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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宰相制度变化:一次适应中央集权发展的改革

热度189票  浏览28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1月28日 09:35

  史家论及汉代宰相制度变化,大凡都追溯到汉武帝在位之时,而归因于君权、相权之矛盾。事实是否如此?我以为不然。

  一

  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与汉武帝谈论为政之道时说:“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偏袒大呼,天下从风……。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故贤主……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这里,徐乐重点在提醒武帝减轻赋税、徭役,以防止和消弭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吴楚之乱不过举为陪衬,至于君权、相权的矛盾则只字未提。与徐乐同时上书、召见、封官的主父偃、严安,为武帝所划各策也同样没有涉及君权、相权关系。如果主、相之间争夺权力,武帝确系有意用左右近臣削弱相权,善于见风使舵、迎合君主心意的主父偃之流能对这个问题不置一词吗?这就从反面证明,汉初七十年君权、相权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矛盾,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并未予以注意。

  汉武帝的政策、法令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言,当时重点在防范和削弱诸侯王。“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诸侯王莫不悲怨”。为此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它们均以律、令形式,作为长久适用的规范、措施出现,而非尚在摸索中的一时权宜之计。

  宰相制度的变化则不同。汉武帝虽然处死过丞相,贬黜过御史大夫,却从未颁布过一条律令改革整个制度。许多事实表明,自汉初以来,皇帝不但不想削弱宰相权力,相反倒亟力放手宰相行使权力。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曹参为相国,政尚清静无为,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让参子曹窋质问他为何“无所请事”?

  《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惠帝、吕后时一度仿秦制,丞相分左右。文帝初,右丞相周勃辞职,文帝竟让陈平“专为一丞相”,此后西汉一直沿用不改。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罢太尉官,属丞相”。后代基本沿用。文帝曾命丞相灌婴率军八万五千击匈奴;武帝曾命丞相刘屈氂率大军平定戾太子叛乱。证明丞相掌握兵权,集文武大权于一身。

  《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欲封王信为侯,景帝犹疑不决说:“请得与丞相议之”。

  《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于武帝时为丞相,“入奏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以上史实,用汉初以来君权、相权矛盾逐步尖锐,皇帝处心积虑想改革旧制,削弱相权的观点是很难解释得通的。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面看来似乎有利于上述观点,可是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它们并不属于相权过大,与君权冲突的性质。

  其一是汉景帝与丞相周亚夫的矛盾。据《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本来景帝很器重周亚夫,后来所以失和,原因有二:一是景帝废太子荣,周亚夫固争不得,景帝“由此疏之”;二是匈奴王徐卢等六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后”,周亚夫反对又未成,“因谢病”,被免相。这两件事本属不同政见之争。周亚夫力谏,并非相权膨胀,相反,正好符合建立宰相制度,要求宰相对皇帝做出的重大决策进行谏诤的精神。另一面,景帝否决周亚夫之议,也是君主专制下宰相制度所允许的。如果两人都有度量,关系本不该受到影响。然而不幸两人度量狭窄,周亚夫竟愤而“谢病”,景帝借口将他打击致死。很明显,景帝所恼火的不是丞相权力的大小,而是周亚夫固执己见,触犯皇帝尊严。正因如此,他虽打击周亚夫,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调整制度,削弱新上任丞相的权力。这固然也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矛盾,但和制度上的君相权力之争却不是一回事。

  其二是汉武帝与丞相田蚡的矛盾。此事见于《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这是常被引用作为君权、相权矛盾尖锐的史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好儒术,与武帝气味相投。虽因武帝祖母窦太后好黄老,一度免田蚡太尉职,但窦太后一死,武帝立即起用他为丞相。他也以武帝之“肺腑”自居。武帝对他“所言皆听”,甚至他贪得无厌,“请考工地益宅”时,也只说了句“君何不遂取武库”的气话了事,并不深究。

