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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当娘家:来自日本的中国女共产党员

热度77票  浏览2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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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间靖子(中文名“刘静贞”)出生在中国,二战后流落东北,隐瞒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受尽折磨,后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加入中国国籍。55岁时,她第一次回到日本。这个给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当过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刚回日本时连饭都吃不饱,却一直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八旬高龄还多次回中国,资助中国的穷孩子。她说:“我把中国当成娘家,日本不是。为了中国孩子,我也要活下去。”

被苏联红军追赶的日本女孩

胜间靖子出生在大连的日本人居住区,邻居们以为她是中国人,或者顶多是个中日混血儿。她没有说破,认为这样能保护自己。

86岁的胜间靖子对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我生母去世得早,继母对我很不好。我吃不饱,有一次她竟发狠用熨斗烫我。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日本邻居们很同情我,说‘你最好赶快离开家,不然会被折磨死’。”

上世纪40年代,胜间靖子在大连一个日本小学当老师,只要回家就挨打、挨饿。当时她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当兵(日本当时规定小学教师不能转行,除非服兵役),“我宁愿到前线去死了,也要摆脱继母的折磨。”

胜间靖子的父亲是日本的大富商,天皇的家人经常进出他经营的高档宾馆。父亲无法制止女儿的继母施虐,胜间靖子只好到哈尔滨的关东军陆军医院做护士。没工作多长时间大家就传说,跟苏联不打仗的条约(《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已经结束。关东军预感苏联马上要出兵,陆军医院于是从哈尔滨向大连转移。

撤离的那天早上,胜间靖子上车前发现病房里静悄悄的,就偷偷溜到病房,看到了一辈子难忘的惨像:那些重伤员,还有在战争中吓疯了的士兵们都被处死,“往血管里注射空气”,一排排躺在那里。

胜间靖子和同伴在火车上听到了天皇的投降诏书。苏联红军截断了日军的退路,火车停在长春走不了了。伤兵们抱头痛哭,各自奔逃,靖子无依无靠,一个日本护士有亲戚在长春,就拉她去寄住。有人劝她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日本人,街上到处是寻仇的中国人,还有一些抢掠奸淫的苏联士兵。

这个小护士的亲戚已经撤走,她突患胸膜炎发高烧,胜间靖子把她背到日本的慈十字医院,一个星期后病逝。靖子孤身一人,中国女医生绍淑荣收留了她。绍大夫曾留学日本,她所在医院的日本医生护士都跑了,剩下几个中国医生勉强支撑,“病人积了一大堆,没人治。”胜间靖子留下帮忙,兼给一家有钱人做保姆。

为了乱世求生,绍大夫给靖子起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刘静贞。有一天,刘静贞正在楼上晒尿布,忽然楼底下有人喊她快跑,几名苏联士兵远远走来,走楼梯已经来不及了,她抱着柱子滑下来,跳墙逃到别的院子里……

大家觉得刘静贞孤身一人太危险,就给她介绍对象。后来,一个有俄国血统的小伙子成了她的丈夫。

被俄国疯婆婆锁在木屋里

靖子的丈夫王德成的父亲是山东人,早年在中俄铁路干活,后来跑到莫斯科,遇到一个俄国孤女,两人结了婚,生下王德成。一家人回到东北,王德成学了点儿日语,进了长春满洲电影制片厂。

国民党要打进长春,刘静贞和丈夫跟着电影厂(抗日战争后,满洲电影制片厂被我党接收,改称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撤往黑龙江。

刘静贞的俄国婆婆在日本占领时期被日本警察打疯了,看谁都像小偷。到了哈尔滨,王德成到前线工作,婆婆把刘静贞锁在小木屋里,怕她席卷而逃。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侯波知道后,把刘静贞救了出来,动员她参加工作。于是她替电影厂留用的日本技师们当翻译。那年是1947年。

刘静贞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家,“我觉得日本像外国一样,我对中国更熟悉。”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于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刘静贞成为正式党员。

当时东北的每个大战役都需要电影厂去拍摄、留存,电影厂极缺摄影师,刘静贞就尽心尽力在日本技师和中国学生中做翻译,想快点儿培养出新摄影师。电影厂刚培养出3个新摄影师,却在上前线时遭遇敌机扫射,一下牺牲了两位。

周总理救了“日本女间谍”

