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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中国往事:石光荣们的原配与新婚

热度108票  浏览4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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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对我说,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情燃烧的岁月吧)他一连看了好几遍,里面就像在演他父母的生活。对此我有同感。这部连续剧说的是出身贫苦、身经百战、30多岁的军参谋长石光荣和20出头、有文化有浪漫情调的部队文工团员褚琴在建国初期的结合,以及几十年里他们极不协调、吵吵闹闹的生活。但这部戏让我想得最多的,还是石光荣、褚琴式家庭组建的特殊时代背景。   

“刚进城那阵子,吃喜糖多,吃红鸡蛋多”

其实,今天50岁上下、部队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有相当多都是出生在如石光荣、褚琴这种父母的怀抱里。父亲也是那么粗,有一大堆农村的穷亲戚;母亲也是那么年轻甚至漂亮,与父亲文化、性格反差很大。至于如石光荣、褚琴那样“闹腾”半辈子的夫妻多不多,没人留意过,据我的感觉,恐怕不会太少。

这种情况的发生,和这种类型家庭的组合,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共产党靠的是枪杆子打天下,军队是革命队伍的主体,这个“主体”当然是由千千万万军人组成。经过多少年的浴血拼杀,终于,“我们胜利了!”终于,“大军”进城了。于是不少“石光荣”缓过神来,在祭奠枪林弹雨中“如麦穗般倒下”的战友的同时,想起自己还是一条光棍汉子。随着越来越安逸的生活的到来,性觉醒和中国农民要传宗接代的观念让这些人成批地、快速地结婚。所以那时过来的人都说,刚进城那阵子,吃喜糖多,吃红鸡蛋多,部队最忙的,已经不是司令部,而是政治部。

一结婚不要紧,都“哗哗地生孩子”。如果仔细考察那时的“石光荣”家庭,孩子一个连一个的很多。解放初的几年实行供给制,孩子越多,保姆费越多,什么都是组织包了,所以根本没有顾虑。加上后来学苏联学到了极致,连苏联多生孩子的“英雄母亲”也要学,因此才有了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的到来,也才有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热情高,好办事”的指示。

一位朋友说:“别看我爸爸12级上校,一个月将近200块工资,可我上中学之前没穿过没补丁的衣服。虽然爸爸军装年年发,但我穿的还是哥哥姐姐穿过的破军装、破解放鞋。”这位朋友家里有7个孩子,6男1女,最大的1950年生,最小的1960年生。供给制时没问题,到了工资制,一算,家里并不富裕。

由于生孩子多,又实行了工资制,因此不少“褚琴”都退了职,在家专门看孩子,照顾丈夫,成了家庭妇女。这样的情况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能见到不少。一位朋友回忆,他小时候长在一个部队大院。当时还没煤气,也没有在家洗澡的习惯,营房里有澡堂,一毛钱一张澡票,周三周六下午4点和周日全天开放。他记得一到星期六下午吃完晚饭,一个楼18家,住的都是上校中校,至少要有10家以上不上班的家属,她们咋咋呼呼地相约着,拿着脸盆肥皂、丝瓜瓤子和小板凳,一起去洗澡;一个多小时以后又都梳着湿头发回来,个个样子妩媚。我这位朋友的妈妈在一所小学当教导主任,可能在她妈妈平时的言语影响下,从小就看不起这些“不求上进,靠男人吃饭”,没事还老爱监视他们这些爱闯祸的调皮孩子,时不时上门告小状的“家庭妇女”。算一算,那时这些女人也就30多岁。后来到了80年代中期,“组织上”开始给这些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后来退职的干部家属发起“工资”来,从几十元开始,一直到后来发到了几百元。这下那位教导主任心理不平衡了,跟老伴发牢骚:“她们倒好啊,一结婚就在家呆着享福,带孩子也没耽误,到头来还给她们发‘工资’,早知道我也退职了。”但是终究这些人的“工资”是补贴性的,标准不高,到后来就显出了劣势。另一位朋友的父亲70年代曾任某大军区的卫生部长,80年代初去世了。他妈妈就享受这种补贴,老太太曾很苦恼地说,楼下一有人扎堆聊起工资来,她马上就躲开,怕触动自卑心理难过。她和那位教导主任是前后楼的领导,后来教导主任的老伴也去世了,都成了遗孀,走动很频繁,有一次串门问起工资时,教导主任说自己是离休,有2000多元的工资,那位“部长夫人”就再也不来串门了。

这悲剧谁也不赖

一位朋友家接到一份讣告,逝者享年88岁,副兵团级待遇,1955年授衔时是大校。这位朋友说起关于这位老人一家的故事:

