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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火器转来史一:中国火器和中国的火器传来

热度164票  浏览27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2月25日 16:32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1548年序刻本)居庸卷[i]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 大类:其军器有:盔、甲、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2411副,兵器3516件,火器179334件。永安营,盔甲2976副,兵器8946件,火器313335件。巩华营盔甲1862副,兵器3702件,火器129456件。居庸营盔甲3443副,兵器6426件,火器564851件。火器的质和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1989年5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1573年)始,还设有左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1989年5月,西山口曾出土铁炮一尊,长2.29米,口径8.5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ii]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中也都有详细记载[iii]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2001年7月,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20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重0.8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iv]

  由此看来在16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v]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8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vi]

  这里所谓“佛郎机”乃是1517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vii]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1521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Pedro)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viii]。1520年皮来资(Thome Pries)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喜而留之”[ix],”时时学其语以为乐”[x]。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xi]。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1510),福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xii],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xiii]。而林见素则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1518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术。

  葡人商船1518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xiv]。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1521年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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