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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史记:民族魂魄毛泽东【最新版】

热度223票  浏览934次 【共1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9月09日 16:17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建设者,是马列主义的伟大践行者,是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袖标榜。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智慧借助于广博的历史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预见性、可持续性和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意义不容置疑。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做的历史贡献可简要概括如下:一是把蒋介石老先生赶到了台湾,避免了新中国像南北朝鲜那样的两党对峙和民族分裂。二是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创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和人民民主体系,把中国人的身心从几千年封建传统奴役思想统治中解救出来,打破了封建统治者“贫富自有天定”的愚民统治,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时代文明。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三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地发动从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避免了毛泽东逝世后他们之间的相互纷争,为新中国的和平稳定、长治久安扫除了思想人为障碍——此举堪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相媲美。

 

    一.“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

 

    毛泽东暮年时曾经自我总结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既然毛泽东明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文革”坚持到底呢?难道毛泽东不明白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力和权威的威慑力有多么巨大吗?毛泽东既然明知“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可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刻意去“招惹”那些开国元勋们呢?难道毛泽东真的没有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智慧吗?难道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通过毛泽东的“盖棺定论”和毛泽东统揽社会全局的高度我们不难推解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意义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不可否认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斗事件。不能否认“文革”的发动使部分学生丧失了学业的机会。我们也不可否认因部分人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偏差给少数无辜者带来的那场人生劫难是空前的。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文革”的发动与否事关新中国的存亡。假如在“文革”发动的过程中没有那些“闹剧”(或者说是“小插曲”)又怎么能发动起群众?“文革”又怎么能取得成功?

 

    我们必须认可开国元勋们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无比巨大的。我们必须认可如果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和浴血奋战,就就不会有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的心性虽然各异,但他们都堪称是英雄中的英雄、强人中的强人,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充足的理由让后来人用最高的礼仪去崇敬和膜拜。但我们同样不能无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开国元勋们的功名和荣耀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因了他们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开国元勋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赫赫战功自居,他们服从毛泽东的统一领导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信服,但假如没有了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他们谁又会服谁?他们中的哪一位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假如在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因所持的观点不同、或言语不和而闹起纷争,又有谁能劝解得了?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出他们凭借在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假如他们在毛泽东逝世后闹起纷争,又有谁敢断言他们不会把新中国闹个四分五裂、天翻地覆?

 

    对于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的不可撼摇性。从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开国元老依靠在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在毛泽东逝世后就随之协助华国锋逮捕了以“开国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开国元老们因对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对开国元勋们所造成地“迫害”存有抵触心理等原因,不久后又一道解除了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务,并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这一客观发生的事实就可见一般。

 

    毛泽东正是预见了这一点,所以才不得不适时发动了那场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文革”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分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

 

    “文革”是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一场政治思想斗争。说“文革”的“乱”只是一个表象是因为“文革”的发动:1.没有破坏社会生产;2.没有引起社会动荡;3.没有涉嫌国防和部队建设;4.没有外国列强的趁虚而入——这又何“乱”之有?

 

    “文化大革命”成功发动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唤醒了民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把政府的权利运行置于在了人民的监督之下。毛泽东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发动,让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的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执政者的执政权利和执政地位都是人民所赋予的,他们的执政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所得到的荣誉和利益是因为人民对他们工作成绩的认可,他们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消除了社会不稳定隐患、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中的“唤醒了民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和“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两者之间无所谓派生与主流,这些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之所以把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放到第一位是从毛泽东思想的大局认识出发对“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毛泽东的执政目的始终坚持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从毛泽东一生(尤其是晚年)的执政思想理念中可以感悟出:毛泽东把他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大我”,而把家庭和亲情这个“小我”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和深入不得不把与他共同经历战争艰难岁月的“开国夫人”江青推向了革命的前台——作为一颗棋子来下,但毛泽东晚年同江青“划清界线”起到了保护江青的作用吗——没有——多么可怜又可敬的老人呀!

 

    就毛泽东思想的无可挑剔性和人之常理去推解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决没有理由(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在毛泽东逝世后就随之逮捕了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狱中道出真情“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的江青也决没有理由去反动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权。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逮捕“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对华国锋的事先安排,是为了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对于毛泽东对江青的思想决策,请参见汉朝初期的“吕后叛乱”和历史上的后宫乱国——并以此提高华国锋在党群中的政治威望——但即便是这样,江青也没有理由去怨恨毛泽东什么,因为只有她的丈夫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是中华英雄谱中的好男儿——愿江青老人归去的灵魂在“天国”里安息!

 

    这里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的比言也仅指两者发生的社会效力同等相仿,但毛泽东的执政目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这与仅仅停留在以维护自身权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为目的封建王权统治时代的帝王统治者的狭义的统治思维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而言。

 

    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被迫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作为“性情中人”的毛泽东不可能同与他共同经历战争艰难岁月的开国元勋们没有深厚的战友情怀。但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为了新中国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又不得不这么做,对主席来说发动”文革”的初衷在当时也只能让天知、地知、自知——难为老人家了。

 

    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的历史评价和定性应站在历史和客观的角度去进行,让一群在毛泽东时代被作为“专政对象”的、受过“文革”“迫害”的人去“定性”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样的“定性”必将被历史所否定。

 

    “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毛泽东执政的“文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文革”不能也没有理由再在新中国重新上演,但中国变成当今这个样子确实是辜负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中国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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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军事网甘肃张掖网友
2010-09-10 08:02:11
作者的观点大胆、泼辣、新颖,令我振聋发聩,但有一点不敢苟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创建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不但在经济上、制度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要与旧世界彻底决裂、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样板,决不是什么“杯酒释兵权”的权力之争,“今后运动的重点一直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另外,作者在论述社会主义民主时没有提及“四大自由”,也是一缺憾。要知“四大自由”是毛主席在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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