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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红色间谍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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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原名郭汝桂,重庆铜梁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抗战时期,参加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立有战功。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在国民党内部、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为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1949年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建国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80年重新入党。主编和著有《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1997年10月23日,因车祸与世长辞,享年90岁。中央军委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赞颂他的一生是“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位常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起义,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

一个出身于黄埔军校,很受蒋介石器重,属于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成为“最大的共谍”呢?

在大革命的高潮投身黄埔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曾祖郭和熙,与名噪一时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调元是同榜举人。父亲郭朗溪,在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中,曾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经在握,并有希望中举,旋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郭汝瑰原名汝桂,因为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仍然醉心于“蟾宫折桂”的父亲,就给长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好议论时政,经常抨击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十八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肖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衔吴玉章之命返回四川并加入中共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 “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

川军“清共”,被遣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此人先是受蒋介石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受到陈诚的青睐

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选出郭汝瑰等四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郭汝瑰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过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四十二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只剩下二千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不久,陈诚任命郭为五十四军参谋长。

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还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就以善于战役谋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置身上层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继受到陈诚的赏识,得以担任暂五师师长以后他又因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 3月,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后方的居民,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而一些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亨,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郭汝瑰作为一位参加抗战的将官,因为坚持不贪污,所得的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一些家用。如此世道,那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对于蒋介石本人,郭汝瑰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蒋介石“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蒋介石确有军事才能。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高明。

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很少打过主动进攻仗,这除了蒋介石心存妥协、延误战机之外,也与其落后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有关。以至于一点被突破,全线溃退。正面战场,败绩连连。在国防研究院和“中训团”,他听过蒋介石的多次讲话,翻来覆去都是“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陈词滥调,说不出一点儿自己的军事学术见解,还闹了不少笑话。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的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5月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尚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着重研究战后如何反共防共。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阻八路军、新四军出关的问题。原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未还结束,蒋介石就准备战后再打反共的内战了。

就任作战厅长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郭汝瑰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所受的一些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耳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景象,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那边。他在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一时苦无门径。

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正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党内同志。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进反省院时,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狱还找到郭汝瑰家,但此后,便杳如黄鹤。郭汝瑰一见是老友任逖猷,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会加害于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任逖猷赌咒发誓,说自己确实说的是实话。郭汝瑰满心失望。但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敲门声。郭汝瑰一向对前来进贡的来客不予理睬,可勤务兵前来通报说,来客是他想见的一位老乡。郭汝瑰只好下阶迎接,原来进来的正是任逖猷之弟,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他连忙将这个风度雍容的青年人请进书房,拉上窗帘,双方促膝恳谈起来。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已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原来此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那番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并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后,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汝瑰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地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毛泽东著作,供郭汝瑰阅读。又过了几天,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不久,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家与董必武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在郭汝瑰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汝瑰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蒋介石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平生比较谦逊的郭汝瑰一直不肯多谈这些事,说再谈这些不是表功吗?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是以赞扬任廉儒的口气,笼统地说道:自己担任作战厅长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可是,一些知情人仍然透露出一些细节: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八时三十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如此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破获。这个明眼人,就是杜聿明。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也差一点儿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蒋介石的同时,也将这份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毁。王葆真这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

率领七十二军起义,破坏蒋介石妄图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批示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郭汝瑰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蒋介石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也能去四川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掌握部队。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立即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郭汝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了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想不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真金何惧烈火练,郭汝瑰重新入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四个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在军事学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和重庆北碚定居。粉碎 “四人帮”后,又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并由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交代的材料,致使郭汝瑰也被关押审查。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当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谦,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郭汝瑰对党忠诚,也就敢于直言。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怂恿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激,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在南京市委召开的整风会上,郭汝瑰说了:“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了几百年,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共产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于是,一些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都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结果中央军委批示:“情节经微,不作右派处理。”郭汝瑰又逃过一劫。以极左路线发展至极端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一位领导,为保护自己,装出一副极左的面目,四处张扬说“我们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让史料处所属六个级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自挨一顿打不值,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处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战,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

早在1945年,郭汝瑰就要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他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除了奋不顾身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外,在污浊的国民党官场中,也坚持廉洁自守。1946年他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到郭家探望,发现郭夫人自己在厨房做饭,端到饭桌上的只有两样素菜,不禁喟然叹息说:“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就好了。”有些人也因郭汝瑰生活如此俭朴,怀疑他是潜伏的共产党人。

四川解放后,郭汝瑰任川南交通厅长时,以热爱劳动、生活俭朴而被人称道。但是,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长期搁置下来。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宿愿。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高风亮节严律己,鸿篇巨著泽后人

郭汝瑰离休回四川定居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爬山进行教练;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仍然坚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积七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对社会上追求享受的歪风日甚,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希望从你自己做起,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饭,他又直言不讳地进言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无权无钱之身,不惜东奔西走,殚心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六百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不惜以通栏大标题,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 “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汝瑰将军有一女一子。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辞别返宁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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