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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一二八奋勇抗战 反被指责卖国

热度117票  浏览10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10月01日 15:28
 九一八事变后,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矛盾面前,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越来越不得人心,连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呼吁“停止剿共,请缨抗日”。但临时中央这时却仍强调:目前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江苏省委也发出紧急通知,规定了对“满洲事变”的具体斗争策略,继续严重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第一,要求在国民党方面召开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上,“将这一大会转变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来”,也就是不顾条件是否成熟,要立刻夺取领导权。9月26日,由虞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800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这本来是有利于反映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党组织却认为是反革命召集的大会,要把领导权夺过来。怎么夺取呢?便是发动党员和左翼团体的群众,在会上冲击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结果,徒然暴露自己,造成多人被捕。

    10天以后,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成立,省委决定由我负责“民反”的工作。这样,上海出现了两个“救国会”:虞洽卿他们的叫“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我们的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为什么在名称上有这样的区别?那时我们认为“抗日”还是被动的抵抗,“反日”才是主动的进攻,符合“进攻路线”;“联合会”是联合一切反日救国民众的团体,表明它的领导地位。尽管用心良苦,却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面对日本的严重挑衅,“抗日救国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民反”率领所属各团体代表160多人,拥人会场,事先未经洽商,提出要“接管”抗日救国会,双方遂起争执。市商会、市总工会等团体的代表纷纷退席。那时,上海民众要求抗日的热情很高,华界的民众为了躲避战火纷纷往租界跑,街上睡满了人,学生也停课了。学校的党组织恢复了一些,比较强的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学生是反日的。我们还办了一份日刊《民反》,有公开的办事处,形势很好。

    如果那时候我们懂得一点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联合这些“合法”组织,发动群众,教育争取群众,是非常有利的。像上面说的那样冲突的结果,力量互相抵消,足以说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一二八事变后3天,临时中央竟然在《宣言》中称:“一切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黄色工会及大商人的组织(市商会、同业公会等)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走狗”。“只有共产党也惟有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是惟一的挽救中国、救中国劳苦群众的道路。”这种骂倒一切的架势,结果只能是失去群众,孤立自己。

    第二,把正在抗日的十九路军的将领作为打击对象。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蒋光鼐等,自动率部起来抗击日军,各界群众奋起支援前线.慰劳将士。“民反”也发动群众组织募捐队,买来一批毛竹,锯成竹筒,上面开个口子,写上“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募捐队”字样,组织许多学生深入到闹市区和车站码头劝募。

    所得的款项购成物品,派人送到前线,直接分送给十九路军士兵。临时中央却号召“愤激”的群众,组织和发展工农自己的武装,派得力同志“打人”包括十九路军在内的国民党武装组织中去,使这些武装组织“转人我们的影响之下,成为我们武装组织的一部分”。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指责蒋光鼎等是“假抗日,真出卖”,号召十九路军士兵起来“脱离长官的指挥”,组织士兵委员会“指挥作战”;还要士兵不顾一切长官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消灭日军的根据地。

    安居在莫斯科的王明还辱骂指挥凇沪战役的蒋光鼎蔡廷谐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想用士兵的血和我们革命群众头颅去实行升官发财”,称他们是“更巧妙地来软化革命士兵实行投降帝国主义”等等。这无异是发动正在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起来兵变。十九路军英勇奋战一个多月后,被迫撤离闸北。

    退到南翔一带,省委宣传部根据临时中央决议中提出的为取得“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这一领导”的指示,在发布的口号中竟提出:“掉转枪头向不抵抗和投降帝国主义的长官开火!”省委还布置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准备在上海建立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3月初,省委在闸北召开200人的民众“大会”,号召占领闸北,建立抗日政权,发动城市游击战争。

    会场被国民党军警100多人包围,当场逮捕十余人,主持大会的军委于部孙小保被当场击毙。更荒唐的是,还布置十九路军中的秘密党员,站在马路边的邮筒上发表演讲,鼓动士兵不要离开阵地,掉转枪口去打下令撤兵的军官。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因此被国民党的军警捕去,以“汉奸”的罪名枪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叫韩进的,头被打伤了,但没有死,后来到《新华日报》工作。回忆这些往事,令人痛心不已!

    第三,在揭露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同时,提出“要与改组派、第三党、人权派、国家主义派、取消派作无情斗争”,“夺取他们的群众到我们影响之下来”。按照临时中央的说法,这些派别“绞尽心血”,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国民党的统治”,“使国民党继续出卖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罢了”。

    后来,这些政治派别中的许多人,在民族危机深化的影响下,同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分歧加深了,他们提出“民主政治”、“一致对外”的口号,有利于我党反对日本和蒋介石。至于宋庆龄、邓演达等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始终遵循孙中山的遗教,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始终反蒋不反共,是十分值得尊敬的。1931年8月,邓演达宣告成立“第三党”后不久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临时中央却把“第三党”称为“中国最危险的东西”。

    当时,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湘沪战争爆发后,闸北、南市等华界大批难民拥人租界。上海30多家日本纱厂宣布关厂停业,上海工人举行反日总同盟罢工,一时有30万工人失业。他们无衣无食,有的露宿街头巷口。我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工反”),并在《申报》刊登募捐通告,学生也帮助在街头募捐,用募得的钱,先在沪西工厂区买米熬稀饭,一日两餐,帮助失业工人维持生活,叫开“大锅饭”。这件事,受到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长的少奇同志表扬,有一次他还带我去向临时中央汇报。但是,经费不足,人多粥少,即使是从苏区的工农中也募得一部分捐款,仍难于持久。

    有一天,薛暮果跑来找我,一进门就说:“我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那里工作,有件事不好办。”薛今果就是经济学家孙冶方,在莫斯科时是东方大学的翻译,我早就认识他。他说:“孙夫人要我送两千元钱给你们,可是中央不赞成,怎么办?”我想这是好事情,我们正愁没钱开“大锅饭”哩!宋庆龄对十九路军抗日积极支持,曾经冒着炮火的危险亲临吴松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又和何香凝一起在交通大学设立可容五六百人的国民伤兵医院。我没有把她看成是“中间势力”。对薛说:“孙夫人支持我们,我表示感谢,但我得让省委通过一下才行。”一讨论,省委同意。事后,我们在“民反”的小报上登了鸣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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