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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建立第三世界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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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国际战略的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目前研究者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构成因素的分析,多集中于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等方面,以第三世界为研究重点的文章并不多。本文旨在对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第三世界因素作一初步考查。

一、影响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认识的几个因素

国际战略,包括对国际社会所处时代和基本发展规律的认识,包括对国际格局的判断以及在此判断下所制订的对外关系原则和方针政策。

毛泽东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所采取的相应对外政策,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然而,毛泽东对于国际社会所处时代背景的认识,却根源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之一―――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对毛泽东的时代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将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1940年,他又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和国际战略思维始终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因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所以“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虽然在不同时期,这一判断有所差别,对战争估计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革命的向往和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始终占上风。邓小平后来回顾道:“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在“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时代观和战争观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充满着革命激情。无论是“中间地带”理论中对两大阵营对峙的分析,还是“三个世界”划分中对于霸权主义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支持“世界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前提下。

另外,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思想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模式。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是善于灵活应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大师,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统一战线思想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应用也是由来已久,无论是“中间地带”理论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一种对国际力量进行敌我划分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中国国内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也是国际战略调整与转变的十年。在这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分化;民族民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高潮;中、美、苏三国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当时西方流行的“三个世界”理论已将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称为“第三世界”,这和毛泽东70年代初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就将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简称为“第三世界”。经过这十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不再把中国列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将中国明确划归为第三世界,并对于第三世界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赋予了殷切的期望。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的国际战略,都没有摆脱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维方式,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在毛泽东这一思维模式下形成的,有相似的时代判断和斗争策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这两大理论,无论是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还是“世界革命”的目标和方式二者都有了巨大变化。相应的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盟友和对手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的“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战略转变。而1956年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正是这一重大转变的酝酿期。那么,在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是如何逐渐调整的呢?这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认识的变化及其国际战略的调整(1956―1966)

从1956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由于国际环境、大国关系、第三世界本身的民族民主革命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国际战略中对第三世界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第三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强。这是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

(一)从1956年以后到1958年前后,毛泽东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

1956年前后是中国秉承万隆精神、开展和平外交最为专注的时期。毛泽东表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然而此后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在一些方面遇到了挫折。在同美国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后,中国又向华盛顿表示了其他姿态,但是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和贸易禁运。由于台湾问题的根本分歧,中美大使级谈判陷入僵局,中美两国长期交恶。另外,中国在中日关系方面的努力,也未获得日本政府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岸信介政府强调在台湾对蒋介石表示支持,强调日台合作,使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国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度松动的关系未获发展,反而因中国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使中国同英法的关系更加紧张。可以说,1956年以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反而有所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强调说:“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同亚非国家也进行着合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我们一样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并且于1957年9月提出外交政策三项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他还对此作了说明:“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这明显流露出他对西方国家的失望。

另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之音。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在波匈事件后的再次协调并没有持续多久,两国又开始出现摩擦。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了他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著名论断―――“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乐观地认为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这种观点使得正在谋求国际局势缓和的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极为不安。在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上,中苏也发生了争论。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他坚持自己的“两手论”:一是尽量争取和平过渡,二是准备暴力革命。然而,苏联并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由于在两大阵营中交往的不顺利,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中国外交要另辟蹊径。

这时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是最令毛泽东感到振奋的事情。第三世界国家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揭开了斗争的新篇章。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是在亚洲,以印度和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为突出代表;那么这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在中东和非洲更为引人注目。在亚洲,新加坡、马来亚也于1958年开始实现自治和独立。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增强了毛泽东的革命信念。毛泽东在莫斯科为他上述“东风压倒西风”的理论举出的10条理由中,有8条就涉及到第三世界。因此可以说,对第三世界革命的不同理解是中苏理论分歧之一,而反过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受到的挫折又促使毛泽东越来越重视第三世界。

于是,在同西方的继续敌视中,在同苏联的理论分歧中,毛泽东开始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重视同它们的交往,并且鼓励它们的反帝斗争。

中苏两党的理论分歧,进一步发展到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的摩擦与冲突。1958年和1959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后,毛泽东逐渐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于苏联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泽东的外交思维中渐渐加大了砝码。新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流、团结和合作日益重要起来。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虽然仍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但也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寻找新的力量,开始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使命同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

