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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最大危险”之一:罗亦农被捕 周恩来落泪

热度93票  浏览4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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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第一仗

邓小平说他当年在上海做我党秘密工作时“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其中之一就是1928年4月15日上午,他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前后只差了一分钟的时间。

罗亦农,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的罹难是中共中央自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就是给他守机关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

十天后,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稚华前额中弹,“气如游丝”。

这就是中央特科第一仗。

【回眸】

不能放声大哭,周恩来只好把脸埋进水盆,边哭边洗,边洗边哭

1927年春夏之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从高高浪尖跌落深深谷底。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洒遍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浦江两岸。面对“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的严酷现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横空出世。它就是绝对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忠诚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直属中央特委,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作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中央特科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克己奉公、舍生忘死、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就是组织完善、纪律严明、行动果敢、分工明确。

所以,罗亦农一被捕,周恩来就找中央特科商量,共同制定行动方案,决定在罗亦农从租界巡捕房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的半道上,设伏,劫救。

据罗亦农夫人李文宜回忆:“当时计划买口棺材,伪装送葬,在棺材里暗藏枪支,让我披麻戴孝,作为死者的家属,随伪装送葬队伍的工人,走在棺材后面。等到囚车经过时,猝不及防地从棺材中取出武器,把亦农抢下来。”

然而,敌人提前引渡,未审判即枪决。

噩耗传来。生怕哭声惊动左邻右舍,周恩来不得不把脸埋进有水的脸盆,边哭边洗,边洗边哭……

【钩沉】

罗亦农究竟在哪里被捕

关于邓小平与罗亦农的接头地点,抑或说罗亦农被捕的地点,一般都说在“望德里”。但究竟几号,却众说纷纭,也有说是上千号。

有材料显示,望德里,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即北京西路(当年名爱文义路)1060弄,那是一条站在弄口就能一眼望到底的小弄堂,弄内只有35栋石库门房子,最大门牌数为35号。

郑超麟生前写过一篇《记罗亦农》。他当时跟罗亦农住在一起,他回忆也去过罗亦农白天上班办公的地点。郑超麟说:“望志里(即望德里,郑超麟记忆似有误)的房子我去过几次,似是进弄门后第三家。坐西朝东,一楼一底,上海普通弄堂房子。楼下住着霍家新(即何家兴)、贺子华(即贺稚华)夫妇……”

叛徒是怎样认定的

中央特科首先查实,案发前先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巡捕房政治部告密,说自己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巡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5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还说她愿意先提供罗亦农的地址,要巡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言非虚。巡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亦农。

郑超麟进而提供细节,那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先是拿了一封信给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口值勤的中国巡捕,说是给巡捕房的。信内说,她住的地方楼上是共产党机关,每日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亦农来办公,她要巡捕房去抓,交换条件是送她和她的丈夫去外国读书。

既然如此,视线自然聚焦在贺稚华身上。贺稚华和她丈夫何家兴住在罗亦农的楼下。她和她丈夫清楚知道,每日来楼上办公的人是罗亦农,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这一仗究竟打在何处

特科出山第一仗,有说是在“旅馆”打的。另有不少地方说那天是假办了一场喜事,除了放鞭炮做掩护,还包括一些具体细节,如一顶迎新的小轿、锣鼓唢呐声等。

从这段材料看,只能肯定一点,“边爆无数”确实掩盖了惩处叛徒的枪声。

【口述】

世界情报史上的一个奇迹

口述人:陈知建(陈赓之子)

我父亲对上海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这一辈子无数次地到过上海。我知道的这几次,可以说得下来的,恐怕最早是北伐时期,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受领任务,去苏联学习秘密工作。在苏联学了几个月后,回到上海,赶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因为他是军人出身,就参加了军事训练,训练工人纠察队。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从上海到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随周恩来去九江,筹备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他左腿负重伤,这样又回上海来治伤。这也是他第一次身负重伤。腿伤好后,他就留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成立是因为反动派搞白色恐怖,对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的破坏太大,出了不少叛徒。所以,周恩来牵头成立中央特科,武装保卫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周恩来是我们党隐蔽战线斗争的最高领导。当时周恩来的副手是后来叛变的顾顺章。我父亲实际上是给顾顺章当助手。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我父亲当科长。三科是行动科,又叫“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和处决叛徒,还对敌特组织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个四科,就是通信科,当时由李强负责。

中央特科可以说是我们党隐蔽战线斗争的一大奇迹。我念中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51号兵站》。我一边看,一边批评那部片子有假。哪有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共产党再厉害,也很难化装成日本宪兵,开着警车去追做迫击炮的钢管。我说它胡编乱造、吹牛。我父亲听到了,就训了我一顿。他说:你懂什么?当时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凭什么不信?我们当时搞地下斗争,国民党重要人员身边都有我们共产党人。到了后来,发展到国民党的作战厅长都给我们送军事情报,你信不信?我说我当然不信。我爸爸笑了笑,也就不跟我详细讲了,大概涉及到党的机密。这个事情,我到什么时候才信呢?等我长大了,成人了,到重庆工作,当警备区的副司令,我管的干休所里有一个老同志,名叫郭汝瑰,本来就是国民党作战厅厅长,他就给我们共产党送情报,这回我可是彻底信了,真信了。

当然,在那之前,我也听说了不少中央特科的工作,一些传闻轶事,各种渠道,听了不少。我越来越觉得这工作太神奇了,太辉煌了。敌人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原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大特务头子徐恩曾,他身边就有两个著名的共产党员,两个地下工作者,一个是钱壮飞,一个是李克农,再加上胡底,三个人相互配合,搞到许多机密情报,怪不得国民党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再重要的秘密我们也知道。每当我们的党组织将要受到大破坏,中央特科总能预先知道情况,报告我父亲,报告周恩来,使相关同志及时安全转移。当然也有几次营救不是很成功,或者得知消息晚了一点,组织受到比较严重破坏。但总体来说,当时党中央在上海基本上是安全的。

中央特科在政治保卫、镇压叛徒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中央特科的工作可以搞到这种程度,居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都能在上海开,在闹市中心,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我们还巧妙利用了许多情报关系。像租界里面的外国巡捕,它的头儿,法租界巡捕房里的那个头子,跟我爸是好朋友。他那儿就闹出一个大笑话,就是他让陈赓抓陈赓。他从国民党那里得到消息,要抓陈赓。他没想到跟他交情不错的“王先生”,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喝酒的“王先生”,居然就是陈赓。我觉得那真是奇妙,简直就是神出鬼没。

总的来看,在世界情报史上,在我们党的政治保卫史上,中央特科的斗争是一大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斗争,功不可没。这么多年过去了,回想小时候挨我父亲的那顿训,现在还是感到刻骨铭心、意味深长。难怪国外的同行也夸奖,说你们中国共产党确实厉害,情报工作,政治保卫工作做得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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