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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风云:袁文才、王佐之死

热度182票  浏览119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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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王佐和袁文才的死因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多人。后经边界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形同水火之际,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经过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陂山区开展工作的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接到侦察人员带来的消息:丈夫刘真(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的老父亲在家病逝。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她来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已被其兄长龙庆楼(当地反动派五乡联防团团总)盯梢。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的当晚,即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到了住地。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来的,并担任了特委副书记,是特委成员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见到龙家衡便沉着脸说:“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白区了?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此时,警卫连颜连长突然指着山脚下叫道:“宛书记,你看白狗子进山来了。”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卫排长抓到敌联防团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龙庆楼给龙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忙命警卫连长作好战斗准备,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撤往深山老林。

    刚安定下来,宛希先即命令警卫连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无惧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汪排长大怒:“谁是你这个臭奸细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危害革命!”

    鬼使神差,汪排长扣响了扳机,龙家衡倒在血泊之中。汪排长见此慌了,待镇定下来后对战士说:“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就说是她想逃跑被打死了。”

    宛希先得到报告,心里很是懊恼。龙家衡惨遭不幸在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为首的一些特委领导成员及永新县委、宁冈县委不少同志对宛希先杀害龙家衡大为不满。

    在特委会议上,待宛希先讲述了龙家衡被杀的始末后,特委副书记刘天干就站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一个县委妇女部长,就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是她要逃跑,被汪排长击毙的。”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才相信,还不是你的命令?”王槐大声指责。

    与会的两位常委袁文才、王佐见状恼怒起来。王佐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隐患!不要说宛希先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军一条,杀了她,也没有什么大错!”

    刘真一听王佐的话,激愤不已:“龙家衡背叛家庭,一心革命,同志们有目共睹!她与其兄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

    “宛希先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秉公办事,他身为特委副书记,在非常时期有权处置一切,何错之有?”袁文才脸绷得铁紧。

    王怀一听,脱口而出:“你们三个早就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想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王怀的话激得勃然大怒:“姓王的,你血口愤人,今天你不把话讲明白,绝不罢休。”

    朱昌偕目瞪这种局面,遂大声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朱昌偕决定让宛希先暂时离开九陇山,去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1929年11月,边界特委决定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红军警卫营和赤卫大队攻占永新县城。正在做准备工作的宛希先接到情报,敌人在茶陵通向永新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宛希先决定:茶陵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的行动。

    攻打永新的战斗胜利后,朱昌偕立即在大湾召开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

    会上,朱昌偕、刘天干、龙超清严厉质问宛希先为什么不执行特委决议,茶陵的革命武装为什么不参加战斗。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门房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待代自己的问题。”但无论宛希先怎么解释,众人都置若罔闻。袁文才又因故未到会,宛希先实在孤掌难鸣。会议最后决定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被关押在一间茅屋子里的宛希先感到事态很严重,弄不好性命难保,欲赶快离开去向上级汇报。见看守人员抱着枪打瞌睡,他就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大湾村一带四面高山,加上黑夜,根本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再走。特委很快得知宛希先逃跑了,朱昌偕等人断定,他是畏罪潜逃。于是连夜动员二千多人打着火把,上山搜捕。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搜出。朱昌偕、刘天干、王环等特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将宛希先处决了。

 

    消息传到袁文才、王佐所在的宁冈茅坪,二人即率一拨人马赶到大树湾要讨个说法,见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王佐大嚷:“宛希先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副书记,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

    袁文才强压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高叫:“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好一会,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分,忙叫他把枪收起来:“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

    朱昌偕自袁、王这次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害怕,心想:此二人到底改不掉土匪习气。

    1930年1月间,中央派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清泉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

    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在江西遂川县于田村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即与刘天干、王环、龙超清等人商议。刘真、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专行,但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形迹,现在解决袁、王问题难以服众,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朱昌偕考虑再三,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然而,一个月不到,就发生了“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身任茶陵、宁冈、永新等五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2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被袁、王活捉。为了让罗克绍交出兵工厂,二人对罗十分礼遇,等罗答应交出兵工厂即放了罗克绍。

    朱昌偕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革命不遭损失,应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于朱昌偕的意见,与会者均表示赞同。