全国解放后,刘静贞到中国电影洗印厂工作,和丈夫来到北京。她有两个孩子,人们每天看到面目清秀的她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风风火火去上班。她这时已经成为电影技术工程师,先后担任股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

要是没有特殊情况,这个日本女人会在中国平静地生活下去,然而文革来了。一直向组织隐瞒自己是日本人的刘静贞心怀愧疚,可她的坦白没有得到造反派的宽恕,她被视为“日本女间谍”,“里通外国”。丈夫王德成因此遭难,这个涉及3国血统的家庭一下堕入深渊。

刘静贞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强制改造。身高161厘米、体重43公斤的她,在4年多的繁重劳动中,成了一个健壮的劳动能手。

有一天,从前对她厉声厉色的人突然和善起来。审查结束,她被批准回北京。她这时才知道,田中角荣来北京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恳请周总理照料在中国的日本人,周总理答应了。

刘静贞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她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领导不给她分配工作,她就搜集世界电影资料,办日语班,总之她想多做工作,多做对人有益的事。

1980年,她突然想去日本看一看。她虽然是“纯种”日本人,但50多年里竟然没去过日本,蛮荒唐的!

她联系上了妹妹,回到日本,这才知道,日本战败后,她的家人一直在中国漂泊,得到了中国百姓的救助,1947年才回到日本。

亲人劝她留在日本。这里毕竟是她的根,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她自己也在说服自己留下:“我觉得我应该留在日本做宣传,让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孩子了解中国。日本太不了解中国了。我要是这样走了,日本邻居会怎么说我?这个受中国教育的人怎么这么无情无义?”还差几个月就能在中国离休的刘静贞留在了日本。组织上后来给她办了离休手续。

给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当翻译

刘静贞留在日本,生活很艰难。“我到日本以后,有两年没买过米,都是到面包房拣人家扔的面包。”她干过许多苦活累活,供两个跟随她来日本的孩子读书。

后来,刘静贞进入读卖国际商学专门学院,创办中文班。这时,她的故事在日本传开,有些公司想请她做翻译、搜集中国电影情报,薪水很高,每月四五十万日元,比当中文教师的8万日元高多了,但她谢绝了,一是舍不得她的那些学生,二是觉得不能做对中国有损害的事。

白天她去教书,晚上去日中友好协会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活得很累,但她觉得很有意义。后来,她开始做一件大事,为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当翻译。

她刚开始为领导人当翻译时很紧张,“上台的时候腿直哆嗦。”她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生怕给中国丢脸。

这个工作使她先后接触了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协助日本政府接待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等大批友好交流团。

有这个身份特殊的日本人――“中国离休老干部”当翻译,中日首脑会谈和民间往来多了几分亲切。

为了中国“娘家”的穷孩子

刘静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在组织日本学生资助中国的贫困学生。她不顾八旬高龄,每年数次来中国。她说,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的女生最苦,她要多关心她们。从1995年开始,她每年给希望工程捐款四五万日元。

也就是那一年,她带中文班的第15级日本学生到中国实习,学生们发觉老师在捐助中国的穷学生,也行动起来,把自己的零用钱捐出,总共凑了几千元人民币。此后,给中国孩子捐款的行动从15级传到16级、17级,现在已经传到第24级了。这成了这个中文班的传统,每个学生每月捐出500日元……

日本学生的钱来之不易。“这些日本学生,每天早上两点起床打零工,靠这些钱生活、学习,挤出这点儿钱捐给中国的学生。”

刘静贞的学生千带子,在送报纸时被两条狗咬伤,两个月上不了学,她母亲哭着说,你干吗这样,咱们家有钱有地……千带子哭着回答:“我要走了,就少了一个人给中国孩子攒钱。”

刘静贞太累了,也老了,得了乳腺癌。大家劝她赶紧住院治疗,她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于是不顾亲友劝阻,匆匆跑到中国,亲手捐出了学生和她存下的11万元人民币,这才放心回到日本去检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腹部,“肠子都黑了”。

被送进手术室时,刘静贞哭了。她觉得她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人需要她帮助。手术后,病情有了好转,刘静贞对日本学生说:“为了中国孩子,为了你们,我也要活下去。”

有记者问刘静贞:整天忙忙碌碌的,你的幸福是什么?

“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是共产党给我力量。回日本后,我参加过一次日本创价学会的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为创价学会服务’,我对他们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大气,我们不这样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刘静贞在“娘家”学到的这句话,影响了她一辈子。(撰稿 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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