(二)1958年之后到1962年前后,毛泽东开始把第三世界视为新的革命动力

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使这一年以“非洲独立年”载入史册。1962年,阿尔及利亚经历长期的解放战争后获得独立,这是非洲大陆民族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在美洲,最引人注目的是古巴。在亚洲,印度支那的局势更加复杂。印度、印尼等国开始相继收复老殖民帝国仍旧霸占的一些国土。1962年,印尼收复西伊里安。此外,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也开始了某些联合与合作。1961年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第三世界从亚非会议确定的亚非联合,发展为亚非拉的世界性联合。

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让毛泽东反感和不安。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宣扬苏美在许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局势”的“戴维营精神”,主张裁军。随后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来到中国,在30日的国庆宴会的讲稿中暗中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引起了中苏双方领导人的激烈争吵。毛泽东开始在内部尖锐批评说:“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对于苏联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并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看似不偏不倚实则偏袒印度的态度,毛泽东十分愤怒和失望。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莽撞和软弱也使毛泽东很不以为然。面临着美苏缓和的形势,一直处于两大阵营冲突前线的中国于是以革命外交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外交的尴尬局面。

1958年2月改由陈毅元帅任中国外长时,毛泽东已经在酝酿革命外交了。1958年中国对于中东事件的反应以及炮击金门,就是革命外交的一次尝试。然而1959年到1960年初,由于“大跃进”后在国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也由于与苏联的关系大体保持友好,中国的外交主张仍然是和平与缓和。中国越来越加强了和第三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但当时毛泽东在言辞中并不强烈主张它们反帝,更没有提出反对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政府,甚至对于中印关系,他都再三说:“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然而随着中苏之间矛盾的加深,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他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成熟。1962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开始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面的重大建议,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建议,被毛泽东批评为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观点。

1963年以后,他进一步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三和一少”。自此,党内有关缓和路线的观点遭打击而沉默。毛泽东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外交观点占据了上风。至此,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的坚定支持态度完全形成。

毛泽东革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支持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要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责任和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开始突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将第三世界作为新的革命动力来源,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关注和支持。他表明中国要“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党”。但这个阶段中国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还没有公开分裂。

(三)从1963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毛泽东完全将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进行全力支持1962年下半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对中印两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的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63年,中国外交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苏之间相互的文字讨伐。中苏两党由于理论分歧所掀起的意识形态论战,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敌对和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周边展开了进一步攻势。自1961年5月,美国派“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展开所谓“特种战争”后,美国逐渐卷入对越南的战争。1964年,美国以“东京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这也是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行为。这一阶段,由于美国变本加厉的敌视态度、中苏论战的升级以及印度的恶意挑衅,中国受到了来自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多重威胁,形成了当代中国外交形势最为严峻的局面。

在这种艰难局势中,第三世界地区的独立解放运动更加引人注目和使人振奋。1961年至1968年,非洲又有17个国家相继宣布独立,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在亚洲,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进入高潮;在拉丁美洲,继古巴独立之后,巴拿马开始了争取收回运河主权的活动,多米尼加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在国际组织方面,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此欢欣鼓舞。他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豪迈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国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为这一革命洪流而激动着,他们相信“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他们认为:“目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革命的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的力量也大大加强。”“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反映了世界人民革命巨流的奔腾前进,特别是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兴起。”

中国人民以这种革命热忱全心全意地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提出了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展开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毛泽东还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支持各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196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将亚非拉第三世界比作“世界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实现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

这一阶段,由于同苏联关系的彻底破裂,毛泽东完全摆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他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完全将第三世界归为“我”方,并将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当作中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艰难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乐观估计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同第三世界的友好交往,也使中国有了新的同盟力量。所以第三世界因素是毛泽东国际战略逐步调整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逐步调整酝酿了7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大转变。