    但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来硬的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说:“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某晚深夜,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焦急地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听后甚为吃惊,陈述了袁、王不致于叛变革命的理由。朱昌偕和王怀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后竟泣声陈词。这时,彭德怀不能不考虑了,因为按照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未加深思,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王怀出发。

    彭德怀特别叮嘱张纯清,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与此同时,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信的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一切都按朱昌偕的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前委来信后,不知是计,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于2月22日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刘天干事先已派人安排了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几个店铺,与袁、王驻地有一段距离。袁、王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

    2月22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这两个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敲开了袁文才的住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当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

    住在不远处的王佐一贯警醒,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随从的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窜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掉,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抱着马脖子,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王佐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

    就这样,朱昌偕不但杀了红四军留下的干部宛希先,还将毛泽东花了不少心血争取、教育过来的两位绿林好汉,已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的袁文才、王佐等人杀害了。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毛泽东自然联系到了彭德怀,认为如果没有红五军的介入,边界特委是想杀而杀不了袁、王的。彭德怀不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场错误行动,反而派兵参与,太不应该。因此,毛泽东把袁、王被杀的主要责任记在彭德怀身上,觉得彭德怀坏了革命的大事。

这是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第一次历史误会。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过了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富田事变”中被打成“AB团”,招致错杀。王怀、龙超清等人则随红十二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长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

 

    王佐被家人从永新县城东瓜潭里打捞出来以后先埋在大井附近一处竹林里,后移葬于大井革命烈士墓旁。袁文才则被直接拉回马源坑,与青山为伴。今天,他的墓旁长满绿草红花。两人在1951年刚解放时即被追认为烈士。

袁、王罹难之后,王家顿时陷于凄风苦雨之中。王佐的妻子兰喜莲无奈只好与幼子王子福寄居在王佐的大哥王云龙檐下,受尽欺辱和折磨。

王佐生前有两个老婆,一个是结发妻兰喜莲,生有儿子王寿生和王子福,王寿生后有两个儿子王生茂和王茂圣。一个是后来进门的土匪罗克绍的妹妹罗夏英,生有一个女儿。王佐死后没有几年,罗夏英改嫁了。

袁家在袁文才死后境遇同样十分悲惨。为避迫害和追捕,袁妻将只有六岁的二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很快死去。她则携了其余儿女逃入深山,以野果为食,以洞穴为室,历三年之久。但她用心保护着袁文才的诸多遗物,解放后,老人将它们无尝捐献了国家。

袁文才死时仅32岁,妻子谢梅香刚刚30岁。他们生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袁耀烈,后有孙子袁全芳、袁建芳和一个孙女。袁文才死后,袁家不同意谢梅香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谢香梅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开福结婚。肖开福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女儿名叫肖移月。                                罗瑞卿接见谢香梅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

    解放后,王佐之妻兰喜莲被政府接到井冈山革命敬老院,直到七十年代去世。

 

 

                红一、三军团的“分家风波”

 

    1930年9月初,长沙撤围之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排除干扰和阻力,把红一、三军团完整地带回赣南闽西根据地。

    9月28日,红一、三军团在袁州会合后,毛泽东也从吉安回到部队。29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

    中共赣西南特委代表提出以一、三军团协力夺取南昌、九江,以赣西南红二十军夺取抚州。

    中共赣西南特委代表的意见,得到红三军团部分干部的支持,他们指着沉思中的毛泽东,大声质问:“你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袁州会议在毛泽东的耐心劝解下,达成全军继续向吉安开拔的共识。这天深夜,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赶赴军中,他的任务是传达中央关于要求红一方面军返攻长沙的命令。

    10月4日、5日,攻下吉安,打南昌的呼声又开始响亮起来。

    10月17日,红一军团抵达峡东,正在清江一带活动的红三军团闻讯移师峡江。当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县城滨江处一幢房子里开会。参加的人数约20人,主要是军以上干部和省行委常委。

    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其症结仍是过不过赣江,打不打南昌?

