王嬴政深谙诸家治国之道,一如前辈,用法、道、兵、阴阳而不用儒。其正确选择为扫六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孔子骂大批逃亡的奴隶,感叹世道的衰落时,秦国建立了新制度收纳了他们,而秦国的国民加入了秦军,推广新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商鞅、韩非子、吕不韦、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人才和吸引他们的制度交相辉映,秦国还拥有灵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完备的军事制度,加之400多年的不断扩张,在对外纠纷中,利益总是向秦国倾斜,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高,秦国聚敛了大笔的物力和财力,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焕发。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但是秦国的扩张历史长达400余年,并且导致此后关中地区继续作为全国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占据十分之六的财富(《盐铁论》)。

    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鲁,封禅泰山时曾召集齐鲁地区儒生、博士,共议朝政,“以古非今派”、“厚今薄古派”分别代表复辟和反复辟势力进行了一场大辨论和政治斗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拥护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儒生、博士仆射(博士长官)周青臣认为,废除分封,改设郡县,利国利民,可以消除战争流传万世。反对秦始皇推行法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儒生代表人物淳于越,主张恢复分封制,大封子弟、功臣,不能使“子弟为匹夫”。唐代进步思想家柳宗元《封建论》对这次大辩论的评价是:“其为制(指郡县制),公之大者也”,“天下之端自秦始。”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是儒家的进步思想,以周青臣为代表的儒家进步势力,正是为了维护儒家与时俱进品质,才拥护秦始皇推行法家的郡县制政治管理,而淳于越代表儒家的保守落后思想,主张恢复分封制,以便从中获得个人和家族利益。即使如此,当时未见开明的秦始皇对淳于越有何惩处。

    秦始皇一统六国时,为了收藏高档战利品,灭一国建一宫,为的是存留历史。秦人建六国宫,竟遭到术儒的无端中伤。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移风易俗,废除人殉,修造兵马俑。秦始皇用俑陪葬,被犬儒恶意中伤为始作俑者。当是时,亦未见秦始皇对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三道四的术儒有何动作。

    公元前212年燕人卢生和韩人侯生谋反,公开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自绝于刚刚统一的国家,尔后败走。这令当局无法容忍。始皇一怒为国家,着令御史审问查案,结果查明犯罪儒生共460人,以妖言惑众“谋反罪”,坑杀于咸阳,又下令“禁私学”,因为私学成为结党营私,聚众造反的场所。儒家创办的“私学”,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政治企图――复辟奴隶制政治体制和其他管理体制。难怪法家韩非称其“二心私学”、“乱上反世”。对这种“私学”,必须察其言而禁其行,破其群以散其党,坚决镇压。秦始皇用丞相李斯之议,“禁儒家私学”。对于谋反儒生,除定为“谋反罪”处死外,其他儒生仍为官为民各司其责。并非“凡孺生均在杀戮之列”,如周青臣仍旧为官;博士儒生叔孙通仍旧授徒,有弟子100余人;儒士陆贾、郦食其,博士儒生济南人伏生都活到汉代。

    可见,焚书坑儒过程中焚的无非是妖言惑众之术,坑的都是恶意中伤之徒,计有400多人,对学术传承并无大碍。因此,“焚书坑儒”的确切表述当是“焚妖书坑反儒”。我们不能苛求秦始皇,当年孔子不是刚做了小官就大开杀戒吗!并且对逃亡的奴隶恨恨不已,这等人物如果坐大,肯定会血流成河。正如 鲁迅 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鲁迅可谓一眼看穿了术儒的心口不一。

    明白了术儒的无聊和下作之后,就大致理解了始皇帝“焚妖书坑反儒”的真正良苦用心。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最高领导者都不会对暴力谋反者听之任之。因为对暴力谋反者的放纵,就是对国民的犯罪。秦国的迅速灭亡,不是术儒所归结的焚书坑儒,而与秦暴政有关。“焚妖书坑反儒”恰恰是为了巩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这一专政措施为历代执政者所效法。一直以来,人们因对“焚书坑儒”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为儒家弟子所蒙骗。现在,是恢复“焚书坑儒”的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可见,“焚书坑儒”是巩固政权、维护统一大业的一种专政管理措施。这种专政式管理措施为后代广泛应用直到今天。术儒歪曲历史事实,正是为了掩盖其复辟奴隶制,阻碍历史前进的政治目的。

    对术儒的儒术,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十八章》)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老子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术儒的儒术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奴化民众的说教,它泯灭了人民大众的正当权利。对这样反人民的术儒,始皇帝当然坑你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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