“他儿子和我曾是很要好的朋友,现居国外,长久没有联系了。他母亲当年很年轻很漂亮,身材修长,我从很小就有很深的印象,是我们所住的环境中很少见的气质高雅的女人(她是位医生,开始在协和医院,后来听说在安贞医院)。从‘文革’前我就经常到他家去玩,他爸爸是军内很著名的理论家,听说从‘文革’前就挨整,经常沉着脸,嘴里一口被烟熏得很黑的牙,不像一些老粗家长爱热情招呼我们这些捣蛋包。他妈妈偶然会出现在家里,但显然不常回家(惟其偶然,我才印象深刻)。‘文革’中挨整当然跑不了他爸爸,家里除了异常凌乱,就是异常清冷。那几间大房子好像只属于我朋友和他妹妹两个人。后来‘文革’结束了,那位朋友大学毕业了,突然有一天当我问起他妈妈时,他很坦然地告诉我:‘和我爸爸离婚了,不回来了。’我急忙问:为什么,‘文革’都完了,大难过去了,怎么还离婚?他又坦然告诉我:‘他们以前感情就不好,那时我们小,不能离。’那位朋友应该是1954年生人,推算起来,他父母结婚也当在那“大拨儿捉对儿”的年代。他妈妈没有像褚琴他们闹着闹着闹好了,而是从来不闹(这是朋友说的),隐忍到最后,无声地散了。相比之下,我比同情褚琴更甚地同情我这位朋友的妈妈,这是更深沉的悲剧。这悲剧谁也不赖,只是时代刻下的痕迹。他父亲其实也是位不幸的人,所不同的是,他不粗,是个文人。”

重婚的无奈

50年代初,像石光荣、褚琴这样的婚姻,虽然有诸种反差和不和谐,但在干部中应该说是“规范”婚姻,因为虽然石光荣老大不小了,但和褚琴毕竟是初婚。从社会观念上看,褚琴并没吃什么亏,所以褚琴的父母非但不因石光荣年龄大而嫌弃,反而因女婿“官”大又孝顺,十分满意。

和上面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是,在50年代初,还有一些再婚的干部,数量不在少数。这种再婚也有其历史原因。中国革命从农村开始,军队里从干部到战士,几乎清一色来自农村。他们不少人参军前已在家结婚或定亲。由于革命的残酷和根据地敌我争夺频繁,无论国民党还是日本人对根据地的残害都极为凶狂,更不会放过那些共产党家属。因此一人参加革命,家中面临的处境就异常险恶。这些革命者很多是一去多年,南征北战,乡音阻隔,家人被杀被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经历多次反复和起落,牺牲者无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闹革命的,有的一个村出去几十人,竟无一人生还。几十年拼杀,还是那句话:“我们胜利了!”进城之后,结过婚的,托人打听多年前的妻子,回信或说“早死了”,或说“找不着了”,在家苦守的妻子如幸运活着,仍是农村妇女,无力寻找离别多年、不知死活的男人。有的七折八拐得到消息,说人早牺牲了。因此改嫁的,定亲后又不认账的,也有很多。

这就造成了很多干部进城后又重新结婚。他们大多数无可指责,是经过苦苦打听,得到家破人亡的消息后再婚的,这些人的年龄其实大多和石光荣差不多,所娶的妻子也多是年轻的“褚琴”。有个同学的父母经常为家务吵架,一闹起来,老婆叫老头“你个老东西”,老头叫老婆“你个小东西”。从年龄最大的孩子推算,也基本都是建国头几年结的婚。而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国家的稳定和信息的逐渐畅通,几年之后,家乡那边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打听,自己的男人还活着,找上门来,这就出现了麻烦。双方都有委屈,却双方都很无奈。还有一位同学的家就是这样,原配妻子终于找到早已改名(参加革命后改名的干部占很大比例)、无处打听的丈夫,丈夫却又有了新家和孩子。这时的局面就只有靠组织来收拾。所有部队组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劝原配放弃名份。中国妇女的贤德使这种工作并不难做,丈夫同意养育两人的孩子,家乡政府答应照顾她的生活,寻夫女人只有承认这种现实。我有几个小学同学家里也都是两窝孩子,一个同学的大哥是前妻所生,却和他长得极为相像,一看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不用做DNA都不会有错。这些前妻的孩子不少都很有出息,多年之后看出来,在温暖中长大的弟弟妹妹们多事业平平,而这些大哥大姐们,却应了“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的古训,多有所成,有的很早就大学毕业,成了高级干部、学者和职位很高的军人。

一些原配的、当时已经在外工作的干部妻子对这种“一窝蜂找媳妇”的现象深不以为然,一位朋友的妈妈是位级别很高的干部,闲叙起来,鼻子哼着说:“什么找不着了,是不想找,有的是老家的真死了,有的还不是看着那些文工团员年轻漂亮,闭眼硬说找不着。”老人说:“我就佩服我的一位老上级(是位大学的党委书记),什么时候学校演电影,都搀着小脚老伴去,人家怎么找着的?”

当然也确实有不像话的,一个朋友,他有个弟弟竟是父亲的前妻生的,他说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曾回过老家。为此听说他父亲还挨了个不太重的处分。

地方干部似乎这方面的情况少些,这也有道理,因为地方干部大都长期在根据地或隐蔽战线工作,稳定性较部队要强,家庭维系要相对紧密一些。

((摘自《真情如歌:五十年代的中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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