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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总统”丑闻:一代枭雄曹锟的可笑与可悲

热度100票  浏览3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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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在选择第一个中国封面人物时,《时代》想必在曹锟和吴佩孚两者之间有过权衡。曹锟是吴佩孚的上司,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从地位、名气诸多因素考虑,曹锟入选未尝不可。实际情况也如此,按照《时代》所定的“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在1923年的中国,曹锟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制造新闻的人。1923年6月6日,支持曹锟的四位内阁成员提出辞职,率先向总统黎元洪发难。几天后,士兵、教员、警察也开始了向政府索要拖欠薪水的示威活动,本来就被内政外交诸多难题纠缠得焦头烂额的黎元洪,再次陷入了曹锟设置的困境之中。

  威逼黎元洪下台、逃离北京,曹锟自己则处心积虑策划着实现总统梦。1923年9月24日,曹锟的名字出现在《时代》上,并配发了他的照片。可是,让他难堪的是,他的名字和照片是与总统“贿选”丑闻联系在一起的。该消息标题是《仍无总统》:

在北京,曾试图举行总统选举。选举已失败,因为内阁不能召集齐580名议员。实际召集来的议员大约400名。

消息随后集中报道曹锟以及围绕总统选举而出现的中国混乱的政局: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背后积极活动。据说,他答应贿选,每个议员从5000至10000元不等。一家中国报纸报道说,决定接受这些贿赂的议员,是因为他们拿不到薪金。另外200名正派的议员尚没有被收买。

前总统黎元洪离开天津抵达中国南方的上海。报道称,他有东山再起的计划。在上海,约有300名议员,有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孙逸仙博士的帮助,黎元洪将军会再次出现在北京的总统府。

然而,报道尚未证实。据知,孙逸仙已倾向由张作霖出任总统,他们二人都不愿意支持黎。不管如何,安福系(1920年被推翻)面对督军们的势力已不堪一击。

另外,还在努力召集法定人数来选举总统。但似乎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后,新的一期《时代》10月1日出版时,又以《政治动荡》为题简要报道中国的总统选举:

政治局势没有改变。北京的议会可有可无;内阁仅仅是一种功能;只有督军(军阀)在他们中间争来争去,看他们谁会是下一任总统。绝对混乱不已,选举黎元洪出任新总统似乎遥不可及。

总统选举引发的政治动荡,在1923年10月5日终于有了眉目。这一天,国会大厅选举会场戒备森严,在每票5000至10000元的诱惑下,议员们选择了曹锟,他以593票中的480票而当选中华民国新总统。10月15日出版的《时代》以“新总统”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东方的快速简直令西方世界难以置信。中国议会重新召集,通宵达旦地选举一位总统。北京装点热闹气氛;士兵在街上巡逻;一副充满希望的样子。

这一选举在此之前曾一度举行,但出席国会的议员未达到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选举日期推延。然而,随着从天津来的火车载着38名新增加的议员们的到来,人数即超过了法定人数。他们受到了同派议员们的热烈欢迎。总共590名议员集中至国会大厅,并被“锁”在里面。选举于是开始。

直隶督军(军阀)曹锟将军当选为总统,接替黎元洪(黎已于3个月前到天津,见《时代》6月25日)。他比应当选最低票数还多50票。有报道称,他赢得选举是靠贿赂议员,每人获5000大洋。

曹锟将军是位军事强人,如果他能成功地赢得吴佩孚将军(长江流域的督军)的支持,他的地位从军事角度来看将牢不可摧。不过,他缺乏政治才能,缺少性格魅力;更何况他完全被一帮“邪恶高参们”包围着。

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曹锟“当选”总统,中华民国在短短十几年里,走马灯似的变换一个又一个的总统,内阁总理替换之快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有名无实,混乱无序。各地军阀关系错综复杂,忽而盟友,忽而敌人,此消彼长……此番景象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今,即便相距80年,面对如此纷乱的历史场景,要想理出清晰的头绪也并非易事,何况当年那些中外观察家们。

