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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PK枪杆子:中日战争中的知识分子

热度82票  浏览5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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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日奸”伊藤博文的变脸

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马关海峡。

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因退潮而下锚,等候夜潮到来。天色渐暗,两艘帆船悄悄驶近美国船,突然开炮。这是长州藩的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奉命进攻“夷船”,打响了“攘夷”的第一炮,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彭布罗克号”猝不及防,只好砍断锚链仓皇而逃。随后几天,法国军舰“建昌号”(Kien-Chang)、荷兰军舰“梅杜萨号”(Medusa)也先后受到炮击。西方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愤怒的日本。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美国和法国海军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报复,长州藩幼稚的海军受到重创,炮台严重被毁。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撼了长州各界,农民、町人也纷纷被武装起来,等级被进一步打破,后来在明治维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队”(与正规军“正兵”相对而言)就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

与此同时,日本另一大藩萨摩藩也与英军发生激烈冲突,史称萨英战争。萨摩藩在英军的优势军事力量面前大败,被迫签署和约。随后,以会津、萨摩两藩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体派”发动政变,将以长州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内战爆发。

长州藩此时仍维持攘夷,封锁了马关海峡。长期的封锁,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次年(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 “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斡旋

伊藤与井上在途中花了三个月时间,于6月10日回到横滨。在英国公使馆朋友的帮助下,拜见了英国公使阿尔托克。两人通过英国公使说服了四国暂停军事行动,留出时间供他们前往长州藩斡旋。

英国公使问他们,如果难以说服长州藩,他们两人将如何自处?是否继续回到英国去?

但伊藤和井上的回答令英国公使大吃一惊:“不,那样的话我们将要做攘夷军的先锋,战死在疆场!”

两人在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分析天下大势,切陈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继续与西方对抗的结果,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

他们很快就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不少人将他们看做通敌的“日奸”,强烈要求诛杀他们,用他们的血来为攘夷祭旗。暗杀他们的风声越来越紧,长州藩藩主也派人暗中给他们送钱,通知他们赶紧出洋躲避。两人谢绝了藩主的好意,但不得不先躲藏起来。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崇文抑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1839-1867),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根据他在《游清五录》中的记载,他到书店去购买陈化成(抗英名将)、林则徐兵书,店主却向他推荐《佩文韵府》。高杉道:“《佩文韵府》等与我无要,有陈忠愍公、林文忠公两名将之著书,则我虽千金要求之矣。”

此店主号称知兵,于是两人笔谈起来。高杉问:“贵邦与俄罗斯和亲最好,近世之事情如何?”店主道:“俄罗斯国,在鄙国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饷之举,和亲之说,想是齐东野人语耳。”

高杉不仅嘲讽道:“口唱圣贤之语,身为夷狄之所役,齐东野人。真齐东野人耶,呜呼!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可叹可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因此作诗道:“临敌练磨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蛮樯林立穿云处,独扶宝刀对日明。”

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文弱之源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并认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来,率天下人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朱子语类评语存学编》)。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史书记载,这些利器被集中到京城咸阳,铸成了十二尊大塑像(不知道是否按照始皇帝的尊容量身度造的,待考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其实已经将中国人的骨头尽除钙质,“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 ([清]麦孟华《说奴隶》)。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武士道》),“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中国近十年史》)。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清初的康熙年间,用开“恩科”的方式,就成功地消解了朱明遗民对新朝的敌意,几顶乌纱帽胜过百万兵,仅从这点政治手腕看,爱新觉罗家能坐两百多年的天下,绝对不是偶然的。此后国史上也不乏在大灾大难之后,用科举来消解民间的积怨,把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注意力统一到该统一的地方上去。

从始皇帝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便成为权力菜场里的大葱,所谓“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连躲到终南山上装隐士这样富含“小资情调”的方式,也成为自我炒作的捷径。颜元说得十分透彻:“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到了明代,甚至连开疆拓土、戎马征战的军国大事,也必须在宦官的监督下进行。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令后世中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为郑和的宦官身份尴尬不已。一个民族仅存的一点阳刚,却要通过一个太监去实现,这既是三宝太监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至于《易经》所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则只被当作对内“去势”的手术刀,而非对外征伐的利刃。“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此成为中国之痛,对此,“圣人”朱熹自我宽慰道:“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整整五十五年后,才痛感要变法图强。

左文右武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象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王安石当年就曾指出:“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

笔杆子的决战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桢“能尽其实”。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反观中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办事者”,却不得不在正面抗敌的同时,还要在背面应对以翁同和为代表的“评论者”的冷嘲热讽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将相不和”从来就不是坏事。更为惊心的是,中日战争似乎演变成了日本与北洋的战争,战力尚在的南洋舰队袖手旁观,更别说执行清议所夸夸其谈地挥军直捣日本本土,演一则围魏救赵的好戏了,西方报道就曾略带尖刻地指出甲午战争其实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详见拙作《日本满清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

日本的决策层年富力强,伊藤博文时年五十四岁,而中国决策层相对老迈,李鸿章当时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翁。这简直就是旭日帝国挑战老大帝国的生动写照。

日本尽管有内争,但“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很好,闹归闹,朝野还是一心对外,甲午战争令日本国内各阶层空前统一,明治维新、西南战争等造成的隔阂,迅速被弥和。而中国方面,清议扰扰,说风凉话的、下拌子的、瞎起哄的,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乘机诬陷李鸿章父子通敌卖国的,令李鸿章愤怒异常。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多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但终其一生,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当李鸿章用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情感牌”来和伊藤套近乎时,伊藤一边用“中堂之论,甚惬我心”顺势化解,一边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扔还给李鸿章:“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倒也坦率:“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果然被震惊了,但所掀起的第一波浪潮,不是自省和反思,而是将责任悉数归咎到李鸿章“卖国”,拒签马关条约、请诛李鸿章的呼声响彻朝野。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随后,知识分子再度沦为政争工具和牺牲品,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逃亡海外的所谓改革者,迅速地将悲情变为敛财乃至大交桃花运(看看康“圣人”在海外的“人财两得”)的道具;而无论海内外的知识分子,从此也认定了“枪杆子”强过“笔杆子”,握笔的手开始纷纷拿枪,其杀伤力竟是武夫们自叹不如的。

甲午战争也同样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无论是地位还是功勋,伊藤都逊色许多,但有一事却占足上风:他“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实,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但势禁形格,李鸿章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呢?

同样是梁启超所记,中俄伊犁之战时,李鸿章征询前来拜访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意见,戈登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大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听罢,“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不知当日李中堂与戈登有否青梅煮酒,或许中堂大人也希望有惊雷掠过而落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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