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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两河口会议前后:张国焘向中共中央伸手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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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此生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但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生平推测,应该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当时,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是这所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管理员。而二十一岁的张国焘不但是这所大学的注册学生,还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尽管当时他们之间地位不同。但相信他们应该有过来往,因为他们都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三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这样描绘了他眼中的毛泽东:

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境,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从现有史料中看,中国工农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时中共中央暂时移到武汉,毛泽东和张国焘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民现状进行了调查之后,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矫枉必须过正。”张国焘认为这句话有些“左”倾,说如果按照你的“有土皆豪”的观点,你也是湖南一个有土地的自耕农,难道你也是土豪不成?当时毛泽东大笑。但是,张国焘还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所做的努力“对中共有极大的贡献”,他这样评价了毛泽东要求回湖南举行农民暴动的要求:“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民运动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眼下,在中国西部一条荒凉的小路上,尽管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声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官兵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也发表了答谢词。其间口号声始终不断。而“热烈欢迎张主席”这句口号,让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喊起来有些不习惯,因为他们只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他们暂时还弄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主席。

欢迎会开完之后,领导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待张国焘来商量今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方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经历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毛泽东和张国焘分别住在了村庄的南北两端:分配给张国焘的,是这个仅有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里最好的房屋--位于村庄最北端的一间店铺,柜台里面是他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柜台外面是他的随行人员的住处。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住在村庄最南端的喇嘛庙边上。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炖得很烂的鸡肉和牛肉,大量的米面食物,还有用大罐子装的酒。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届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有意回避着敏感的话题,反而使喧闹的宴会显得有些空洞。毛泽东照例拿“是否吃辣椒是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开着玩笑。

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者的妙论。秦邦宪[博古]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张国焘已经感到了无形中的隔阂。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在昨晚举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了,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自己从前的根据地。现在红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行动的战略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地域显然不符合这样原则。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发言。毛泽东对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北进作了阐述。他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张国焘问:“共产国际什么时候有这个指示?”张闻天回答说:“大约在十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电报说,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然后,毛泽东继续发言,他说宁夏是富裕地区,敌人在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虽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时隔多时”,但应该相信他们“仍会从外蒙古方向来策应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接下来的发言“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风趣是因为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去,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有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 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而沉重是因为毛泽东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那么就得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以留下革命的火种以图再起。

毛泽东所说的“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指的是在中国红军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候,要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这在当时是个合乎逻辑的想法。由此也可以解释中央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为什么始终坚持向西北方向转移。

张国焘开始发言。这是两军会合后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因此大家听得很认真。出乎与会者预料的是,张国焘并没有坚持反对北进。他在详尽介绍了西北地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后,提出了他的三点设想:一是以西康为后方,向川北甘南发展,即“川甘康计划”。优点是便于执行,但是没有可靠的后路;二是到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北进计划”,优点是机动余地大,但是后路也不好:三是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发展,以新疆为后方,即“西进计划”,优点是可以利用新疆当局亲苏的立场,缺点是距离中国内地太远。张国焘最后的表态是:最好执行第一个计划。先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如果不行再考虑西进,因为到新疆去得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大,蒋介石的军队也不容易进入那里。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讨论基本在北进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着。最后,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即《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八日

当时,终于会合的两支红军中没有人知道。或者是至少没有人明确地知道,在陕北有一片由共产党人刘志丹创建的红色根据地。

留在茂县的徐向前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此刻他焦急万分。部队一部分被派去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分被派去筹集粮食和物资,由于剩下的兵力有限,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位于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所有部队不得不“处于守势”。蒋介石判断两支红军会合后“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北面,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部署于松潘至平武一线;东面,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的九十多个团固守在江油、汶川和灌县一线;南面。川军杨森、邓锡侯部的五十多个团布防在芦山、雅安、荥经一线。而川军刘文辉部,中央军李抱冰、薛岳部正自南向北逐步推进,甘肃和青海的马家军屯兵两省边境也在准备出击。红军分散在这四个方向上的部队几乎每天都作战,而且打的都是阵地战,消耗和伤亡极大。六月十二日,徐向前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再次催促中央尽快决定两军会合后的军事部署:

……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亟待决定者。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

六月十九日,在各路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红四方面军大本营茂县东北方向的战略要地北川丢失,红军被迫退至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据险防守。