如果没有成为“贿选总统”,曹锟是否还会在现代史上留下永久的名字?读民国史或回忆录,不太容易看到关于曹锟的正面叙述,对他的研究似乎也颇缺乏。一代枭雄,竟落得如此结局,也是一个悲剧。

我感到费解的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士兵,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直系领袖,难道仅仅一个“贿选总统”的名称就能概括一生?他统帅千军万马,左右政局,一定有过人之处才是。读职业外交家顾维钧的回忆录,下面这番话多少能解答一下我的疑问。顾维钧说:

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身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顾维钧回忆录》,第266页)

然而,《时代》在1923年3月创刊后开始注意中国局势时,曹锟在世人面前呈现的不是他成为直系领袖过程中的才干与魅力,而是他因迷恋总统职位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时代》(1923年10月22日)很生动地描述了曹锟就任总统的场面:

10月10日,早上7点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12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

他坐上敞篷汽车,在气氛欢快的大街上驶过。凯旋牌楼醒目地竖立着,挑选出来的士兵,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表现出的各自不同的情绪。或说他们热烈欢呼,或说没有听到欢呼声,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缺乏热情的东方式的好奇。

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在此等候。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宴会在大楼举行,新总统再次发表简短的就职演说。

总统对宪法得到通过和颁布表示满意,因为这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谈到需要削减军费开支,需要压缩财政支出,需要发展和巩固教育。在谈到中国缺乏合作以及与外国的关系时,他说:

“我希望汇集所有具备才能者紧密合作以统一国家。人民必须得到保护,获得和平。友好的列强希望中国富强,但是,假如我们未能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那就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近些年来,友好的列强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对于我们来说,应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履行条约义务和偿还外国债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友好关系。”

曹锟终于当上总统。他何曾料到,这个位置他只坐了一年就会遭到囚禁,而“贿选”之名却传至久远。

曹锟命运让我想到了民国另一位枭雄--袁世凯。1915年12月,袁世凯孤注一掷实现“皇帝梦”,立即招致一片讨伐声。仅仅3个月后,1916年2月,还没坐热“皇帝宝座”,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再过三个多月,他在全国反袁呼声中去世。如今,曹锟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个人欲望。虽然一时间如愿以偿,戴上总统桂冠,但他也同样随即招致一片讨伐声。南方孙中山、北方张作霖,纷纷通电反对。其实,四分五裂的国家现状下,冠冕堂皇的所谓总统,不过是小儿游戏一般的面南为王,徒有虚名而已。可曹锟却为这一虚名而身败名裂!

最致命的打击不只是落在曹锟身上,而是更惨重地落在自民国初年开始实行的议会制身上。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会民主试验结束了。”实际上,这一议会民主试验在1923年因曹锟“贿选”就已彻底变质,走向终结了。从此时起,曹锟不但被称作“贿选总统”,国会也被贬为“猪猡国会”,议员们被贬为“猪猡议员”。国会与议员本应拥有的尊严与威望,在曹锟当选的那一刻,丧失殆尽。

不过,或许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曹锟贿选。它多少还说明宪政这样一种政体形式,在一个动荡与混乱的时代,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威慑作用,历史色彩也因此多了一些斑斓。即便手握重兵的军阀,也惮于议会这种在中国新出现的政体形式,尚不能随心所欲地凌驾其上,或者随意地弃之一旁,另起炉灶。遗憾的是,谁能想到,一个最初曾让人们寄予厚望的宪政试验,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弱不禁风。它步履蹒跚,气喘吁吁,颤巍巍地走在风雨飘摇之中,然后又尴尬地竟由贿选这种可笑的历史变奏将它送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却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一代枭雄的可笑与可悲,作为历史笑料留了下来,不断被人叙说;宪政的最初实验则变得十分遥远,不再为人熟知。民国初期一些曾经胸怀大志孜孜以求的宪政试验的先行者们,枯叶飘零,在历史寒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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