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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阴暗面:伪造光绪“衣带诏”骗钱

热度128票  浏览48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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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的政治行情,在1909年的时候,继续阴线下行。

  随着大清国在3年前旗帜鲜明地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话语垄断地位,受到了根本的动摇。同时,他在大清国的心目中,也失去了作为对手的地位。对于一个已经将“持不同政见”作为职业、并且因此而获得了丰厚回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政府突然与你成了同志”而更可怕的:这意味着失去一个以咒骂和恐吓不断帮他炒作的庞大资源,“同化”带来的是灾难性的“边缘化”。

  政治改革的大旗,早已被慈禧太后在3年前就高高举起,而且更快(步子)、更高(调门)、更强(力度)。如今,年轻的载沣扛过了这面大旗,因为缺少历史恩怨(戊戌年时载沣仅15岁),康圣人更是蜕化成了随时可能下市的ST垃圾股。

 

  在对付康有为的问题上,上一任领导核心理应传授给载沣的一个重大历史经验及教训就是:敌人往往是自己制造出来,并且自己将他养肥的。

新政府的漠视

 

  年初刚刚改元宣统后,中央都察院就收到一份特别的文件: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儿子杨庆昶,缴还了光绪皇帝在戊戌年颁发给其父的密诏(《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据说这封密诏是当年缝在杨锐的寿衣内,随棺材偷运回了四川老家。这份密诏的出台,不仅洗刷了光绪皇帝不惜采用雷霆手段对付慈禧太后的嫌疑,也令康有为在海外藉以号召民意、聚集徒众、募集款项乃至四处猎艳的“衣带诏”现出原形。

  而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大清国新的领导核心,似乎对这么重大的历史见证并不在意,没有因此掀起一场狠揭猛批康有为虚假面貌的宣传战。

  在对付康有为的问题上,上一任领导核心理应传授给载沣的一个重大历史经验及教训就是:敌人往往是自己制造出来,并且自己将他养肥的。

  已经为中外史学界公认的是,康有为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戊戌年间其出逃海外后,无论日本人和英国人都认为此人大言不惭,作用有限。康有为后来的崇高地位,首先与其坚毅固执的性格有关。据梁启超说,当年康七次上书,“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先生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康在其一生中,的确表现出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神。

  “自身努力”之外,康的地位也有一大半来自大清国的赐予。戊戌政变之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大清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着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清史上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颁行《大义觉迷录》,本意是想用真诚、宽容来反击对其权力合法性的质疑,结果却令雍正得位不正的传言主导了当时和后世的舆论市场。

  政治很多时候似乎并不需要真理,更不需要真相,而只需要一个符号。大清朝廷对康有为发动的舆论批判,以及对所谓“康党”的组织清算,举轻若重、牛刀杀鸡,实际上一举抬高了康某人,硬将改革的旗手桂冠戴到了他头上,反而赋予了其全新的符号意义,身价倍增。一手举着“六君子”鲜血淋漓的“悲情牌”,一手靠着大清国强力的“反向营销”,康有为这个符号承载者成为这场悲剧中最大的受益人,而大清国则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成了大输家。“六君子”的鲜血未必染红了“保守派”的顶子(他们自认为无非是“防守反击”而已),却帮助康梁师徒成了国际名人。

  康有为当然是个聪明人。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化,就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保皇会被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以便更为符合主旋律。

维新派的秋波

 

  政治上从来就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史料表明,大清国那些活跃在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无论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从来没有间断过与大清朝廷的私下接触和利益谈判。1906年,康有为乐观地认为他的第二次政治青春期来临了。这一年,大清国终于解冻了戊戌政变后被冷藏了8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宣布“仿行宪政”,而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梁启超为大清国出访欧美的政治考察团代笔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在朝廷宣布政改的同一天(9月1日),康有为于一年多前派遣回国潜伏、执行刺杀慈禧太后任务的梁尔煦,于被捕一个月后在狱中被悄悄鸩杀,“朝廷”与“叛逆”在这件事上心照不宣,不事声张。康梁庆幸,此事“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

  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保皇会被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以便更为符合主旋律。康有为提出了“上崇皇室、下扩民权”的政纲,并且计划邀请载沣担任这个宪政会的总裁,希望能将本部设立于上海。康有为郑重地向清政府请求为宪政会立案登记,似乎浑然忘记了不久前还派遣刺客对国家领导人实行恐怖袭击。

  在保皇党内部因“全党经商”而引发的一连串内讧中,康有为甚至向清廷告状,通过将昔日的同志描绘成潜伏在保皇党内部的“革命党”,把经济利益纠纷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战斗,希望借刀杀人(请参阅本专栏上期《“圣人”经商》)。

  面对康圣人的连串秋波,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坐怀不乱”:一方面,对作为政治势力的保皇党(“宪政会”),采取“不放弃、不抛弃”的“两不”政策,在宪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中,求同存异,将大量有保皇背景的海外华侨纳入统战的范围;另一方面,对康有为本人则采取了另一“两不”政策:不攻击、不亲近,归根到底就是“不接你的茬”。这样的政策导向,加剧了保皇党内部的分离倾向。更值得后人深思的是,大清国在新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相当宽广的政治胸怀,甚至还能包容实施暴力破坏的革命党:对汪精卫那样用炸弹和手枪向领袖“猖狂”攻击的“恐怖分子”,都予以怀柔和优容,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异数(请参阅本专栏2月23日《爱新觉罗软着陆》)。

  大清国最终覆亡。而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康圣人来说,政治毕竟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无人喝彩(包括倒彩),无人关注,那就意味着交投惨淡,退市的锣声也该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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