    毛泽东不断地吸烟,他那浓烈徐缓的声音遮裹在烟雾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现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战争已经告一段落,蒋介石获得了胜利,稳定了他自己在反动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他会怎样呢?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付我们,用庞大的军力向红军压迫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过江呢?赣江以西地势平坦,河流众多,铁道、公路密如蛛网,机动范围小,有利于敌而不便于我;赣江以东直到大海多崇山峻岭,回旋余地大,打起仗来想打就打,想走就走,我们能牢牢掌握主动权。过不过江,怎样对革命有利,同志们不妨认真考虑一下。”

    一军团各位军长、政委颔首默赞。

    三军团同志持有异议。新任八军政委袁国平说:“中央、中央军委最近又连续来信,要求我们红一、三军团进入大中城市,长江局周以栗同志赶赴军中,要求我们切实保障夺取以武汉为中心全国起义的胜利。我们做了什么?一味地推,一味地拖,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正确态度吗?如果一军团不打南昌,那就让我们三军团打,至少让我们八军打!”

    “各说各个,各做各个,那还要总前委干什么?”毛泽东幽幽地对袁国平说:“这样一来,我这个总前委书记怕是不好当了。”

    会场上出现片刻沉寂。周以栗咳嗽一声,接着发言:“长江局令我赶赴军中,是希望一、三军团回头再打长沙。到部队后,润之介绍了情况,我同意他的意见,不打长沙,但是这不意味着不打南昌。我看南昌应该打,现在就该马上打。”

    周以栗的话刚落,立即有一军团同志提出反驳,气得周以栗拍着桌子质问:“你们到底听谁的?服不服从中央、长江局的指示?”

    毛泽东期待地问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你的意见如何?”

    彭德怀略感突然,便笼统地说了一句:“中央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为了避免一、三军团发生分裂,毛泽东作了让步。天明时分,总前委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10月19日,红军大队人马向袁水推进。

    10月21日至22日,南昌已在眼前。

    10月24日午后2时许,朱德、毛泽东发布《红一方面军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待机时间暂定7天。10月29日,朱德、毛泽东又发布《红一方面军在原地延兵三天工作的命令》。

    毛泽东用10天的时间说服了周以栗,希望周以栗以长江局代表的特殊身份去劝说红三军团改变攻打南昌的主张。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11月5日,红三军团撤至峡江仁和圩,部分官兵驻足不前。一些少壮派干部拒绝过江,他们大多数是湘北、鄂南的子弟兵,热切盼望返回湘赣苏区。一些战士高喊:“一、三军团分家!”

    一军团束手无策!

    周以栗束手无策!

    毛泽东把阻止分裂的希望寄托在彭德怀军团长身上。

    这时,彭德怀坚定地站在了总前委和毛泽东一边,耐心地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统一红军,形成强有力的拳头。如果一、三军团分开,以赣江为界,夹江而阵,对付敌人一个师都觉得困难,又怎能应付十多个师的围攻?”

    “那三军团过江之后,我们的老根据地怎么办?”这种意见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湘鄂赣边区已成立六年,还可以扩大扩编。没有我们,边区人民也会坚持下来。”彭德怀以命令的口吻说:“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但不能妨害行动。注意,今后不许谁说一、三军团分家。”

    慑于彭德怀在三军团长期形成的威望,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赣南会议毛泽东大权始旁落

            攻打赣州毛、彭第二次误会

 

    1932年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等部队在赣南地方武装配合下,自2月上旬起向赣州城发起围攻。经过40天的苦战,四次爆城强攻,均不能得手。最终援敌罗卓英师开入城中,守敌深夜从两处坑道出击,袭占了红军部分阵地。红军不得不退出战斗,撤到赣县的江口休整。

    攻打赣州,实际上是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乃至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也是已经搬到赣南苏区的临时中央着手于阵地战、堡垒战、街巷战的一次演习。

    以毛泽东历来的战略观点和用兵韬略,对攻打赣州当然是持反对意见。但在有关会议上,多数与会者表示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

    临时中央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而事实上,从赣南会议起,毛泽东就开始大权旁落了。

    既然毛泽东反对打赣州,而结果打了亦是以红军的失利告终,他就有责怪的理由了。毛泽东明白赣州久攻不克,主要责任在于临时中央,但对执行命令担任攻赣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依然有“王明进攻路线急先锋”之嫌。

    作为中革委任命的攻打赣州的总指挥,彭德怀必须执行命令,竭尽全力地指挥作战。在攻城战斗的战术指挥上,彭德怀固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错误,但这与思想上甘愿充当“左”倾冒险主义的“急先锋”,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并非后来对他所定论的“自动跳出来指挥打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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