  同一天,在南面阻击川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也被迫撤出了宝兴。在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严令下,一个旅的川军绕路翻过雪山,迂回到了第五军团阻击阵地的后面发起了攻击。红军由于两面受敌最终放弃了阵地。自渡过大渡河以来,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五军团没有一天不处在战斗中。中央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时,第五军团三十七团奉命在夹金山南麓阻击川军的追击,他们在一个叫盐井坪的地方整整坚守了五天,才接到撤退翻越大雪山的命令。在雪山上,三十七团的官兵看见了一个个隆起的雪堆,雪堆下都是前面的部队翻越雪山时牺牲的官兵。当三十七团终于从雪山上下来到达宿营地时,军团通信员拿着军团首长的信已经在等他们了。团长谢良以为是命令三十七团整理军容,以便让中央红军这支最后的部队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谢良打开信一看,内容却是为了保证两河口会议顺利召开,以及已经会合的一、四方面军的休整,命令三十七团迅速按照原路返回,至盐井坪一线继续阻击敌人。三十七团的官兵没说二话,掉头重新翻过夹金山,迎着已经开始翻山的川军扑了过去,硬是把川军压回到了盐井坪。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为了实施北进松潘的作战计划,第五军团给三十七团的电报是:“接此电后,立即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在不到十五天的时间里,三十七团开始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大雪山。部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一连炊事班班长不行了,他对指导员说:“我……不行了,过不去了……”说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身边,是一副他从江西苏区一直挑到了雪山顶上的油盐担子。

  张国焘回到了抚边村北端的那个店铺里。吃午饭的时候,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这份报纸是三天前在懋功油印出来的。听一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可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写的,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借用当年列宁反对建立“欧洲联邦”之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张国焘刚刚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说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上讥讽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现在他又讽刺从莫斯科回来的张国焘说:“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可以想象,因为在苏联学习了大量革命理论,布尔什维克青年凯丰写出的文章必会气贯如虹。凯丰这样一篇重磅炸弹式的文章被登在中共中央的报纸上,足以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那个“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在其中,名称也是十分奇异的:既然标榜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通行的惯例,叫“川康苏维埃政府”也就可以了,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其实,比《列宁论联邦》更值得张国焘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这篇署名张闻天的文章发表于两河口会议的前两天,即六月二十四日的中央红军《前进报》上,文章的题目是《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文章可以视为两河口会议的舆论准备。其中心意思是:红军决不能在此久留,要集中全部力量北进,“克服一切道路、粮食、山地、河流的困难”,“用最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消灭敌人,争取在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作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与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地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毛泽东意识到张国焘也许自恃兵强马壮,会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基层官兵也开始有了小摩擦。除了“大脑袋”和“小脑袋”的议论外,一些小事在双方之间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恶语相向。再比如,红四方面军官兵看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

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不知道为什么,自陈昌浩谈话之后,聂荣臻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最担心年轻的军团长林彪,于是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和林彪谈了一次,结果是两个人吵了起来,吵一句拍一下桌子,直到把桌子上的盘子都拍翻了。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因为张国焘的思想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们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林彪和聂荣臻是出生入死的搭档,即使吵了架也不会影响工作配合,聂荣臻的一番话最终使林彪受到了震动,这个年轻的军事将领在后来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有了正确的选择。

张国焘在抚边停留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毛泽东则忙着部署即将开始的松潘战役。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宣布了组织人员的调整: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会议作出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并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胡宗南的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

  红军两个方面军被分成三路军一并北进。三路军基本上保持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原有建制:

右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九十师共十二个团,由陈昌浩率领;中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师、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共十个团.由徐向前率领:左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和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由林彪、杨尚昆、彭德怀、聂荣臻率领。同时,在东面掩护侧翼的红四方面军八个团为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在南面掩护的红四方面军二十七师共四个团,由何畏率领;红四方面军散布在各要点的部队由周纯全率领为后方警备部队。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离开抚边向北一百二十里是卓克基,中间需要翻越的雪山是梦笔山。

给翻越梦笔山的红军先头部队带路的是一位藏族喇嘛。这个和蔼的老人听说红军要翻雪山,组织僧众举行了祈祷平安的仪式,还给了红军一些酥油。红一军团四团刚一翻过雪山,眼前就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官兵们疑为是自己的幻觉,跑过去才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从这座建筑里向他们射来了子弹。已是黄昏,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四团想出了打照明弹的办法。昏暗的天空突然出现的照明弹十分耀眼,躲在建筑里阻击的土司武装大惊失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般令人恐惧的东西在脑袋顶上炸开,于是慌忙逃走了。

