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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开国与暴力固权:明太祖加强皇权的各种手段

热度72票  浏览2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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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皇五帝的传说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四十个朝代,其中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

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话极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换一朝臣,但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稳,“伴君如伴虎”这话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兽之王也,将虎比君,实寓豺狼当道之意,始作此语者,可谓意寓深长,对中国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了!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盖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至于第三点,则是作长远计,为子孙谋划。

关于为子孙计,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可以给出绝好的说明。在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明太祖像

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见了,惊慌万分,连忙把怀里的一卷东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这卷东西,展开一看,是负子图,不觉大恸,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责。原来,当年朱元璋同陈友谅大战,以二十万大军对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形势非常危急,马皇后背负太子作战,终于战胜了陈友谅。事后,朱元璋让人绘成负子图,以纪念这段艰难的历史。多亏这张负子图救了太子的性命,否则,太子便有一百颗脑袋,也是保不住的。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他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使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到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问,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到“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

《问刑条例》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做'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只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

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作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明太祖像立皇帝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别人在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

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年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陷,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发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发坤”读做“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处死。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

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万分小心,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头上。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统治,树立了威信。同时,他对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也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案,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案,这两次大案共杀死了四五万人,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当推李善长、刘基。刘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无有不中,因此,他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多次拜辞不受,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难容人,跟他共事长久,必不免有杀身之祸。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封韩国公,有骄矜之态。朱元璋对他渐感不满,想换掉李善长,让刘基为右相。刘基说:“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扑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怀恨在心,就诬陷了刘基的儿子,又害了刘基。刘基忧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不久去世。害死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更加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他恃权自专,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对于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竟走其门,胡家珍宝金帛,积聚无数。魏国公徐达看不顺眼,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说胡惟庸奸邪,应加诛除。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因此,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于是,胡惟庸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不成,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恐怕遭到不测之祸,等了几天,竟然没事,才逐渐放下心来。

胡惟庸自此收敛了一阵,后来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长,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但朱元璋还是十分看重他,经常出入宫廷。胡惟庸请人作媒,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正巧,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高及数尺,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是极大的吉兆,又有人说胡惟庸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捕入狱中,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出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朝廷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深怕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感到震动,他觉得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满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到他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从李善长的态度里他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连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同时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驾车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令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扑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宅第方向。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捉拿。

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过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诛族,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又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未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代,朱元璋只好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发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处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并算,杀者共计近五万。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尽,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明代。

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与功臣结为姻亲,也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行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棘杖”组成的吗?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今天还是否适合,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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