  第二,田蚡作为丞相荐人为二千石官,从制度上说并未越权。由于此故,在所荐人中即便有个别的(“或”)起家至二千石,也谈不上“权移主上”。司马迁这么形容,大概是对田蚡奏事太久,荐人太多所用的一句夸张之词,不能理解得太实。

  第三,至于武帝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从上下文及后来二人关系分析,恐怕并非嫌田蚡权重,而是因为主相二人议事,田蚡“坐语移日”,武帝心情烦燥,而有上语。如果嫌他权重,就不必“所言皆听”。当时武帝二十多岁,即位已五年,早在此事之前已让左右近臣与大臣辩论政事,否决过田蚡意见(见下),则这时对田蚡不驳,应推定是建议符合其心意。如果武帝最后两句话是针对“权移主上”而发,则此后应逐步限制田蚡权力;而田蚡看到武帝发火亦当收敛一些。然而田蚡却进一步摆丞相威风,“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甚至“请考工地益宅”。在与魏其侯窦婴、前中郎将灌夫有隙后,又向武帝控告灌夫,“请案”,而武帝竟回答“此丞相事,何请!”可证二人关系到这时为止还是融洽的。史书记二人不和始于田蚡陷害窦婴、灌夫致死,所谓“上自婴、夫事时不直蚡”云云,反证在此之前,包括荐人起家至二千石这事在内,武帝与田蚡尚没有什么隔阂。

  以上三点,说明武帝与田蚡的上述矛盾并非所谓相权过大引起的,不能以此证实武帝存在削弱相权的思想。

  此外,如汉文帝与周勃的矛盾,性质略同。

  二

  那么汉代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何在?

  我以为,在于汉初以来的宰相制度越来越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巩固汉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它作某些改革。

  如所周知,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基本上是以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制订国策,只求遵守刘邦、萧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宫,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对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办事就行,即使是武人也无妨。从汉武帝开始,这种局面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经过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剧变,清静无为转为积极有为,对主要辅佐宰相之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怎么变呢?是感到他们权力太大,加以削弱吗?是认为他们出谋划策太多,“权移主上”,而故意搁置不用吗?否!恰恰相反,是比汉初诸帝更迫切需要统治经验丰富的宰相多行使权力,多出谋划策,以赞襄自己大展宏图。然而,当时的宰相制度却愈加不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

  首先,按旧制主、相之间见面次数较少。《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汉宣帝“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厉精为治方五日一听事,则在此之前必在五日以上,或许是一月一朝或二朝。间隔时间如此之长,对于迫切需要听取“古今治道”的武帝来说如何等得及?

  其次,为弥补此缺陷,皇帝固然可以多召见宰相议事,可是按旧制礼节隆重,“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还有谒者为之赞唱。《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汲黯为主爵都尉,“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床侧)而视之。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此事既说明武帝不喜烦琐礼节,甚至见丞相都不冠;另一面又说明礼制毕竟约束很大,武帝对丞相也只是“或时”不遵行,而且限于“燕(宴)见”和冠饰;一般情况下丞相朝见商议政事,必得一丝不苟。因此,限于礼制武帝不会屡召宰相朝见。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按旧制,“常以列侯为丞相”。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如周勃);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尽,不得不先以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然后封列侯。另一面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为纨绔子弟,除个别人(如周亚夫)外,才干往往较差。《史记》卷九六《张丞相附申屠嘉列传》:自嘉死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武帝)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此外以列侯或列侯后嗣为武帝丞相者还有;建陵侯卫绾,系以军功封侯,“醇谨无他”,因“不任职”免。魏其侯窦婴,是外戚,虽有才干,但因得罪窦太后而被赶下台;后来又与田蚡不和受到排挤,至死未再进用。武安侯田蚡也是外戚,因好儒术合武帝意,然“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思想偏于保守,政治上无所作为。乐安侯李蔡,“为人在下中”。原南窌侯公孙贺,“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列卿的子弟石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这些人当丞相,用王国维的话便是“皆以中材备员”。一句话,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武帝之左膀右臂的作用。

  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它们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武帝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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