  卓克基,一个土司的官寨。

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毛泽东一行到达了这里。

土司的宫殿上下四层,全部由石块堆砌成,可以容纳数千人。

据说这个土司在成都的一所大学读过书,所以他的书柜里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毛泽东在这座巨大的土司宫殿里作了短暂的休息。

相信他很有兴趣地参观了宫殿,特别是三层土司住房里的那个巨大的书柜。

前线的电报不断到达卓克基,一再希望部队火速前进,因为原定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急迫,各路红军必须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同时,红军北上沿途粮食困难,土司武装袭击不断,在路上多走一天危险就增加一分。

从卓克基继续向北,行军队伍总是在雪山谷地之中的河流边绕来绕去。雨或雪交替不断,有森林的地方经常会打出冷枪。红军路过马尔康的时候。看见了同样规模的寺院,寺院里的喇嘛跑光了。附近没有村庄。找不到食物,夜晚宿营的时候,大部分官兵不得不露宿。雨雪纷飞,饥饿难耐,官兵们无法入睡。仅仅是挤在一起闭一下眼睛而已。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于是第二天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把衣服烤干,然后继续翻越雪山。

左路红军到达马河坝的时候,由于粮食极度缺乏,决定休整两天以解决粮食问题。

藏民种植的青稞已经显出淡黄色,尽管距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但至少现在是可以勉强充饥的。于是部队号召官兵们收割。这些青稞的主人全跑了,红军一边派人去寻找,一边给官兵下达收割的指标:不但要收割供自己单位十天食用的青稞,而且还要支援那些仍在雪山中行军的部队。早上八点,部队集合下地,都是农民子弟,收割庄稼的工作并不陌生。朱德从井冈山起就与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现在,他不但自己收割,而且还自己把收割的青稞挑回来。中央纵队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老人负责用手搓青稞粒。部队组织起一个粮食运输队。把搓好的青稞给发生粮食危机的部队送去。

  青稞粒用清水煮了就能吃。

但这种颗粒非常不好消化,往往整粒吃进去再整粒排出来。

在马河坝,红军官兵让青稞粒弄得肚子很难受,而毛泽东则让李富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弄得心情很难受。李富春在电报中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苏维埃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红军的兵力受到严重损失,这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制定路线的中央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有人承担责任就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分化,高层领导一旦出现分化就要有人站出来重新主持局面: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就会有新的领导人的产生。在眼前这种形势下,谁将是中共中央乃至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呢?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只局部地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而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严重的军事危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回避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的政治危机。但是,毛泽东对最高领导权的渴望是明显的,结果是有人对他的领导权提出了质疑,从而导致了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了会理会议。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曾对张闻天说过这样的话:

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国焘所说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两个内涵:一是应该承认中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中央,到了该清理其错误的时候了;二是中央红军已经损失过半,应该承认拥有近十万兵力的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或者直接说就是承认他张国焘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因兵强马壮而产生政治野心的巨大担心。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广泛散布自己的观点,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责任在中央”等等。同时,他试图利用一、四方面军官兵之间发生的摩擦来扩大对立情绪。张国焘首先需要统一思想的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与徐向前的谈话令张国焘大失所望。徐向前晚年回忆说他那时因不满已久正在“闹调动”: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敢把话直接向徐向前说白了,只能用“中央的北进决定是否明智”来试探虚实。徐向前虽然并不清楚张国焘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两河口会议中党内已经显露的矛盾,但他客观地分析了南下和北进都存在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好,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南下固然能够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进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徐向前的态度是张国焘没有对中央北进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重要原因。

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很投机。陈昌浩在政治上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留学苏联,是王明的同学和助手。与张国焘一样,他一九三O年回国,一九三一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由于离开中央的时间很长,他对毛泽东等人并不熟悉。他所受到的革命理论影响全部来自张国焘,因此,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红四方面军政委自然不容任何人向张国焘的权力和威望提出挑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中央慰问团成员之一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慰问团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要求他就不要回来了,留在那里当苏区四川省委书记。但张闻天显然已经感到了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因此又嘱咐李维汉说:“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李维汉一到杂谷脑就看出来了,这里的人根本不愿意他当苏区的省委书记--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七月六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

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当军委委员,而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军委工作。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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