三、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中的作用以及战略调整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逐步调整,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认识中应对客观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在此背景下积极打开外交新局面的主动尝试。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仍然包含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有着对世界革命的热切期盼,体现出国际主义的崇高风范。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它们同中国的交往,对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逐步调整直至根本转变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一,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使毛泽东过于乐观地估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作用,这是他逐渐改变对国际格局判断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于国际格局的最初判断始于1948年提出来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到50年代中期,由于同亚、非、拉民族民主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毛泽东又重提“中间地带”。随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揭示了当时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各种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在中东地区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1957年,毛泽东开始将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号召“两种力量的团结”。1962年,毛泽东更为乐观地估计第三世界反帝的革命要求,又对“中间地带”理论作了新的补充,认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1963年又概括为“两个中间地带”或“两个中间世界”:第一个是亚、非、拉,第二个是欧洲、北美、大洋洲及日本。而中国属于第一个“中间地带”。这就是日后中国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作为自己外交的基本立足点的开端。“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的雏形。他此时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已经和他70年代初所指的“第三世界”内容基本重合。当然,毛泽东对于国际格局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冷战背景、美苏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同中国的相互关系的影响,但是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毛泽东对它的乐观估计,同样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对国际格局判断的改变是毛泽东70年代初国际战略转变的理论基础之一。

第二,第三世界同中国的友好交往,使中国外交进一步突破了意识形态壁垒,为日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转变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世界革命理论已不同于原有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观点。不可否认,毛泽东对于当时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和片面。

他没有充分估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中的复杂性,没有完全了解第三世界同原宗主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充分了解第三世界革命的局限性,没有看到当时世界总的趋势是在曲折反复中缓慢地走向缓和。因此,毛泽东这时候的革命主张过于激进。但是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解决的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只是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样,“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他只是期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交往,开始突破意识形态壁垒,不再以一国的社会制度作为交往的界限,而将“反帝、反霸”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标准,客观上进一步明确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外交最高原则,更深刻认识到在外交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因此,出自激进意识形态的调整却客观上奠定了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的基础。

第三,第三世界与中国的频繁往来,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调整不断付诸实践,增长了中国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十年中,中国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也就是逐步调整对“敌、我、友”的分析、加强对第三世界关注和支持的一个过程。中国逐渐调整了对自身的定位,逐渐将自己归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而且是领导革命的重要一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中国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但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迅速调整了外交政策,纠正了“左”的错误,这十年中国跟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总的来说发展是较好的。这是中国在冷战的背景中,寻求两大阵营之外的空间的一次尝试和练习。这次练习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次突出表现。中国逐渐摆脱了原有僵化的外交方式,增长了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因此,同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国际战略转变的一次演练。

因此,“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分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往,是中国开始新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一次尝试,使中国突破了原有的思维限制,成功地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获得了新的外交空间,为70年代初的进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次尝试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再退回到原有的国际角色中去,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因此酝酿了70年代初新的国际战略。这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最重大的意义。这种国际战略的调整,对当时和日后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首先,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和援助,使冷战中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外找到了新的外交空间和革命力量。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当时就被称为“新兴力量”。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作出的国际战略调整,虽然不免受到主观激进思想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当时的必然选择。在毛泽东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引下,中国找到了新的盟友,不至于在60年代艰难的国际形势下陷入孤立。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有了交往和联系;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今天看来,中国这种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甚至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当时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门外,跟两大超级大国都交恶,只有联合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和革命力量,才能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地位、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对于第三世界无私援助,才被当时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说,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第一个积极作用是,为中国找到了新的“伙伴”。

其次,这个时期中国在同第三世界的交往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中国开始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中国不再作为某一联盟的成员、不再受到阵营的限制,而完全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这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不结盟、不称霸”政策打下了基础。正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才使得中国在70年代初,走出了外交的困境,开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获得游刃有余的有利形势。另外,中国对于第三世界的援助,也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国际责任。中国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仍然真正做到了“在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事业中……我们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同各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起团结奋斗。体现了高尚的国际道义,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第三,“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往,固然是一种国际斗争的策略,但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至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它虽然是一种联合与斗争的策略思想,但是也服从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无论斗争还是联合,都是为了实现其革命理想,因此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帮助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斗争。

第四,由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日益激进,并且与国内“左”倾思想交互影响,最终在他的国际思想中形成了世界革命理论。这是以中国国内革命经验套解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而形成的“左”倾理论,导致中国60年代中后期外交方面的一些不适当的做法产生。同时,世界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幅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前景,使国内政治经济朝着更“左”的方向发展。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负面影响。

总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泽东越来越多地关注第三世界,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逐步升级并且交往方式逐渐改变,最终形成了以第三世界为盟友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第三世界因素对毛泽东国际战略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对国际战略的调整客观上酝酿了70年代初国际战略的重大转变,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新的国际战略以及相应的外交实践,为新时期全方位的中国外交打开了局面,对新时期的内政外交具有重大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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